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全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发展，经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全军于1955年9月举行首次全军大授衔。

全军实施军衔制十年以来，发生了不少问题，整体效果不是特别好。1965年5月，经毛主席拍板，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的决定》，于同年6月1日正式生效。此后的二十余年里，我军停止了军衔制度，直到1988年才实施新的军衔制度。

1988年，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公做出一项重要决策：军队一定要搞军衔制！

邓公这番话，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因为取消军衔制度是毛主席的决策。邓公此举，“推翻”伟人的决策，在当时不少人提出反对意见。

面对重重压力，邓公以大局为重，为军队的发展考虑，没有退缩，表示：如果搞不好，我来承担一切责任。

那么，有两个疑惑：1965年毛主席为何要取消军衔制？1988年邓公为何提出实施新的军衔制？

军衔制的确立与取消

革命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被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制，未能在全军实施军衔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朱总司令在总干部管理部全体会议上提出要建立军衔制度：部队三等九级的等级制必须建立，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军事部门的主要的任务就是为战争服务，做好各种工作，相关的评级、评衔工作慢了下来，直到1955年才完成了全军首次大授衔。

建国之初，迫于当时的局势，我国对外政策是“一边倒”，全面向苏联学习，包括军衔制度。六十年代，随着中苏交恶，带有苏联元素的军队条令、教材等遭到了批判，就连模仿苏联的军衔制度，同样遭到部分人的“嫌弃”。

当时不少将领提出反对军衔制，认为那是教条主义的东西，不符合我军的实际情况，建议取消军衔制，这种呼声越来越高。

当然，由于此前没有实际经验参考，军衔制度本身也不完善，如军官实际军衔严重偏低，军衔晋升制度不完善等等，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如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及以上高级将领，在此后的十年里，没有一人的军衔得到晋升，这就是晋升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的一个问题。

从经济角度考虑，当时军队干部的薪水远超地方干部和普通百姓，这是极为不正常的现象。1964年夏，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考虑降低军队干部的薪水，同地方干部适当拉平，向毛主席报告了此事。

毛主席同意降低军队干部薪水，贺龙请示：要不把军衔牌牌也一起取消算了？自军衔制度实施以来，出现了许多问题，毛主席都看在眼里，贺龙的请示，正好符合主席的想法。毛主席把手一挥说：同意取消，这个牌牌我早就想把它摘了。

1965年5月，经毛主席拍板，除了十大元帅外，全军不再保留各级军衔。官兵们摘下了五五式帽徽、军衔肩章等，开始佩戴全红五星帽徽和领章。

邓公提出实施军衔制度

从1965年全军取消军衔制度后，收到了一些好的效果，如军费开支减少，彰显了我军“官兵一致”的原则。

全军没有军衔制度的二十余年里，出现了不少棘手的问题，八十年代邓公主持工作时，就提出要实施新的军衔制度。

邓公要实施新的军衔制度，这与1965年毛主席取消军衔制度的决策存在冲突，有些人不明白，提出异议和反对也是正常现象。

对此，邓公耐心向大家解释，当年主席看出军衔制的弊端，下令停止是正确的决策，我们表示拥护的。现在，我们不搞新的军衔制度，存在许多弊端。

邓公所说的弊端，主要体现在军队指挥和外交两个方面。

如，在战场上，当建制被打乱时，不知道听谁指挥，这点在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吃了大亏。

在外交上，我军人员出访国外，对方在接待上缺乏相应的标准，这不便于我们同国际进行军事交流合作。一次，萧克出访伊朗，对方在接待时询问我方人员的军衔和等级时，我方在这方面的问题不方便回答了。

当邓公提出要在全军实施新的军衔制后，不少人有顾虑，怕出什么问题。对此邓公非常认真负责的表示：我们大家不要有思想包袱，军衔制搞得好就是正确决策，搞不好我来承担一切责任嘛。

在邓公的决策下，全军各级单位经过几年的准备，于1988年7月实施全新的军衔制度。

新军衔制不同于苏联和欧美，它是具有我军鲜明特色的军衔制，比第一次更加简单一些，如取消了大元帅、元帅、大将三个高级军衔。对此，邓公表示：和平时期，军衔设到上将为止。

1988年开始，新军衔制度实施以来，对全军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证明它是成功的。

人民军队军衔制度的发展和建设，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从中积累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965年，毛主席拍板取消军衔制度是正确的决策，1988年，邓公实施新的军衔制度，同样是根据局势做出的一项正确决策。

由此说明，在不同时期，政府和军队的决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情况做出不同的调整，才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邓公提出的改革开放决策和实施新军衔制度决策，就很好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