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7月22日报道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7月18日刊登题为《极右翼民粹主义背后的激情无法用理性解释》的文章，作者是该网站主编朱达·格伦斯坦。全文摘编如下：

法国最近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存在一种难以理喻的悖论。一方面，民众对马克龙总统的不满主宰了选举；另一方面，不少观察人士指出，马克龙在一系列经济指标上的表现相当不错。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民众的愤怒和不满也主宰了这次竞选。

民众和民粹主义者强烈反对建制派政党，出现这种局面的西方民主国家远不止法美两国，尽管其中许多国家的经济基础相对坚实。这就引发了疑问：为什么这种现象如此普遍？为什么它出现在当前这一时期，尽管当前从传统指标来看，经济增长、就业、甚至工资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对比，情况并不太差？

首先，经济指标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情况的概貌，但它们可能掩盖或完全忽略了广大民众或具有政治权重的那部分群体的实际感受。

此外，正如我在2016年上一波民粹主义浪潮、尤其是在英国脱欧公投期间所指出的，政治不能被简单等同于经济理论，这种理论假设的都是“理性行为者”会作出的反应，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这样理性行事。

当时这种“火热”的情绪政治在英国脱欧和随后的美国大选中占了上风，后者表现为特朗普在2016年的大选中获胜，但这两种结局所引发的混乱产生了警示效果。在随后的法国、荷兰、西班牙和其他极右翼民粹运动威胁要取得类似突破的国家的选举中，中间派、温和派和建制派人物（包括马克龙）成功击败了他们。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观察人士当时指出，所谓民粹主义浪潮的消退是对技术官僚治理模式的缓刑，而不是赦免。

如果技术官僚治理模式想要重新获得信誉和合法性，就必须化解一些针对它的批评，最重要的是，拿出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马克龙和拜登确实做到了，欧盟也做到了。然而很明显，美国和欧洲的选民并没有收到这种“情况又好起来了”的信息。观察家已经在很多方面质疑，选民的反对情绪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出于对经济的不满。

完全忽视经济因素对政治行为的重要影响是错误的。但如今，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基于身份认同的社会文化诉求在政治话语中如此突出，这要求我们重新考虑这种诉求的重要性。

在许多方面，这种叙事的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21世纪的头15年里，似乎兴起了一种后国家时代的全球秩序。主权向欧盟和联合国等地区性和全球性治理机构的微妙转移，以及由全球化贸易和旅行推动的文化同质化，确实威胁到人们长久以来对国家认同的依附。

从2016年贯穿至今的另一个明显主题是，移民问题在大西洋两岸政治辩论中的突出地位。当时和现在一样，民粹主义运动的反移民诉求是为偏执者、种族主义者和仇外者量身定制的，也为他们所接纳，尽管我们不能把民粹运动的追随者等同于这几类人。

与八年前相比，当前的不同之处在于一种公开状态：更广泛的运动以及这些运动的主要支持者炫耀甚至陶醉于上述仇恨刻板印象。这体现在大量社交媒体帖子和播客采访中，也体现在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呼吁“立即大规模驱逐！”的标语上。

尽管存在种种缺陷和不足，冷静的技术官僚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于，它抑制了在20世纪上半叶令欧洲堕落到残忍的原始激情。但是，认为这些激情可以永久地尘封于历史，也许是这种模式最大的错误。（编译/朱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