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中美关税大博弈，中国企业如何应对？
文|周君芝、毛晨、谢雨心（研究助理）
核心观点
本轮中美关税大博弈，中国企业如何应对？
企业怎么想：关税影响大吗？利润率是抵御关税的关键因素。此外，美国市场集中度、产品竞争力、产品性价比、海外供应链，此四要素也影响企业抵抗关税的能力。
企业怎么做：关税如何应对？短期，企业选择提前囤货；长期，企业选择出口市场多元化并加速出海布局。即将到来的下一轮中国出海浪潮，或有四个新方向。
企业期待什么：如何看待中美关税博弈未来？关税格局尚未尘埃落定，企业短期内选择观望，但已做好中长期博弈准备。漫漫博弈之路，得益于“生产垄断”与“成本控制”形成的双重壁垒，企业估计中国“赢面”的概率更大。关注关税同时，企业还紧盯人民币汇率，因为汇率也影响出口企业利润。
摘要
4月特朗普启动的关税博弈，波及范围和涉及力度已经超过了二战以来的历次关税博弈。
这次关税战并不顺畅，除了一再调整的税率之外，90天豁免期之后全球贸易流将迎来怎样一个关税格局，目前尚充满未知数。
面对历史级别的关税战，中国企业受到多大影响；面对种种不确定性，中国企业将如何应对；可能漫长的关税博弈中，中国企业的期待和关注又有哪些？这三个问题是本文尝试探讨的重点。
一、哪些因素决定企业抵御关税能力？
当前美对华新增关税，主要通过中美双方企业共担解决。所以利润率是企业能否消化关税、多大程度消化关税的核心要素。
根据上市公司数据，我国出口业务为主（境外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超50%）的企业EBITDA（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利润率中位值约为13%。我们以此评估中国企业承受美国关税能力。
不同企业利润率水平有别，对关税承受能力也有较大差异。
若利润率足够高，能够轻易覆盖美加征关税的水平，受关税冲击相对较小，如生物制品、化学制药、电子化学品等。利润率较低，通常企业议价能力也偏弱，关税也更多由我方企业承担。
除去利润之外，还有四点因素也将决定企业多大程度抵御关税影响。
因素一，对美市场依赖度。若出口业务本身面向非美市场，对美国市场出口集中度较低，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就越小。
因素二，产品的可替代性。产品不可替代性越强，关税则越由美方承担。2018年贸易战以来中国对美出口逆势增长的商品，便是典例。如图像投影仪、刀具、婴儿车、户外用品等。
因素三，产品性价比。产品性价比越高，企业的竞争力也越强，就越不惧加征高额关税。摩托车、抗生素、视频记录设备、自行车、笔记本电脑及服务器、眼镜等产品美国从全球进口的价格相比中国进口价格高出90%以上，即使加征关税，美国客户或仍选择从中国进口。
因素四，是否提前布局海外产业链。2018-2023年我国对墨西哥、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复合增速分别达25.4%、18.3%、18.3%、16.5%、11.4%。目前部分企业已在海外建设较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中国企业海外布局链越发成熟。
二、面对关税压力以及不确定性，中国企业短期和长期应对方法分别是什么？
短期应对方法，企业普遍选择提前囤货的策略以应对关税。
特朗普胜选后，市场预期会加征关税，因此企业和客户往往会提前备货：（1）客户提前下订单；（2）企业提前发货到海外分支机构。宏观数据也佐证了企业提前囤货这一行为。去年12月至今，“抢出口”效应明显升温，美国进口环比增速居同期偏高分位。
为了方便提前囤货，企业会灵活调整贸易的微观机制，常用的手段有三个：
其一，提前布局海外中转仓，或在第三国增设产能。企业提前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或中转仓，缩短交货周期并规避关税冲击。如在墨西哥设厂，利用USMCA的原产地规则可实现“零关税”入美；或提前将货物发往美国保税仓，锁定低成本窗口。
其二，变通货物运发方式，优先FOB模式。FOB模式在关税税率、运费和保险费波动不稳的市场条件下有利于卖方。FOB条款下，卖方仅需负责将货物装上船，后续运输、保险及关税均由买方承担。
其三，合同中针对关税条款动态调整，如嵌入“关税触发式价格调整”。合同中加入关税政策变更的应对机制，明确新增关税的责任归属。合同清晰约定“新增关税由买方承担”或“双方按比例分摊”。
长期应对方法，企业加速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出海转移以免受关税影响。
任何一次人为提高关税，都会推动中国企业加速出海，即产业链转移。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冗余”。同时也选择出口布局多元化市场，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风险。
当前越来越多企业选择出海，其中有四个方向值得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美国对中国加征较高关税，中国制造业企业也不太愿意选择在美国进行投资。
方向一，对外投资的国别趋于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出海目的地北美、西欧、南美之外，东南亚、中东、东欧、非洲的一些新兴地区逐渐成为企业出海新选择。
方向二，海外投资环节趋于“重化”，从“贸易出海”到“制造扎根”。
方向三，海外投资趋于“协同化”，即供应商协同出海。目前中国一些大型企业如国内车企比亚迪、奇瑞、长城等已开始协同供应商一起出海。
方向四，针对政治不稳定国家，当地投资“轻化”。以成立分子公司方式为主，视当地发展情况决定是否在当地生产。
三、本轮关税博弈或前路漫漫，中国企业有哪些企业和关注？
企业短期内观望，但已做好长期关税博弈准备。
面对90天豁免期，企业倾向于继续观望，等特朗普关税政策相对确定后，再进行下一步决定。
其一，若90天豁免期之后，关税博弈升级，企业将如何操作？
短期内，若对未来关税提升有预期，企业担心货物卡在海关无法通关，若补缴大额关税则不划算。美国买家经历一波抢进口之后，心态多为观望。
先不论短期内“生产（中国）-采购（美国零售商）-销售（美国消费者）”这一链条中如何切分关税，但中国产品和供应链的不可替代性，或将导致美国终将承担相当一部分关税。
其二，如果关税税率降不下去，即维持今年以来新增税率：中国30%和全球10%，则中国企业或加速出海。
美对中国新增的30%税率较全球10%税率高了20pct，20pct的税率差异对企业盈利影响较大。在此税率下企业可以选择两种模式出海：
一是采用 CAD 模式出口散件，在第三方国家组装成成品后销往美国；二是借用已走出去的成熟供应链企业在当地的产能进行供应。目前这些方向仍处于探讨阶段，尚未明朗，但企业确实已经在考虑应对更恶劣或中期不利情况的方案。
估计关税博弈中，中国企业“赢面”的概率更大。
关税短期内对中国中低端制造业出口带来一定影响，同时也将推动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加速出海。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企业产品的竞争优势，最终将在关税博弈中占据一定优势。
这源于中国制造的“生产垄断”与“成本控制力”形成双重壁垒。
关注税率的同时，出口企业还紧盯人民币汇率。
目录
正文
1
不同企业对本轮关税战反应存在差异
特朗普上任后频频以关税为工具以实现他的政治意图，在从今年2月至今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美国从我国进口关税水平已经历巨大变动，美对华加征关税从20%一度提升至125%，5月初中美会谈后，对华加征关税水平降至30%。
关税水平的大幅波动对我国企业出口已造成一定影响。在不确定的关税政策环境中，国内企业如何应对美国新增关税，美加征关税对我国不同类型企业影响如何，出口企业如何看待中美会谈结果？我们试图从微观视角出发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利润率是企业抵御加征关税的核心因素
美对华加征关税主要通过中美双方企业互相让利方式化解，即新增关税由中国厂商和美国买家协商分担。
企业能够直接承担关税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利润水平。
一则高利润企业能够承担更高程度的关税，二则高利润企业往往意味着企业产品有溢价能力，在关税分担上也更有话语权，可以承担较少利润。
根据上市公司数据，我国出口业务为主（境外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超50%）的企业EBITDA（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利润率中位值约为13%。这一利润是中国出口企业能够消化关税的缓冲垫。
不同企业利润率水平有别，对关税承受能力也有较大差异。
若利润率足够高，能够轻易覆盖美加征关税的水平，受关税冲击相对较小，如生物制品、化学制药、电子化学品等行业EBITDA利润率超25%，自身消化加征关税能力较强。
但若利润率较低，且没有加价的能力，加征30%的关税水平仍会给企业带来较大压力，一些行业如光学光电子、农化制品等EBITDA利润率不足10%，如果企业的出口市场对美依赖度较高的话，那么依靠企业自身消化关税压力较大，除非美国下游采购商承担更多关税。
（二）抵御美国关税战的另外四个关键因素
除了利润率这一能够直接抵消关税影响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决定了企业能否抵抗关税压力。主要有以下四个主要因素：
因素一，对美市场依赖度。
若出口业务本身面向非美市场，对美国市场出口集中度较低，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就越小。
以我国出口产品国别特征为例，用于生产制造的原材料及部分中间设备对新兴市场出口占比相对较高，包括人造丝、棉布、显示屏、纺织设备、注塑机等；货车、客车等产品则对俄罗斯出口占比相对较高。这类产品对美出口占我国总出口比重不足5%，受美加征关税直接影响较小。
面向下游消费的生活用品如家居、服装、户外用品、手工具、吸尘器、电脑等，以及相对高端的机械设备如激光机床等对美出口市场集中度较高，可能受美加征关税影响较大。
因素二，产品的可替代性。
我国一些产品已具备较强产品竞争力，美方客户短时间内难以在全球找到同类替代，这类产品能够把加征的关税向客户和消费端转移。
凭借我国强大的制造业供应链体系，以及近年来持续的研发投入，部分产品在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品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有效替代。主要指向我国出口占全球份额较高，且在过去美贸易战背景下，对美出口仍能保持逆势增长的产品，例如图像投影仪、刀具、婴儿车、户外用品等。
因素三，产品性价比。
我国部分出口产品性价比极高，售价远低于其他国家及地区，即便此类中国产品面临美国加征关税，仍将体现出竞争优势。
凭借产业链、技术、劳动力等多方面优势，我国部分产品性价比极高，远低于其他国家售价，从出口单价来看，部分产品美国从全球进口价格相比从我国进口价格高超过100%，即使加征高额关税，相比从其他国家进口在价格方面仍具优势。
我们拆分美国进口产品量价，摩托车、抗生素、视频记录设备、自行车、笔记本电脑及服务器、眼镜等产品美国从全球进口的价格相比中国进口价格高出90%以上，即使加征关税，美国客户或仍选择从中国进口。
因素四，是否提前布局海外产业链。
海外供应链越完备，产业链受到关税的冲击力度就越小。
2018年以来，我国对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高增，包括墨西哥、东盟国家等，2018-2023年我国对墨西哥、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复合增速分别达25.4%、18.3%、18.3%、16.5%、11.4%。目前部分企业已在海外建设较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
近年我国先进制造业出海建设项目较多，尤其电子、汽车、机械设备、电力设备等行业纷纷选择在海外进行产能建设，部分上市公司已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
2
关税之下企业的长短期应对方案
（一）短期应对方法：灵活调整微观机制提前囤货
企业短期应对关税的策略就是提前囤货。
特朗普竞选期间曾多次发表加征关税的言论，其胜选后，市场预期会加征关税，因此企业和客户往往会提前备货：（1）客户提前下订单；（2）企业提前发货到海外分支机构。
宏观数据也佐证了企业提前囤货这一行为。去年12月至今，“抢出口”效应明显升温，美国进口环比增速居同期偏高分位。2024年12月我国出口环比创近5年同期新高，抢出口效应就开始显现。今年一季度出口表现延续偏强走势。同一时期，全球制造业PMI自去年四季度开始修复，今年1-2月明显反弹至扩张区间。此外，同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越南1-2月出口表现明显强于历史同期水平，印证本轮全球“抢出口”动能偏强。
为了方便提前囤货，企业会灵活调整贸易的微观机制，常用的手段有三个。
其一，提前布局海外中转仓，或在第三国增设产能。
企业会提前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或中转仓，可缩短交货周期并规避关税冲击。如在墨西哥设厂，利用USMCA的原产地规则可实现“零关税”入美；或提前将货物发往美国保税仓，锁定低成本窗口。
其二，变通货物运发方式，优先FOB模式。
国际商会(ICC)制定了11种标准化贸易规则，在外贸实际业务中常用的规则依然是传统的FOB（船上交货）、CFR（成本加运费）和CIF（成本、保险费加运费）。
FOB模式在关税税率、运费和保险费波动不稳的市场条件下有利于卖方。FOB条款下，卖方仅需负责将货物装上船，后续运输、保险及关税均由买方承担。当然，卖方企业会承担进口商单方弃货或拒付风险。
为应对关税的不确定性，具有议价能力的中国企业开始选择FOB模式，回避关税的不确定性。
其三，合同中针对关税条款动态调整，如嵌入“关税触发式价格调整” ，灵活应对税率波动。
合同中加入关税政策变更的应对机制，明确新增关税的责任归属。
合同清晰约定“新增关税由买方承担”或“双方按比例分摊”。例如，“若美国对合同商品加征关税超过合同签订日税率10%，超出部分由买方承担70%”。
或设置动态调整机制，设定“税率触发阈值”，如分档设定税率增幅（10%、20%、30%），对应不同分担比例或价格调整方案。若新增关税超出可承受范围的，可降低承担比例，维持企业利润。约定“如关税增幅10%-20%时买方承担60%，超出20%部分由买方承担70%”。通过在合同中对关税分担比例设置动态调整机制，帮助企业维持利润，降低亏损风险。
企业与客户共同分担关税的底气在于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足够强。
根据央视新闻报道，福建泉州一家外贸服饰企业，产品九成以上是出口的，其中销往美国的超过三成。面对如今的关税局面，企业与美国客户商定的办法是：一分为二，各担一半。企业负责人表示这样做的底气在于，对自家产品核心竞争力充满信心。
短期内，企业倾向于观望特朗普政策进展，放缓海外投资，而非贸然扩大海外产能。
特朗普政府最大的问题是短期政策不确定性太大。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新建厂房并投产，需要较长时间。而2026年中期选举后，或下一届美国政府上台，若政策发生改变，企业投资会受损。因此企业倾向于观望特朗普政策进展，而非贸然扩大海外产能。
后续随着关税博弈落定，中国企业将重新调整产业布局。未来哪些国家或地区面临的关税博弈较低，哪些地方投资或更有优势。
（二）长期应对方法：加速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出海转移
在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对美出口面临高关税和“去中国化”两大困难。长期应对策略就是两点：加速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出海转移。而这背后主要基于三大原因：
首先，任何一次美国关税的加征，都会推动中国企业加速出海，即产业链转移。
任何一次美国关税加征，都会伴随企业三种方向：特朗普1.0时代对中国多数产业加征25%的关税，过去4年里中国企业通过成本优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已经逐渐适应了这一关税。承受不了这部分关税的行业，有的转移到了墨西哥，有的转移到了东南亚，能够留下来的企业都具备一定的抗压能力。能力更强的大中型企业则发挥生产优势，投资到更多的海外国家。
尽管5月12日美对华税率有所调低，但目前对华额外加征关税仍高达30%，大部分企业还是会感到压力较大，只有少数行业能够承受。偏高关税将迫使中国企业加速出海，寻找对美低关税的生产国。
其次，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风险。
美国市场的不确定性（如特朗普关税政策多变）倒逼企业重构全球市场版图。目前中国企业正推进多国多市场布局，逐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分散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关键增量。2017-2024年期间，中国对越南和马来西亚、俄罗斯、墨西哥、巴西、泰国、阿联酋等国的出口份额明显提升。
据央视新闻报道，重庆某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去年以来，我们就在积极拓展欧盟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风险，预计今年对新兴市场出口有20%增长，可以抵消我们美国市场的损失。
最后，海外投资多元化，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冗余”。
从跨国公司角度，以前供应链布局看重“效率与利润”，如今转变为“效率与韧性，利润与安全”协同，跨国公司供应链模式从“单一来源”向“多元备份”转变。
以苹果公司为例，为降低对中国的单一地区依赖。在生产领域，其先后在印度、越南等地建设工厂，生产手机、平板电脑等。代工厂也多元化，苹果在全球有18家代工厂，分布在美国、欧洲、南美、亚洲。
（三）关税战之下中国企业出海的四个方向
方向一，对外投资的国别趋于多元化。
百炼智能调研数据显示，北美、西欧、南美作为传统出海目的地，是企业选择最多的出海地区，分别有30.97%、27.65%、27.58% 的企业选在该地区布局投资生产。随着时间推演，企业越来越多选择投资东南亚、中东、东欧、非洲等新兴区域。
以北非地区的摩洛哥为例，其因地理位置靠近欧洲、交通便利、税收优惠，计划在此建立覆盖多地区的生产基地，布局摩洛哥作为墨西哥布局的风险对冲。
方向二，海外投资环节趋于“重化”，从“贸易出海”到“制造扎根”。
根据德勤与思爱普联合发布的《新型中国企业高质量出海白皮书》，国内企业出海主要有出口贸易、海外营销、海外运营、全球化运营等多种模式，海外市场的布局深度逐级提升。
企业先以简单的商品出口摸索海外市场，而后在经营能力和资源积累的基础上，陆续在海外设立销售公司、客服机构、研发中心等，以逐步深入的方式确立本地化根基。
方向三，海外投资趋于“协同化”，即供应商一起出海。
为尽可能满足进口国或最终目的国（美国）的非关税壁垒要求，企业选择协同供应商一起出海。
非关税壁垒类型可分为直接限制和间接限制两类。直接限制是指进口国采取某些措施，直接限制进口商品的数量或金额，如进口配额制、进口许可证制、外汇管制、进口最低限价等。间接限制是通过对进口商品制订严格的条例、法规等间接地限制商品进口，如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政策，苛刻的技术标准、卫生安全法规，检查和包装、标签规定，以及其他各种强制性的技术法规。
例如，①印度强制手机厂商使用30%本土零件，小米、OPPO、Vivo不得不建立印度供应链，以满足政策要求。②巴西规定汽车厂商必须实现60%本地生产，否则无法享受税收优惠。③《美墨加协定》等区域性贸易协定框架下，原产地规则、进口配额及技术性标准构成关键非关税壁垒。企业必须通过供应链本地化、合规性改造等突破限制。例如对未满足汽车、机械制造原产地要求的产品加征25%关税。如果一辆进口自墨西哥的汽车，其中50%的零部件产自美国，剩余50%产自外国，那么加征的关税税率就是25%的一半，即12.5%。
目前中国大型企业正同供应商一起出海。中国车企比亚迪、奇瑞和长城等，已在墨西哥投资建厂或计划扩大生产，宁波拓普集团、三花智控、银轮股份、旭升集团等汽车零部件企业也已在墨西哥布局生产汽车零部件。
方向四，针对政治不稳定国家，当地投资“轻化”。
在政局动荡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区，企业采取“轻资产、高周转”策略。
企业主要成立分子公司，配备本地销售、服务和推广人员，上下游供应链体系过去主要集中在国内，未投入太多重资产。随后会租赁厂房并搬迁设备，设置组装厂。最后视当地发展情况做下一步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美国对中国加征较高关税，中国制造业企业也不太愿意选择美国进行投资。
当前美国政府面临巨额财政赤字和供应链重建难题，大规模发展制造业存在困难。核心原因有二，一是美国生产投资的时间和资金成本高于其他国家，尤其远高于新兴国家；二是中美政治博弈走势不确定，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生产能否享受平等而稳定的待遇，这是中国企业短期内思考的要点。
3
企业对中美关税展望及期待
（一）企业短期内观望，但已做好长期关税博弈准备
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对未来关税战的趋势应对如何，是否已经立刻开启了海外投资？
面对90天豁免期，企业倾向于继续观望，等特朗普关税政策相对确定后，再进行下一步决定。
特朗普暂时豁免对等关税90天，未来税率将视后续谈判进展而定。也就是说短期特朗普对各国关税税率是不确定的。但考虑到搬厂周期较长，关税政策的频繁变动将导致巨额损失。因此企业倾向于放缓投资，随着关税博弈落定，再重新调整产业布局。
如果90天豁免期之后，关税博弈升级，企业将如何操作？
先不论短期内“生产（中国）-采购（美国零售商）-销售（美国消费者）”这一链条中如何切分关税，但中国产品和供应链的不可替代性，或将导致美国终将承担相当一部分关税。
短期内，若对未来关税提升有预期，企业担心货物卡在海关无法通关，若补缴大额关税则不划算。美国买家经历一波抢进口之后，心态多为观望。
为了希望买家保持购买意愿，所以短期内，卖家和货代都愿意共同承担部分关税，但长期来说很难维持这一政策。
若长期来说关税呈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势必需要将成本转嫁给买家，但这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避免买家心态崩溃。
当然，如果关税税率偏高，客户也有压力，会减少需求。因此随着关税提高带来的价格攀升，订单需求会减少。最终朝着关税税率和订单需求二者之间新的均衡点。
如果关税税率降不下去，即维持今年以来新增税率：中国30%和全球10%，则中国企业或加速出海。
美对中国新增的30%税率较全球10%税率高了20pct，20pct的税率差异对企业盈利影响较大。在此税率差异下，企业出海将提速，两种模式：
一是采用 CAD 模式出口散件，在第三方国家组装成成品后销往美国；二是借用已走出去的成熟供应链企业在当地的产能进行供应。目前这些方向仍处于探讨和设想阶段，尚未明朗，但企业确实已经在考虑应对更恶劣或中期不利情况的方案。
（二）估计关税博弈中，中国企业“赢面”的概率更大
关税短期内对中国中低端制造业出口带来一定影响，同时也将推动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加速出海。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企业产品的竞争优势，最终将在关税博弈中占据一定优势。
我们以当前两类产品为例：
其一，中高端电子产品，关切美国商业利益的产业。
2025年4月11日深夜，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CBP）突然公告，宣布对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半导体设备等20类中国输美商品豁免125%的“对等关税”。这一政策追溯至4月5日生效，覆盖美国从中国进口约1000亿美元贸易额。
特朗普政府在推出对等关税政策不久，就对中国生产的消费电子和通讯设备等中高端电子产品免除关税。一方面源于电子产品涨价压力，若关税落地，iPhone价格将暴涨，但更深层原因是苹果、英特尔等32家科技巨头的联合游说，美国科技企业难以承受高额关税带来的冲击，对特朗普政府施加了压力。
其二，美国民生刚需产业，这源于中国制造的“生产垄断性”与“成本控制力”形成双重壁垒。
以玩具、游戏和运动用品及其零件和配件（HS编码为95）这类产品为例，2024年，美国进口的规模为434亿美元，其中73.8%来自中国。
另根据央视网报道，美国95%的进口婴儿手推车来自中国，据有业内人士预测，美国市场上出售的不少婴儿手推车将涨价至少50%。对民生刚需产业的加征偏高关税，对美国家庭影响很大。早在中美关税缓和前的5月7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向立法者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给从中国进口的部分婴儿用品豁免145%的高关税，包括儿童汽车座椅、婴儿车、婴儿床等等儿童出行用品。这表明美国在关税问题上是可以协商的，针对某些特定产品，可以申请免税或降低关税。
（三）关注税率的同时，出口企业还紧盯人民币汇率
汇率影响已成为中国出口企业盈利的关键变量。
目前外贸中多以美元来定价。根据SWIFT数据表明，2025年3月，美元支付份额为49.1%，仍占据主导地位，人民币支付份额为4.1%，位居第四位，美元在跨境支付中占据绝对优势，国际金融体系对美元的路径依赖短期内难以动摇。
企业在签订合同时会锁定美元合同金额，无法根据汇率随时调整价格。因此在实际收款时，由于汇率的变化，企业实际的人民币收入可能完全不可控。即企业需承担从接单到收汇时的汇率波动风险。
特朗普1.0时期，人民币贬值部分对冲了关税对中国企业的冲击。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从2018年初的6.3贬值至2019年9月的7.1，幅度超10%。
如果人民币明显升值，则会压缩出口企业利润。目前采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企业数量和规模仍相对偏低，出口企业较难对冲汇率风险。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披露的数据，2024年前三季度，企业利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超过1.1万亿美元，套保率为27%，首次办理汇率避险的商户超过3.2万家，虽然前述数据均处历史较高水平，但相较中国出口企业整体数量和出口规模而言，仍相对偏低。
风险提示
关税冲击可能会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叠加别国可能加征报复性关税，全球经济复苏或受到拖累；
美国经济可能走弱，较高的关税水平或影响美国需求，美国经济可能加速放缓，甚至可能出现衰退，从而影响全球经济和资产价格。
全球地缘政治面临不确定性。关税可能对国家及地区间地缘关系造成深刻影响，而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可能带来新的供给冲击，从而影响全球通胀和经济增长。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扰动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和市场风险偏好。
关税可能带来的通胀影响美国货币政策，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表现。
来源：券商研报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