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被宣告死亡,是在1908年11月14日,至于到底是在宣告当时死亡还是此前已经翘了辫子,大家都说不清。先不管这些,咱就当他死在这一刻。兹应吾友之请,写一段玄文,想象若能多活一天,他会干些什么事儿。名义上,他是光绪皇帝,实际上,光绪一朝三十四年,真正话事的是慈禧太后。很巧,慈禧死于1908年11月15日下午两点——假如光绪能多活一天,就从这一刻算起。

光绪若多活一天,当然,要给慈禧太后上尊号、办国丧,但不必为她修实录、刻文集。清朝有所谓“祖训”,女人不许干政。慈禧是女人,不仅干政,甚至主政,然而为了维护祖训的严肃性,制订官方文件,还是尽量不说这类事为好。不过,慈禧在同治、光绪两朝垂帘听政的事,天下周知,完全忽略也不行。怎么说,说多少,分寸不好拿捏。幸好,有内阁有军机处有翰林院,这是他们的分内事,不用皇帝过度操心,只要拿出一个指导性意见,诸臣自会搞掂。

光绪称不上伟大的帝王,慈禧绝对是一流的政治家。那么,关系如此复杂,情绪如此纠结, 光绪要简明扼要说明他对慈禧的观感,提出对慈禧进行历史评价的指导意见,他会怎么说?于此,前辈的教训可派上用场。

嘉庆所修《高宗实录》,对其父乾隆的文治武功赞不绝口。书中的乾隆,不论时势如何,形象都是那么伟大,思想都是那么光辉,决策都是那么正确。但是,嘉庆发布应对白莲教肇乱的圣旨却明明说道,此皆政治不修、官逼民反的恶果,而且播种恶果为时已久。也就是说,错不在本朝,错在“先帝”留下了一个烂摊子。若然,作为儿子的嘉庆,并不真的相信作为老子的乾隆是百分百的“伟男”,并不真的认可有什么乾隆盛世。只是他运用高明的叙事策略,巧妙掩盖了对父亲的愤懑。嘉庆说,肇乱祸胎虽在前朝,但怀胎的不是他爸爸,而是腐败低能的文武官员。于是,他顺理成章惩罚前朝旧臣,腾空了实施新政的地盘,为巩固专制打下基础——专制绝非天赋皇权,而要靠智勇双全寸土必争的手段去争取。

这就是嘉庆给光绪的教训:对慈禧皇太后,一句坏话都不要讲。斯人已矣,鞭其尸,锉其骨,扬其灰,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反而让人小瞧了自个儿,留下气量狭小的口实。正确的做法,应该树立慈禧的高大形象,国势越危,越要树立。不如此,怎么有理由清除前朝遗留下来的“乱臣贼子”?皇太后那么英明伟大,国家却是这个球样,不教所谓先朝老臣负责,难道罪在朕躬不成?于是,自然而然,名正言顺, 光绪着手开展第二项工作:打击保守势力,推行政治改革——严格说,应是继续推行由慈禧定调并已施行数年的“晚清新政”。读者若有兴趣,略为比较百日维新与晚清新政的项目,即知后者改革的广度深度强度都远超前者。当然,推行新政本意为加强统治,孰料加速了灭亡,这是历史的恶作剧,属于非可抗力,除了苦笑,别无解决方案。

尽管要推行的是制度改革,但传统中国有条原则,叫做“有治人,无治法”,就是说,没有合适的人,再好的法也是摆设;由合适的人主持,再坏的法也能结出善果。因此,欲行改制,先得换人。要换人,先点人头,看看当时的权力核心——军机处,由奕劻、载澧、世续、张之洞、鹿传霖与袁世凯组成。

庆王奕劻,爱财如命,卖官鬻爵不可胜数,人送外号“老庆记”——以官为商,名副其实的“官商”。卖官不是什么新鲜事, 光绪亦未能免俗,他的最爱珍妃,就有这方面的不良记录。但是,像奕劻这种卖法,清代一人而已。那么,对奕劻,不妨采用历朝新帝登基驱杀前朝权臣以收杀鸡儆猴之效的手法,狠狠治他。

醇王载澧,是光绪的亲兄弟,是个怂人,说不利索,写不清楚,不能为善,亦不足作恶,去留随意可也,日后汪兆铭(号精卫)去暗杀他,殊属无谓。

世续,才不足以应变,一颗心却是红彤彤的,留下他,正可显示体恤忠臣的风范。

张之洞,在光绪心中不啻曾(国藩)、左(宗棠)再生,早就要重用他,恪于形势,一直没有机会,今天总算得偿所愿。当然,没必要让他做军机领班大臣,可以让世续挡在前面,而赋予张实际权力。在满汉矛盾愈演愈烈的时代,让世续领班,可以安慰满洲人之前数十年被逐渐边缘化的失望;同时,以张之洞为实际办事人,庶几能令汉人稍减叛逆之志,更为疮痍满目的国家恢复一点生机,两全其美,上上之策。

鹿传霖,在地方政绩上佳,对朝廷忠心耿耿,才略稍逊于张之洞,终究是不可或缺的高级领导人,必须留任。这几位的行藏用舍皆易处置,最费斟酌的,就是袁世凯。

论才,袁世凯或高于张之洞,至少打个平手。论胆,袁世凯绝对高过张之洞,不然日后怎敢做皇帝?今人论袁世凯,大多数必认为光绪恨透了他,其实不然。

从事实上讲,袁世凯压根没得罪过光绪。戊戌政变失败,害得光绪被软禁,都是袁世凯告密所致?否。袁世凯不愿出兵捕捉慈禧,耽误了历史进程?否。光绪从未想过哪天要将慈禧太后杀了,这都是康有为事前异想天开，事中乱说乱动，事后造谣蛊惑弄出来的假象(康有为甚至伪造光绪密诏,十分不老实,人品有问题)。

翁同龢与光绪的关系,不用说,谊属师生,情同父子,但翁老师沽名钓誉(以“清流”相标榜,不讲实际,徒恃意气,绝非合格政治家),公报私仇(对李鸿章即如此),最终贻误大局(甲午战争失败,其人应较李鸿章负更大的责任)。因此, 光绪痛定思痛,至死不原谅同龢——同龢之死, 光绪都不愿给他封个谥号。

平情而论, 光绪对袁世凯不应有太大的恶感,反应认为世凯是一员干吏,应该调动他的主观能动性,让他担负更大的责任。同时,命张之洞等老成之人从旁督导,未尝不能将一世枭雄调教为一代名臣。清代皇子自幼苦学勤练“帝王术”,学来何用?就是用来对付袁世凯这类枭雄的嘛。光绪对自己有信心,遂做出最后一个重要决定:袁世凯,继续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这应该就是光绪的最后一日吧。当然,他顺手报了一个仇,将太监崔玉贵杖杀——这小子太可恨,珍妃当日就是被他落井下石残忍杀害的。

（摘自《同舟共进》）转自往事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