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改革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这件事就像文艺复兴一样，不仅仅是改变了欧洲，更是改变了世界。

那么宗教改革为什么这么重要？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从改革前基督教的状态说起。

话说在殷商时期，迁徙到埃及帝国的犹太人受到了迫害，于是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准备离开埃及回到他们的故地迦南地区。这次迁徙，其实很像我们熟悉的蒙古土尔扈特部在俄国受到迫害，然后要迁回东方故地的故事。

就像土尔扈特人东归的时候被俄军追击一样，摩西带领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也遭到了埃及大军的追击。在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绝境中，犹太人没有背水一战，而是遇到了上帝显圣。上帝把红海两岸合并，让犹太人逃离埃及，然后上帝把红海分开，阻挡了埃及追兵。

我们在这不考证传说的真实性，单说自此以后，犹太教不仅在中东传播，也影响到了欧洲。

公元元年，也是西汉元始元年，这么巧合的时间点，耶稣诞生。在未来基督教的语境中，耶稣是上帝耶和华之子。但从犹太教的视角看，耶稣就是犹太地区诞生的犹太人。早期耶稣也是精通犹太教教义的。30岁时，耶稣在犹太教的基础上，自称是弥赛亚，也就是上帝派往人间的救世主，创立了基督教和《圣经新约》。

犹太教承认会有弥赛亚出现，但不承认弥赛亚是耶稣。犹太教注重律法，基督教强调救赎。因此，两教矛盾重重，耶稣也因此而殉道。

原本信仰犹太教的保罗接受了基督教教义，他虽然不是耶稣门徒，但却是早期传福音到欧洲的重要先贤。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宣扬人人平等，等同于孟子在秦国宣传民贵君轻，所以保罗最终在罗马殉道，但基督教却在欧洲扎了根。

时间来到了两晋之交，庞大的罗马帝国因为百姓的民族众多，帝国疆域不集中，百姓信仰各异等问题，矛盾重重。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有意用基督教来缓和社会矛盾，加强自己的统治，于是他签署了《米兰诏书》或者叫《米兰敕令》，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允许基督教自由传教。

到了前秦统一北方和东晋对峙的时候，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那自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那就悄悄发生了变化。怎么理解这种变化呢？其实就很类似荀子的很多观点与孔子相反，但他依然打着孔子的旗号自称儒门正宗，荀子一脉发展到了汉朝，就外儒内法了，什么仁义道德民贵君轻就见鬼去吧。

那罗马国教基督教也差不多，所谓人人平等是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平等，生活中还得听世俗王权的。要没这点觉悟，罗马皇帝凭什么让基督教当国教。而且当时的基督教和荀学还有一点相似，荀子非常主张王权压制民权，且号召民权不要反抗王权，其理论基础就是人性本恶，换言之百姓都是刁民，王权不管可还行？至于王是不是刁王，那不关老百姓的事。

基督教有个人生而有原罪的理念，这个其实类似于荀子的性恶论。只不过荀子主张针对人性恶进行王权的管束和教化，而基督教认为人生而有罪，需要通过基督信仰来救赎。

基督教成为国教后，还掌握一些世俗权力和世俗财富，在诸多教会中，自然是以罗马公教为尊。但随着罗马加深四帝共治制度的推行，东方的拜占庭教会的地位便逐步提高。很自然的，只要跟世俗权力有关系，谁也不想屈居人下。拜占庭教会与罗马教会的矛盾也日益加深。这但就类似汉儒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想出头就要说别人不行。古文经和今文经争论的表面焦点是孔子创立儒学还是孔子传承儒学，而拜占庭教会和罗马教会的矛盾焦点是圣神由圣父所发，还是由圣父与圣子所共发。

最终，随着罗马帝国分为东西罗马之后，基督教也分裂为两派，拜占庭系统的基督教发展为东正教，其实人家自称是正统大公教会。东正教各个地区的牧首平等，而基督教的教皇统领教中一切。

两派依附的政权也命运不同，东罗马帝国相对稳定，但西罗马帝国却总被日耳曼人、哥特人甚至匈奴人入侵，最终覆亡。

而在西罗马覆灭之后，其他崛起的国王想要称帝，都要由罗马法统。这恰恰给了基督教机会，衰落的基督教和新崛起的国王们合作，教皇赐予国王称帝的合法性，国王赋予教皇世俗的权利。

于是，在唐朝后期，法兰克的国王查理在罗马城得到了基督教的册封，成为了皇帝。法兰克帝国在查理大帝死后就陷入争端，最终帝国被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分了家产，成为西、中、东是三法兰克王国，也就是未来法国、意大利、德国的前身。

到了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还没统一南方时，东法兰克王国的奥托一世与教廷合作，加冕称帝。于是东法兰克帝国逐渐演变为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

伏尔泰曾经说过，神圣罗马帝国是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欧洲王权衰弱，也因此教权非常兴盛。罗马教廷不仅拥有很大的世俗权力，还拥有大量财富，可以说是当时欧洲最富裕的机构。

教会垄断了《圣经》的解释权，相当于汉以后朝廷垄断了儒家经典的解释权。正如汉以后朝廷干什么事总以孔子之名一样，教会垄断了《圣经》解释权后，干什么事也都以上帝之名。倡导人人平等的基督教，逐渐开始忘了这个初衷。甚至教会也向百姓征税，甚至借口人生而有罪，去兜售赎罪券来榨干百姓手里的钱。

而教会本身有钱有权无监督，那跟地球上任何一个组织都一样，必然伴随腐败、争权夺利、权力滥用。那么钱哪里来？肯定是通过权利从百姓手里或抢或骗得到的。

这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之前，罗马教廷的基本情况。百姓在这种环境中，思维封闭，生活贫困，素质会比同时期的中国人好？那也不见得，这种情况下的百姓，其实也差不多。

不同的是，宋元明时期的底层百姓，别管怎么被盘剥，但都有个错觉，那就是自己有上升通道成为剥削者，因为皇权为他们留了个口子，也就是科举。皇上也直截了当地说过，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车和马。那对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百姓来说，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最大理想就是这几样：有车有房有钱有美女。所以即便一个底层百姓通过科举成为统治阶层的难度不亚于一个底层百姓买彩票中大奖，但百姓依然会觉得自己的悲惨是因为自己不努力。但实际上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官才有几个，百姓有多少，凭什么努力考试就能改变命运呢？但人性如此，往往被结果导向。很多被诈骗的人也是一样，很多骗术只要自己稍微一想就能知道不靠谱，但由于对结果的渴望，所以自己希望是真的，因而会自己骗自己。也正是因为如此，上千年来，中国人不曾怀疑过皇帝制度有没有问题，而是怀疑自己不够努力，或者时运不济。

同时期的欧洲人在教会和王权的压迫下，也差不多是这个状态。他们也不去想自己被王权和教权双重压迫的制度是不是有问题，而是觉得可能是自己的罪孽太深重。欧洲虽然没有科举，但他们也有希望，他们认为只要信仰上帝在教会的指导下虔诚赎罪，死了就能上天堂。

这种情况其实跟当时世界各地的压迫方式大同小异，当世界上被压迫的人要么说服自己接受并爱上这一切，要么愤然反抗成为新的压迫者时，处于黑暗中世纪的欧洲，悄然出现了新的解决方案。

那么为什么欧洲人会在黑暗的中世纪觉醒，而中国人还在重复王朝更替呢？我们下篇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