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比以往更有紧迫感。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诸多挑战如气候变化、全球经济不稳定等接踵而至。美国意识到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责任愈发重大，若不迅速采取行动，其优势地位可能会受到动摇。在科技领域，竞争日益激烈，其他国家在某些前沿技术上已崭露头角，美国感受到了追赶的压力。同时，国内的社会问题也亟待解决，贫富差距、种族矛盾等持续存在，这使得美国必须以更紧迫的姿态去应对，以维护其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球影响力。

美国政府的关税新政，在全球化遭遇逆流之际，进一步引发了国际贸易市场的波动。事实上，从美国时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针对全球的“对等关税”政策以来，包括加拿大、欧盟、中国等多方就提出了各项强硬的反制措施。

5月10日至11日，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当地时间11日晚，中方代表团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表示：中美达成重要共识，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

随后，中美双方在北京时间5月12日下午发布《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

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本次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大幅降低双边关税水平，美方取消了共计91%的加征关税，中方相应取消了91%的反制关税；美方暂停实施24%的“对等关税”，中方也相应暂停实施24%的反制关税。

中美会谈释放了哪些信号，未来走势又会如何？特朗普政府所推行的关税背后，意欲何为？对全球经贸、中美关系有何具体影响？就此，时代周报对话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李成。

在美国工作生活38年的李成，曾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首位华裔主任，师从基辛格，对中美关系有深入观察和深刻见解。在他看来，当前国际形势之下，应该理性看待中美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崛起与进步。

一、释放了哪些信号？

时代周报：中美双方已经在日内瓦结束了贸易会谈。根据双方透露出来的消息，都提到“会谈富有成效”。但事实上，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就有过类似的经贸会谈，你觉得这次的会谈与之前相比有什么区别，双方的关系走向又会如何变化呢？

李成：区别还是有的，美国比以往更有紧迫感。再过一段时间，美国几个重要的节日就要来了，比如感恩节、万圣节、圣诞节，这些节日所需要的产品基本上也都处在一个发货的窗口期内，如果再不定下来，那美国本土的市场就会受到影响。

第二个，关税问题或者说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如果再不解决，就不仅是通货膨胀的问题了，更主要的是会影响美国股票、债券市场，这是特朗普或者说他的执政党不愿意看到的。

第三，特朗普显然是更需要中国的，这不仅仅指经济范围，他是需要跟中国建立一定的合作关系，还期待来中国访问，这都是美国需要这场会谈的原因。

对于中国而言，在经济上需要考虑的问题也很多。但中国还有个更大的战略考虑，因此（中国）也不希望和美国关系恶化，也需要互利共赢。

此次会谈相当于双方之间的摩擦告一段落，但长期来看，双方还会是竞争关系。

二、“对等关税”政策弊大于利

时代周报：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从推行到延迟90天。你认为，这项政策暴露了哪些问题？

李成：首先，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贯穿了他从商到从政的整个生涯。实际上，自从他涉足政坛以来，有两个议题是他反复强调的：一个是关税，另一个是保守的移民政策，或者说是反移民政策。

他曾表示，“关税是字典中最美丽的词”，足见他对这一手段的重视与偏爱。从他的角度来看，提高关税是合理的：一方面能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减轻中产和劳工阶层的税负；另一方面，他认为关税政策可以提振美国经济，缓解贸易逆差。

但问题在于，特朗普政府忽略了几个重要的经济后果。首先，从经济学角度看，简单粗暴地加征关税，很可能加剧通货膨胀，削弱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其次，美国政府在推进这项政策时，几乎同时得罪了所有主要贸易伙伴。原本是想发动一场“全球性关税战”，但现在包括中国、越南、英国在内的国家纷纷调整应对。这种策略令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态度更趋对立甚至反感，长期来看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和经济合作都造成了伤害。

真正关心美国经济的人会发现，关税政策暴露的问题远不止通货膨胀一项。其对股市、债券和金融市场的冲击更为深远。这些影响已经开始显现，未来可能愈演愈烈。美国原本被视为一个稳定的投资目的地，现在则面临对其经济走向、政策稳定性和市场信心的多重质疑。

时代周报：此前特朗普政府还推出过“投资移民金卡”，门槛高达500万美元。这项政策是否对美国整体的移民政策形成冲击？

李成：“金卡”政策的矛盾性需要分层分析。首先，必须质疑的是：如今还有多少人愿意花高额成本移民美国？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再者，特朗普不止推出了这类移民政策，他还发行虚拟货币、涉足多项商业活动。其背后可能涉及复杂的利益输送与不透明交易。

此外，投资移民政策在美国国内也充满争议。从特朗普政府的整体移民战略来看，核心目的是限制来自拉美、非洲、亚洲（包括印度）的移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多数移民，尤其是技术型移民，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巨大。如果没有这些人才，美国不可能成为今日的美国。

如今，包括技术人才在内的高素质移民群体也受到影响。大量新闻显示，美国正在失去技术移民，他们转而前往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这是一个严重的隐忧。

三、美国或正处于“试错”阶段

时代周报：关税战、贸易战无赢家。中方态度明确：不愿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你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李成：最根本的影响并不在于双边贸易关系或经济数据，而在于美国试图阻挠中国的发展。

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看，“安全问题”属于高层次政治（High Politics），而“贸易与经济”则被视为低层次政治（Low Politics）。特朗普政府很清楚，挑起关税和贸易战更多是出于政治动机。

全球贸易应是互利共赢的，中国与美国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问题在于，中国几乎所有收入阶层在过去几十年中均实现收入增长，而美国只有顶层20%真正从全球化中获益。这种分配失衡才是美国内部深层次矛盾的根源。

时代周报：你曾提出“结构性矛盾”来描述中美关系。如今来看，这种矛盾是否发生了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成：本质上，这种结构性矛盾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我所谓的“结构性矛盾”，指的是美国自身所面临的系统性问题，特朗普的再次崛起是这些问题的结果而非原因。我们常说，“美国病了（Sick）”。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党争激烈，已超越正常政党轮替的范畴。美国两党之间的执政之争演变为近乎你死我活的斗争，政治体制的有效性和协商能力大幅下降。

第二，贫富差距悬殊。2023年美联储数据显示，美国1%最富有阶层的财富总和已超过50%中产阶级的财富总额。有传言称，马斯克、贝索斯、扎克伯格三人的资产总和相当于美国中下层50%人口的财富之和，如果属实，这种财富集中现象是极为危险的。

第三，种族矛盾依旧尖锐。尽管美国在改善族群关系上做出了诸多努力，但现实情况仍显不乐观，社会融合程度有限。

第四，文化价值观的撕裂。女性堕胎权、同性婚姻、枪支管控等社会问题的激化，再加上对美国市场信心的持续动摇，使得“美国梦”的吸引力大打折扣。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愈发明显。美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都感受到压力。这种情况之下，必然引发摩擦与竞争。

时代周报：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你觉得中美关系，或是全球贸易格局将会如何变化？

李成：我们当前正处在“逆全球化”趋势之中，原本主导的全球化大周期已经结束，新一轮格局尚未完全形成。

越来越多国家正在形成区域性经济集团，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不过，从实际情况看，我们也看到了双方的会谈成果是向好的一面发展。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更广义上的美国体制，都清楚自己在某些方面仍然需要中国的配合与合作。

尽管美国已不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仍占中国外贸总量的16%左右。最终，两国关系必将回归理性，只是过程需要时间与观念上的转变。

丘吉尔曾说过：“美国最终总会做正确的事，但前提是它尝试过所有错误的方法。”当前或许正处于这个“试错”阶段。我的判断是，这一转型过程大约还需十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