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为何兴起于东部沿海地区？它的深层根源是什么？

恩格斯指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的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

沿海地区民众属于混沌初开时期，较富有冒险和探索精神的人群，向险恶的海洋讨生活，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却远比内陆居民险恶和复杂得多。

处在原始时代，科学文化水平低下，认知能力有限，他们对海上出现的灾害性事件无法认知其原因和规律，也无法对这些现象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自然而然的，民众将其归因为人类本身无法达到的超自然神力所致，普遍认同冥冥之中有神灵在操控一切，因此自古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多有淫祀的文化风俗。

如《汉书地理志》记载，江南“信巫鬼，重淫祀”。

《史记封禅书》载：“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

《淮南子》载：“荆人鬼，越人机。”

“机”在《说文》中解释为：“机，鬼俗也，从鬼几声。”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利用巫作法术，覆祸吴人船。汉武帝时，曾令武巫立越祝祠。“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

《隋书地理志》中把渔猎和鬼神联在一起，《四明图经》风俗载，按《隋书》“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亦无饥馁之患。信鬼神，好淫祀……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蕃汉商贾并凑，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盖其风气所尚也。”

凡此种种，无不说明“信鬼神，好淫祀”是沿海地区民俗的一个重要特征。

可见，道教之所以在东部沿海地区产生，除了滨海民众有祈求海上平安的需求之外，也与东部沿海地区浓厚的尚鬼好祀传统有关。

唐宋以后，沿海地区的淫祀之风未曾断绝。其祀典之淫，以舟山黄龙岛为例。从正月初一拜“菩萨岁”起，到年底祀灶、送年、祀祖宗止，一年中祀典活动达八十余次。

俗话说“贪嘴媳妇做勤力羹饭”，光祭祖宗、祭鬼的祀典活动就达三十余次。几乎年年月月有“羹饭”，时时处处祭游魂。

生病求“香灰”，出海卜吉兆，开捕谢洋供菩萨，生子娶妻谢鬼神，祀典之淫远胜内陆，其他沿海地区也大致如此。

沿海民众的淫祀反映出普通大众生活艰辛，终岁操劳，平日盼望的无非是健康、平安、富裕，恐惧的莫过于疾病、灾祸、贫穷。

民众希望通过虔诚的供奉祭祀来取悦鬼神，获得福报、避免灾祸，这就是尚鬼好祀的深层根源。

民间信仰的天帝、阴王、财神、门神、灶神以及八仙等民间神灵，与芸芸众生的旦夕祸福息息相关，还能够体现百姓信仰的直接性和现实性，淫祀又不像官方祭祀那样繁文缛节，礼法森严，因而淫祀盛行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民间淫祀劳民伤财也自不待言，故自古以来一些江南的地方官员曾经尝试取缔淫祠。

如嘉靖《昆山县志》载弘治元年担任昆山知县的杨子器，“表彰先贤祠墓，撤毁淫祠百区，悉取土木像投诸水火，禁绝僧道巫祝游民及四月十五日山神会，尚鬼之俗为之一变”。

不过，州县官员的自发禁止行为，也是治标不治本，影响地域和实施效果均十分有限，一旦离任，公开的祭祀活动往往迅速死灰复燃，大行其道。

清初，据时人钮绣《觚賸》云：“吾吴上方山，尤极淫侈。娶妇贷钱，妖诡百出。吴人惊信若狂，箫鼓画船，报赛者相属于道。巫觋牲牢，阗委杂陈。计一日之费，不下数百金，岁无虚日也。”

可知，浙江沿海地区的宗教祭祀活动非常活跃，有着坚实的民间基础。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谈及神仙之弊时说，“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

虽然是非先王之教，但是沿海地区人民对于奇迹的发生充满期待，也能接受一些怪异之事，并且乐于传播，道教上承黄老道家，兼容并蓄众多民间教派，为民众海洋神灵观念产生和盛行提供了条件。道教在东部沿海地区兴起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