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建筑领域，“权力美学”成为一种值得警惕的头号敌人。权力美学往往忽视建筑本身的功能需求、地域文化和民众的实际感受。它可能表现为追求宏大、奢华的建筑外观以彰显权力与地位，过度强调形式上的威严，而不顾建筑的实用性和可持续性。一些地方受权力美学影响，盲目建造华而不实的地标性建筑，耗费大量资源。这不仅可能破坏城市的和谐性与生态环境，还可能偏离建筑应服务大众、融入环境的本质，阻碍中国建筑走向符合科学、人文、环保理念的健康发展道路。

    “权力美学”一直试图让民众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大尺度、大体量和大景观，是衡量建筑的惟一美学尺度。“权力美学”可以炫耀权力和资本的存在，但却与公民的幸福风马牛不相及。（参考《建筑中文网》）

    “权力美学”始终是被学术界忽略的事物，但它却主宰了当代中国的公共建筑思潮。这种“美学”曾在忽必烈和朱棣打造北京宫式建筑时大放异彩，而它的当代使命，就是要借助建筑大跃进浪潮，构筑新一代国家主义建筑作品，藉此向公众炫示权力的帝王品质：阔大和崇高、威严和令人生畏。“权力美学”一直试图让民众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大尺度、大体量和大景观，是衡量建筑的惟一美学尺度，也是评判官员政绩、经济发达、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的主要尺度。

    “权力美学”的“宏大叙事”，在上海掀起了超高层建筑狂潮，在北京掀起了打造阔大建筑的热潮，甚至许多地县级城市也卷入了这场“美学竞赛”，企图在空间的高度和广度上打造权力纪念碑。曾有媒体报导指出，某县官员罔顾民众贫困现实，在当地耗巨资克隆了一座“天安门广场”，藉此满足其“权力美学”的理念。尽管有关官员为此丢了乌纱帽，但“美学”本身却没有得到反思，反而变得更加甚嚣尘上。张艺谋也是玩弄“权力美学”的高手，他的《英雄》从摄影机的角度，把专制皇帝的权力意志推向了“美学”高潮。此外，近年来在文学和电视界盛行的宫廷戏，也都是这种“美学”的拙劣的副产品。它们与建筑界遥相呼应，缔结成了“权力美学”的坚固同盟。

    被如此的“权力美学”打造出的公共建筑，固然可以炫耀权力和资本的存在，但却与公民的幸福风马牛不相及，相反它只能让普通民众望而生畏。浙江某地级市的政府大楼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庞大的办公楼前端，是占地辽阔的“亲民广场”，其面积可与上海人民广场媲美，却没有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也没有座椅和遮阳篷供人驻足休息，平民置身其间的惟一感受，只能是个人的渺小。我曾观察了近一个小时，未见任何平民从那里走过，更遑论有人在那里留连。这是对“亲民广场”命名的一个犀利讽刺，它的宏大空间只能拉开执政者与民众的距离，令官府变成了一座权力孤岛，矗立在光秃秃的水泥方阵之间。在权力尺度被炫耀之后，人的尺度遭到了蔑视，但这“美学”的最终结果却恰好应该相反 将是蔑视者本身遭到民众的蔑视。

    我以上谈及的是“权力美学”的“空间算术”，它要求计算权力的空间体量，并且尽可能在高度和广度上实施扩张；在另一方面，“权力美学”还拥有自己的“时间算术”，那就是追求城市发展的速度、变化和“日新月异”的惊奇效果。大跃进的时间模式，至今仍然支配着一些官员的灵魂。此外，似乎还存在着一个隐秘的原因，例如官员必须在任期内完成全部工程，以免其成为他人手里的“桃子”，抑或须在权力有效期内完成工程内部的利益分配等等。这种职务任期的有限性，导致了某种严重的权力焦虑，也决定了建筑的时间算术的法则。高速的“美学原则”就这样被打造起来，成为衡量国家政绩与个人实利的外在标志。

    在高速法则下出现的城市建筑浪潮，充满了颠覆性和断裂性。它急切地要修改城市的陈旧面貌，促使其散发出浓烈的现代性气息，却罔顾古老建筑的传统价值和历史文脉的延续。正是在这种“权力美学”的时间算术，引发了大规模建筑颠覆运动，令中国的城市改造运动沦为空前的文化灾难，大批珍贵的文物级老宅遭到拆毁，北京的南池子胡同是这方面的例证。它不仅从反面验证了城建工程的“含金量”，也显示出“权力美学”在摧毁历史时的冷酷无情。

    “权力美学”完全无视居民和老建筑的情感联系，无视人的生活经验与记忆，也无视旧建筑与历史文明之间的表意关系。这种时间算术数千年来始终支配着中国人的灵魂。正如项羽对秦朝宫阙的大肆焚毁那样，每一个新王朝的本质，总是建立在对前朝建筑的疯狂毁灭之上。因为只有权力才会对另一种权力所遗留的物品感到恐惧。正是这种可笑的“项羽式逻辑”，导致了我国大多数历代建筑的覆没。更为荒谬的是，我们至今仍然不得不承袭这种“美学”的腐败鼻息

    这是当代中国公共建筑的头号流弊，它不仅制造大量混凝土垃圾，实际也构成了对政府形象的严重损害。

原文网址：http://www.pipcn.com/research/200506/261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