中新社成都12月23日电题：人工智能伦理能否跨越物种界限？

——专访实践伦理学创始人之一、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彼得·辛格(PeterSinger)

作者贺劭清李汶眙

当前，人工智能的影响范围已从人类拓展至动物。人工智能伦理能否跨越物种界限？人类需要对人工智能保持哪些警惕？东西方如何通过交流合作，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实践伦理学创始人之一、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动物解放》作者彼得·辛格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动物伦理起源于何时？东西方动物伦理有何不同？

彼得·辛格：在西方将伦理延伸到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的两千多年前，东方佛教已告诫世人对万物心怀慈悲。

儒家思想对动物的关注相对较少，这是因为在孔孟之道中，人的责任是有先后次序的。首先是对家人、邻里和同胞负责，之后才轮到动物。

西方普遍认为古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是一名素食主义者。希腊作家普鲁塔克所著的部分残篇以及新柏拉图主义者波斐利撰写的一篇论文曾对此有所提及。

古希伯来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希伯来圣经包含了一些善待动物的教义，例如允许牛在安息日那天休息。但也有观点认为，这一规定并非为了牛的利益。

基督教认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而将其他动物排除在外，并且赋予人类支配动物的权力。尤其是在西方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的诠释下，基督教的观点更为严苛，直接否认人类对动物负有任何责任或义务。

虽然历史似乎将动物伦理的起源指向东方，但现代动物伦理却是在20世纪下半叶于西方兴起。现代动物伦理是应用伦理学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主张将伦理学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比如对饮食选择的伦理讨论。

如今西方动物伦理相关研究蓬勃发展。大部分西方哲学系都设置了实用伦理学课程，并且多会涉及动物伦理领域。同时西方还出版了大量与动物伦理相关的书籍，进一步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些学术成果对人们的饮食习惯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成为素食主义者。

而在中国，动物伦理方面的教学暂时还没有西方那样普及。在研究层面，即使有些课程提到了佛教思想，对动物伦理的学术讨论也不像西方那般热烈。在公众层面，中国目前对动物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猫狗。然而和那些作为人类食物的动物相比，这些宠物的数量显得微不足道。

期待未来通过加强东西方学者、教师和学生间的互动交流，能够让东西方更好地借鉴彼此的优秀理念，共同推进动物伦理的普及和发展。

中新社记者：《动物解放》被认为是动物解放运动的开端。从1975年出版《动物解放》至今，您对动物保护有何新的思考？

彼得·辛格：《动物解放》的出版引起广泛讨论，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反对的声音。然而，这些反对意见并不足以动摇我在1975年提出的基本伦理观点。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如今不少来自其他伦理学流派的哲学家也认同我的观点，认为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毫无道德可言。当代康德伦理学权威学者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克里斯汀·科尔斯戈德(ChristineKorsgaard)便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受亚里士多德理论影响的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Nussbaum)。当然也有一些佛教思想家，如释昭慧法师也强烈反对饲养和宰杀动物的行为。

然而在过去的50年间，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并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改善，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我应该更加务实。既然伦理学论证无法促使大部分人选择纯素生活，或许更切实的做法是呼吁大家尽量减少动物产品的消费，尤其是避免工业化养殖以及工厂化畜牧业的产品。这种集约化养殖方式是最严重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