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名作家曾经评价蒋介石，认为他具备了“历史上成名的一切条件”，资源、手段、方法他全都有，但是唯独缺乏了关键的“运气”。不过，作为淮海战役国民党一方的实际总指挥，杜聿明对于毛、蒋两人的成败区别却另有看法，他认为蒋介石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也正是这一缺点决定了他在淮海战场、乃至大局层面的败绩。

杜聿明的真话

作为淮海战役国民党一方的实际总指挥，杜聿明对于毛、蒋两人的行事风格区别和指挥艺术不同，可以说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

淮海战役结束后，杜聿明曾在一次谈话中谈及蒋介石的缺点所在，他认为蒋最大的缺点在于“既不听取他人建议，也不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即使蒋本人不乏军事科班教育的底子，多年来也经历过不少战争，但正因为其人固执己见，致使他的战术水平并没有什么长进。

这就导致他虽然早于毛主席登上一党高位，但在长期的斗争中却逐渐落于下风，最后成为失败的一方。

“近代史上绝非一般的人物”

金一南将军曾在某次讲座中提到，后世的一些看法如果仅仅从结果去倒推，往往容易形成不正确的印象，例如认为蒋介石这个人“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实际上这个看法并不全面，也不客观。

如同那位美国作家所说的那样，蒋介石此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绝非一般人物，他拥有强大的内心能量，也确实闯过了大量的明争暗斗，才站上了权力的前台。

例如，他早年在日本上士官学校时期，就曾经在一家名叫《军声》的杂志发表文章，认为应该用武力收复外蒙，可见其人胸怀大志、血气方刚的一面。后来他进入国民党，一步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不全然靠孙中山的信任和提拔，也靠了自己的能力一关一关硬闯过来。

他曾经的竞争对手在内包括许崇智、胡汉民、唐生智、邓演达、汪精卫等人，在外还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这其中不乏比他兵力多的，也有比他实力大的、比他人才多的，有些人根本瞧不上他，认为这个奉化人不足为患，但最后的结局却是纷纷被他击败。

蒋拥有多种多样的能力和手段，而且大都玩得不差：既能软、也能硬，既能拉、也能打，其他如分化离间、暗中收买之类的手法，他都视不同对手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最终达成将对手瓦解消灭的目标。

金将军认为：蒋介石完全当得起那位美国名作家的高度评价，如果他不是正好遇到了毛主席，遇到了毛主席领导之下的这样一个集团、一支队伍，近现代历史的走向有可能会截然不同。

不过，那位美国作家将蒋介石的失败归因于“运气”。在另外一些研究者看来，“运气”只是其次，蒋之所以在时代争流中不敌毛主席，其人的成长道路、性格形成等因素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毛与蒋的青年时期

蒋介石出生于祖籍浙江奉化的普通盐商家庭，财富并不算特别多，社会地位也不算特别高。毛主席的家庭同样也只能算是中等收入之家，他的父亲一生辛劳，挣到了可算是富农的家业。如果以当时的全国情况横向比较，两者的家庭都属于中间阶层；但后来两人却都走到了比出身家庭更高的地位，不能不说也有某种巧合之处。

此外，在两人的青年时期，两人都同样受到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环境、新思潮影响，接受了一些激进思想。尤其到了1920年至1922年之间，俄国式社会主义成为影响极大、流传极广的一种新兴思潮。其显示出来的极强生命力，让当时对本国未来深怀迷茫、渴望改变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投以巨大关注。

孙中山自己对来自苏俄的理论和力量也十分看重，只是他认为中国并没有分化出如俄国那样极端对抗的阶级，因此他主张“三民主义”，以民族、民权、民生作为解决问题的要点。

蒋介石从1914年开始跟随孙中山，加入了当时的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前身）。这个党从建立开始，其社会基础就显著地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它的主要支持力量来自社会中间阶层，因此许多年内都主要依靠着海外爱国华侨的力量生存发展下来。1919年该党改组成为国民党，势力不断扩大，但吸收的成员仍然以中等以上知识分子为主。他们的家庭多数有“恒产”，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理念与孙中山保持一致，即追求西方式的民主和政治制度，但引入一些社会主义的措施来匡正资本主义的弊病。

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从诞生之日就截然不同：将自己的立党之本放在中国底层贫苦民众中间，主张使用暴力手段来消灭私有制，以此通向构建理想社会的目标。

毛蒋两人各自选择的党派决定了他们的立场分歧，这一分歧也将从更多的细节维度影响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导向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即使在1923年到1924年两党合作期间，毛主席对自己承担的国民党工作十分重视、国民党高层中也不乏对他欣赏有加的声音，但这一切并不能影响他的根本立场——时间越长、了解越深，他越是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和国民党“不是一路人”。

截然不同的性格特质

在留下来的影像和照片资料中，蒋介石常常显示出一种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大人物”气场。或许因为日常都和“精英人物”打交道的缘故，蒋习惯了时时注意自己的军人气质和仪态，腰板挺直，连风纪扣都扣得一丝不苟。

据他的侍从官们回忆，蒋的日常生活“简单而严谨”，作息时间十分规律，每天清晨起床活动筋骨，然后留出固定时间来早读。在听取下属汇报、召开会议时，除了流程确定的训示讲演外，他少有言语，总是沉默地坐在高位上倾听。

在这些细节方面，毛主席的习惯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风格。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不拘小节的人，谈话时嬉笑怒骂海阔天空，就连日常生活也多有兴之所至天马行空之处。新中国成立后，他有一次讲过自己为什么不想当国家主席，：一是因为总要接见外宾，必须穿上风纪扣整整齐齐的正式服装，他不喜欢那样；二是因为正式活动的规矩太多，他更希望自由自在地生活和看书。

他习惯了穿着睡衣在自己的居室内接见人员、谈论工作甚至接待客人，他甚至还曾经在游泳池边和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谈事——穿着泳裤，一会儿下去游泳，一会儿上来披上浴衣、和赫鲁晓夫谈话。这令赫鲁晓夫感到极为不适和屈辱，因为他不会游泳、又不能干脆离去，只能坐在游泳池旁边“等待”毛和他谈话。但毛主席的种种做法也仅仅因为他习惯如此、感觉舒适，并不是因为他刻意想要羞辱任何人。

《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也曾经记述过，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陕北保安，那里条件艰苦、连洗澡都是相当奢侈的事。尽管斯诺是个“外国记者”，毛主席在他面前也并没有如何在意自己的形象：他一边与这个外国人自由自在地谈天说地，一边毫不在意地从裤腰里捉虱子，捉到虱子就直接用指甲挤破，挤得啪啪直响。

这个画面多年后仍给斯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样的不拘小节代表着一种独特的魅力，令人觉得真实而无距离感。

“过分集中，一插到底”

这样日常行为的不同风格投射到战场指挥上去，也就造就了两人军事指挥风格的极大不同。蒋一贯与下属之间存在距离感，这使得国民党的战场指挥一贯地呈现出“过分集中，一插到底”的弊病。蒋既不能充分放手信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不能容忍其他人对自己的指挥错误提出修正甚至反对，就必然造成蒋的手令越过层层指挥机关、直接指挥前方部队。

许多国民党将军在回忆文章里都批评过蒋介石的这种指挥风格，因为它太过僵化且不切实际。要知道军情如火，战场上的局面瞬息万变，拿着数小时之前、甚至数天之前拟定的计划来面对当前最新的战局，必然会一步慢、步步慢、导致受制于人。

从当年“围剿”红军时期，到后来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蒋一直都在奉行这种越级指挥的指挥模式。看看那些时期蒋介石发出的电报，他甚至连部队如何行军、如何露营、如何布哨，都要面面俱到地加以指挥。这些电报令实际负责战场的指挥者们叫苦不迭，杜聿明自然是其中之一。因为来自蒋的不少命令与军令部的总体作战部署相互牴牾，从或不从本就令指挥官们伤透脑筋，不同部队之间的选择参差更会引发配合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大地的布局者

而毛主席日常处理事件、讨论问题，则显示出一种善于陈述也善于倾听的姿态，他更多地关心宏观战略、把握大方向，而那些细节执行、随机应变的部分，他放心且放手地交给前线指挥官去全权负责。

他从不过问前线部队的具体行动，更不会凭空想象、对前线指挥官的具体指挥进行干涉质疑。而我军主要指挥员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杰出将帅，他们不仅精通作战指挥，还有带领部队冲锋陷阵的经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还练就了超强的军事领导才能和驾驭全局的能力。

这样的配合与信任，显然更能够适应战场事情情况，也更容易在战场上争得主动。有研究者将毛主席的战场指挥比拟为下围棋，他善于布局，往往谋定机先信手拈来，然而一子一目的争夺厮杀，却往往都放手给真正的现场指挥者去自行发挥。

1944年欧洲战场刚刚取得胜利，毛主席便冒险将延安的两个旅从国民党和日本人占领地之间塞到湘粤边界一带去。这一举动是为了造成牵制国民党的有利局面，虽然因为日本投降而未能顺利实现，但已经足以显示出毛主席谋篇布局的鲜明风格。

1948年至1949年的三大战役，更是典型地表现出这样一种战略家的特质——他灵活地在战役指挥中使用运动战的战法，大胆地调动部队迂回穿插，忽儿内线，忽儿外线。这令墨守成规、需要更长反应时间的国民党一方难以适应，而蒋却还依然故我地坚持他的“一插到底”做法，这无疑加速了国民党军队的失败。

点和

说说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