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欧万字警世长文深入探讨了国家为什么会破产这一重要议题。文中指出，国家破产往往源于多种因素的交织。过度的债务负担是关键因素之一，当债务规模远超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就可能引发危机。经济结构失衡，如过度依赖某一产业或部门，一旦遭遇冲击，经济就易陷入困境。政策失误也不可忽视，包括不合理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等问题。此外，外部因素如全球经济形势变化、贸易冲突等，也会对国家经济造成巨大压力，最终可能导致国家破产。达利欧的这篇长文为我们深刻理解国家经济命运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思考。

当地时间周一，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发表长文——《内战？》。以其对国家内部周期的深刻研究为框架，对美国当下社会政治经济生态发出尖锐警示。

此文发布之际，正值美国国内紧张局势加剧——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因国民警卫队调动问题起诉特朗普政府，而特朗普本人则在公开言论中提及“不想发生内战”，现实政治的激荡与理论模型的警示形成了刺眼的互文。

达利欧称，考虑到目前政府的债务问题，以及洛杉矶的骚乱正在被特朗普总统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我认为现在正是提醒大家这一模板的合适时机。

在新作《国家为什么会破产》中，瑞·达利欧创造性地总结了人类历史中反复上演的“大债务周期”及其发展必经的五大阶段，并进一步指出，正是债务/信贷/货币/经济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自然力量、科技力量这五大力量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世界和平与繁荣、冲突与萧条的整体秩序变化。

瑞·达利欧指出，美国当前正身处其国家内部周期中极具危险性的“第五阶段”——这是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最终引爆阶级冲突的临界前夜。

文章核心直指，一种由“巨大财政困境（如庞大债务与未偿义务）、悬殊的收入财富及价值观鸿沟、叠加剧烈经济冲击”构成的“有毒组合”，正成为诱发美国重大内部冲突的核心火药桶。达利欧进一步剖析，当这种“毒性混合”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社会病症叠加时，爆发严重冲突（如内战或革命）的风险将急剧攀升。

美国正处于第五阶段：内战前

看到如今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是在看一部我已经看过很多次的电影。我的视角来自于我作为一名全球宏观投资者超过50年的经验，以及我对过去500年历史的研究。

在我出版的《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我描述了一个模板，可以用来与实际发展进行对照，从而帮助理解世界秩序是如何演变的。我还解释了那些推动世界秩序变动的大周期中，永恒且普遍的因果关系。

这个模板让我相信，货币体系、国内政治秩序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有很大可能会出现趋同式的崩溃。不幸的是，现实中发生的事件正与这一模板高度吻合。

本书第五章描述的是“内部秩序与混乱的大周期”。这一过程以一个包含六个阶段的大周期展开，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特征。考虑到目前政府的债务问题，以及洛杉矶的骚乱正在被特朗普总统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我认为现在正是提醒大家这一模板的合适时机。

我相信我们目前正处于第五阶段，也就是“内战前阶段”，所以我将分享我对这一阶段的描述，以及第六阶段，也就是“内战阶段”的内容。

大周期中最核心的影响因素是债务、货币与经济活动。要理解第5阶段，需明白其衔接在第3阶段（和平繁荣、债务与信贷环境良好）与第4阶段（奢靡堕落、条件开始恶化）之后。

本过程最终走向最痛苦阶段——第6阶段，即资金耗尽，通常伴随革命或内战爆发。而第5阶段正是财政恶化导致阶级冲突爆发的前夜。不同领导人及各群体如何处理冲突，将决定国家是否能和平变革或走向暴力。

现今许多国家已经显现这种趋势。那些财政健康（收入高于支出，资产大于负债）的国家状况相对良好；反之则处境危险。他们会想从经济更稳健者那里“拿钱”。而问题关键在于：财政好的比起财政不好的是少数，多数处于恶劣状态。

这种现状的不均，正是当前各国、各州、各城市、各公司乃至个人在诸多方面（例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以及整体福祉）产生差异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各国在面对这些压力时的文化反应也存在显著差异，有些国家倾向于以更和谐的方式应对，而另一些国家则更倾向于对抗。

经典的“有毒组合”

引发重大内部冲突的“有毒组合”包括：

1）国家与民众处于财政困境（如债务与未偿义务庞大）；

2）社会内部存在巨大收入、财富与价值观差距；

3）遭遇剧烈的经济冲击。

这种多重因素的汇聚通常会带来混乱、冲突，甚至是内战。经济冲击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包括金融泡沫破裂、自然灾害（如疫情、干旱和洪水）以及战争。这种冲击就像一次金融压力测试。压力测试发生时的财务状况（用收入与支出、资产与负债的关系衡量）就像是缓冲器。收入、财富和价值之间的差距越大，系统的脆弱性就越高。

当金融问题发生时，通常首先冲击的是私营部门，然后是公共部门。因为政府绝不会让私营部门的金融问题拖垮整个系统，政府的财务状况才是关键。当政府失去购买力时，就会发生崩溃。但在崩溃发生之前，会出现大量围绕金钱和政治权力的争斗。

通过研究50多次内战和革命，可以清晰地看出，内战或革命最可靠的领先指标是政府财政破产与巨大的财富差距并存。

这是因为当政府失去财政能力时，它就无法资助那些必须被救助以维持系统运转的私营实体（如2008年底美国等政府所做的那样），也无法购买所需物资，更无法雇人完成必要工作。政府失去了“权力”。

处于“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标志、也是借贷和支出能力丧失的领先指标、也是进入“第六阶段”的触发因素之一，是政府巨额的赤字，是政府赤字庞大，债务超出除本国央行外其他买家的购买意愿。

当不能印钞的政府不得不加税并削减开支，或者可以印钞的政府大量印钞并买入政府债务时，这个领先指标就被激活了。

具体而言，当政府资金枯竭（即赤字庞大、债务高企、融资渠道枯竭）时，可选择的余地极为有限：要么大幅加税和削减开支，要么大量印钱，从而导致货币贬值。

有印钞能力的政府通常都会选择印钱，因为这是相对“无痛”的路径，但这会让投资者逃离贬值的货币与债务。不能印钞的政府则必须加税与减支，这会导致富人逃离，因为他们难以忍受更高的税负和服务的丧失。

如果这些不能印钞的地方本身又存在严重的财富不平等，最终往往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

这种晚周期债务动态正出现在美国的联邦和州层面，其主要区别在于：州政府无法印钞还债，而联邦政府可以。

联邦和许多州、市政府都面临赤字庞大、债务沉重和财富差距悬殊的问题，而美联储拥有印钞能力。美联储印钱并购买联邦政府债务，可以资助支出远大于收入的联邦政府。这虽然在帮助联邦政府及其扶助对象，但也让持有美元和美元债务的人在实际购买力上遭受了巨大损失。

那些财富差距最大、债务最重、收入下降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城市、州和国家）最可能爆发冲突。有趣的是，美国那些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城市，往往也是债务最重、财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例如旧金山、芝加哥、纽约市，以及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

面对这些情况，要么必须削减支出，要么必须以某种方式筹集更多资金。接下来的问题是：由谁来承担解决这些问题的费用，是“富人”还是“穷人”？显然，不可能是穷人。

削减支出对最贫困的人来说是最难以忍受的，因此必须对有支付能力的人征收更多税款，而这也加剧了爆发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风险。

但当富人意识到他们将被征税以偿还债务和弥补赤字时，他们通常会选择离开，从而引发“空心化”过程。目前，这正在推动美国一些州之间的人口迁移。如果经济状况恶化，这一过程会加速。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税收周期的发展。

历史表明，在财富差距大、经济状况糟糕的背景下加税和削减支出，是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最强领先指标。

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变动未必是暴力形式的，尽管它们可以是暴力形式。我在个人生活中看到了这些循环正在发生。

例如，我住在康涅狄格州，这是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州，拥有全美最严重的财富和收入差距，也有全美最高的人均债务和养老金缺口之一。我看到富人与穷人各自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几乎不会互相关心，因为彼此接触很少。

我通过接触我们社区中的富人，和我妻子为帮助弱势群体中失学高中生所做的工作，得以窥见两个群体的生活。

我看到了穷人社区中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也看到了富人（在穷人眼中显得富有和奢靡）其实并不觉得自己富裕。我看到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困难而挣扎——富人困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子女教育等；穷人则为收入、食品、避免暴力、子女接受优质教育而努力。

我看到这两个群体更容易对彼此持批判性、刻板印象的看法，倾向于相互厌恶，而不是将彼此视为同一个社区中应互助的成员。我看到由于这些刻板印象，以及富人认为自己并不富有，也不认为穷人值得他们的资助，导致互相帮助变得非常困难。

我对未来感到担忧，因为现有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我亲眼看到，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健康与财政冲击揭示了穷人社区的恶劣状况，并正在加剧可能引发“有毒组合”动态的财政差距。

平均数并不如受苦人数的数量及其所拥有的权力重要。

那些支持对整体有利的政策——比如自由贸易、全球化、取代人力的技术进步，却没有考虑如果整体的利益分配无法让大多数人受益会发生什么，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整体本身也会因此处于危险之中。

若要实现和平与繁荣，社会必须具备能让大多数人受益的生产力。你认为我们今天有做到这一点吗？

历史表明，当政府破产时，为了提高能惠及多数人的生产力，有一条路径是有效的：重组和/或贬值足够多的既有债务及非债务义务。这在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是常见做法。虽然这种重组或贬值在当下通常是痛苦的，但它能减少债务负担，继而为重建创造条件。

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新创造的债务和货币必须被用于提升生产力、带来良好投资回报，而不是无条件地分发出去却无法带来生产或收入增长。若后者发生，这些货币将贬值至几乎失去购买力，政府或任何人都无法从中获益。

历史显示，把借来的钱用于能带来广泛生产力提升、投资回报率高于借款成本的项目，可以提升生活水平并偿还债务，因此这类政策是有效的。

如果用于融资债务的资金不足，中央银行印钞并作为最后贷款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这些资金被用于有足够回报、能够偿还债务的投资上。

历史与逻辑都表明，对各个层次的教育（包括职业培训）、基础设施和能够带来成果的科研进行良好投资非常有效。例如，大规模的教育和基础设施计划几乎总是取得成功，尽管这些投资见效通常需要较长时间。

实际上，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即便是通过举债融资，几乎是所有帝国崛起的关键要素，而这类投资质量的下降几乎也总是帝国衰落的先兆。如果执行得当，这些干预措施完全可以抵消“毒性混合”效应。

导致最终危机的9个阶段

在《国家为什么会破产》一书中，达利欧分析了典型的大债务周期，并重点关注大债务周期的最后时期，即中央政府和央行都破产的阶段。

这一时期通常会经历9个阶段。虽然以下内容展示的是典型模式，但在具体发生的事件和时间上存在很大变化，且不一定严格按照我描述的顺序发展。因此，以下内容可被视为诱发危机的病态因素及经典危机的应对步骤。这些病态因素积累越多，中央政府与央行“心脏病发作”（即破产）的风险就越大。具体而言，导致国家破产的原因众多，如长期超额支出与债务累积，耗资巨大的战争、干旱、洪水、疫情等冲击，或上述因素的组合，等等。

无论具体诱因如何，本清单所列项目均可构成风险指标。病态因素越多，爆发债务/货币危机的概率就越高。以下便是大债务周期末期典型的病态因素演进序列：

1. 私人部门和政府深陷债务泥潭。

2. 私人部门遭遇债务危机，中央政府因帮助私人部门而陷入更深的债务泥潭。

3. 中央政府遭遇债务挤压，自由市场的债务需求无法匹配供给。这造成了债务问题。此时要么出现（a）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转变，使货币和信贷的供需重新平衡；要么出现（b）债务的自我强化净抛售，引发严重的债务清算危机，并在危机结束后降低债务规模和债务偿还水平相对于收入的比率。债务的大规模净抛售是重要的红色警报。

4. 政府债务的抛售会让（a）自由市场驱动的货币和信贷紧缩，进而导致（b）经济疲软，（c）货币承压以及（d）外汇储备下降。由于这种紧缩对经济伤害太大，央行通常会放松信贷并经历货币贬值。这个阶段在市场行为中很容易观察到：利率上升，长期（债券）利率的上升速度快于短期利率，同时货币走弱。

5. 债务危机爆发且利率无法进一步降低时（例如，利率为零或长期利率限制了短期利率的下降），央行会“印钞”（创造货币）并购买债券，试图压低长期利率并放松信贷，使债务偿还更容易。它并不是真的印钱。在这个过程中，央行本质上是从商业银行借入储备，并支付极短期利率，如果债务抛售和利率上升持续，这会给央行造成问题。

6. 如果抛售继续且利率持续上升，央行就会亏损，因为它必须让为负债支付的利率高于从购买的债务资产中获得的利率。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是值得注意的，但不是重大警报，除非央行出现显著负净值并被迫印更多钱来弥补其因资产收入少于债务支出而出现的负现金流。出现上述情况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红色警报，是因为其预示着央行的死亡螺旋（即利率上升导致的问题使债权人不愿持有债务资产，这又导致更高的利率或需要印更多钱，进而导致货币贬值，引发更多债务资产和货币的抛售，如此循环）。这就是我所说的央行破产。我称之为“破产”是因为央行已丧失正常偿债能力，尽管它可以通过印钞避免债务违约，但大规模印钞会导致货币贬值并引发通胀性衰退萧条。

7. 债务重组和贬值。当以最优方式管理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就能实现我所说的“和谐的去杠杆化”—让通缩性降低债务负担的方式（如债务重组）与通胀性降低债务负担的方式（如债务货币化）相互平衡，使去杠杆化过程既不会造成难以接受的通缩，也不会导致难以接受的通胀。

8. 在这种时期，通常会实施特别征税和资本管制等非常规政策。

9. 去杠杆化过程必然会减轻债务负担并实现重返均衡。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债务和债务偿还水平最终都会与可用于偿债的收入重新匹配。在多数情况下，通胀性萧条会导致债务在周期末期贬值。此时政府通过资产抛售增加储备；央行通过将货币与硬通货或硬资产（如黄金）挂钩，加之中央政府和私人部门财务回归可持续水平，实现从快速贬值的货币向相对稳定的货币的严格过渡。

此阶段的初期必须通过大幅提高持有该货币及其计价债券的收益，并严惩债务违约行为，来重新建立货币与信贷的信用，具体表现为奖励债权人、惩罚债务人。此阶段将实施极其紧缩的货币政策和极高的实际利率，虽然短期内会造成阵痛，但非常有必要。若其能持续实施，货币、信贷、债务、支出及储蓄的供需关系终将回归平衡。

具体实现路径主要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债务是否以央行可创造的货币计价，二是债权、债务双方是否主要为国内主体。这两个关键因素将决定中央政府与央行在此过程中的调控灵活度。若满足这两个条件，调整过程将较为平缓；反之则必然更加痛苦。此外，该货币是不是广泛使用的储备货币也至关重要—储备货币地位能带来更高的边际购买倾向，人们会更愿意持有该货币及以其计价的债务。但需要指出的是，历史经验表明，政府往往滥用发债特权，最终导致特权丧失，其衰落也将更为突然和痛苦。

除了“演化”，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演化”，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环——潮起潮落，难以抵挡或逆转。

要想应对这些变化，关键在于了解自己正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这一阶段的永恒和普遍原则。

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应对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换句话说，什么方式最优取决于所处的环境，而环境始终处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那些动态变化之中。

如果一个社会无法顺应变化，它终将走向衰亡。这就是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改革、以适应变化才是最优之道。

判断一个体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是否能有效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客观指标加以衡量，我们也确实正在并将继续这样做。

话虽如此，从历史中传递出最响亮、最明确的教训是：通过高效协作建立共赢关系、共同扩大并合理分配“蛋糕”，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比为财富与权力而内战、导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报、也少得多的痛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梁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