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尔是希特勒赏识的部下，他虽然尊敬元首，但也有着自己的性格特征。在阿拉曼战役中他曾数次违抗命令，甚至当面顶撞希特勒。当非洲军团在突尼斯投降后，希特勒将隆美尔召回讨论当前形势。隆美尔告诉希特勒说他觉得战争不可能胜利了，并认为德国应争取“有条件的投降”。这再一次激怒了希特勒，他脸色铁青，大声叫喊：“记住，谁都别想跟我讲和平！”此后，隆美尔和希特勒之间就再没有亲密的接触了。随着盟军确立了在诺曼底的优势，隆美尔意识到西线已经失败了。他至少两次劝说希特勒在西线停止抵抗，但是只要稍微提及和平的请求，希特勒就大发雷霆。随着盟军确立了在诺曼底的优势，隆美尔意识到西线已经失败了，他现在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停止战争以使盟军穿越德国并在红军之前抵达欧洲的中心。无论如何，都要阻止苏军对德国的占领。由于这个原因，他至少两次劝说希特勒接受他的意见，西线停止抵抗，但是只要稍微提及和平的请求，希特勒就大发雷霆。

1944年7月初，隆美尔就当时的形势写了一份备忘录并交给了希特勒。7月15日，他又写了另一份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阐述：“这场不对等的战斗正在接近尾声，我认为应当从当前形势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作为B集团军司令，我不得不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很显然，隆美尔并不相信他的报告会让希特勒改变主意，他之所以写下并散发这些备忘录有可能是为了在战后证明他在当时那种灾难性的形势下并没有保持沉默。盟军攻入法国后，隆美尔曾经设想过除掉希特勒以实现和平，“然后我就开放西线”。慕尼黑著名的记录片制片人莫里斯·菲利普·雷米在为其著作《隆美尔的神话》查找档案时，发现了长期保存在民主德国档案馆中的材料。这些材料证明，隆美尔当时确实很接近反抗，比现在众所周知的还要接近。关于隆美尔是否真的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即被希特勒定为叛国罪的问题，历史上普遍的看法是他没有直接参与，也没有同意刺杀希特勒。因为他在听说希特勒遇刺时感到了无比的愤怒，他觉得“死希特勒可能比活希特勒更有危险”。所以，就在刺杀希特勒的前3天，隆美尔还乘坐敞篷车视察诺曼底前线。斯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失败后，德国掀起了一股汹涌的清洗浪潮。密谋组织中的成员霍法克中校，因为害怕一死，就说出了隆美尔和克鲁格两位元帅的名字。

1944年7月17日，隆美尔乘坐的汽车遭到盟军飞机的猛烈射击并受了重伤后，就一直躺在医院里。他对这背后的活动一无所知。一个星期后，他仍然无法写出自己的名字，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口授，而请护士小姐给她作记录，这样才给他的妻子写了信。后来，隆美尔的伤势渐渐有了好转，医生批准他可以回家疗养了。刚刚回家的那一段时间是隆美尔最高兴和最温馨的一段日子。但是，并没有过多久这样的日子，一天下午，他爱人露茜的妹夫汉斯慌张地来到隆美尔的家里，并告诉他说：“戈台勒已经被捕了”。隆美尔听了摸不着头脑地问：“戈台勒？我不认识他。怎么，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从他那里搜出一张名单，与你有关系。”汉斯紧张地说，“另外，还有一张字条，说你是西方敌人所尊敬的惟一军人，革命之后———就是刺杀希特勒后，必须由你来掌权。你看这……”隆美尔差一点摔倒，他知道，自己已经被牵连到这场事变中去了。他曾经与刺杀希特勒的密谋分子有过来往，但那只是答应他们同西线的盟军接触，实现停火，以避免德国被前苏联人占领，并不知道这些人还有要刺杀元首的阴谋。但是现在，他似乎已经没有解释的权力了。不久，隆美尔手下的助手被一个个地抓走了，接着隆美尔的住宅附近就有了秘密警察的监视，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凯特尔元帅也打来电话，请隆美尔到柏林去谈一下新的工作安排的事项。隆美尔心里明白，自己的死期已经到了。在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前来逮捕隆美尔的两个人与他进行了密谈，并告知他或者选择自杀，将给予国葬的待遇；或者选择审判，被按叛国罪处死。隆美尔抱着最后一线希望问他们，希特勒知道这个决定吗？来人微微点了点头。隆美尔绝望地摇了摇头，他知道自己成了那伙密谋集团的替罪羊。十几分钟后，隆美尔告别了家人，跟着来人钻进了汽车，在离开家不远的一个寂静的树林里，隆美尔吞下了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