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作为我党历史发展中的一次关键转折，它的影响至今深远。毛主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后，再度回到了领导岗位，革命局面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次会议的召开，让遵义这座城市从此成为了历史的名城。你知道，正是哪个部队确保了这次会议能够顺利召开，并夺取了遵义这座重要城市吗？答案是红六团。

令人惊讶的是，红六团的政委王集成是开国少将，而团长朱水秋却从未拥有军衔，甚至在1955年，朱水秋也只被授予团级干部待遇。这个事实显得尤为奇怪，因为20多年前，朱水秋不仅是红军的主力团团长，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曾担任八路军总指挥部特务团团长，这个职位相当重要。为什么时至今日，他却还停留在原地，甚至有所“倒退”？这一切，都与一场惨剧息息相关。

朱水秋出生在湖南浏阳，1910年降生于这个贫苦的家庭。16岁时，北伐军叶挺独立团经过他的家乡时，开始征兵。朱水秋不顾家庭贫困，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这支队伍，自此踏上了革命道路。叶挺独立团是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朱水秋在其中快速成长，逐渐找到了人生的理想。很快，他便参与了1927年的南昌起义。

随着部队南下，朱水秋被指派与部队一起在三河坝进行阻击战。原本计划坚守三天，但随着时间推移，红军主力逐渐被击散，朱水秋和他的队伍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然而，在这种绝境中，朱水秋没有放弃，他带领队伍转战四方，参与了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并最终成为朱毛红四军的一名排长。

在那个时期，朱水秋已经是“老井冈”人，他是革命的早期种子之一。在同一时期，像粟裕、萧克、陈士榘、杨至成、张宗逊、宋任穷等人，也都在革命队伍中活跃，显示出朱水秋在早期革命队伍中的重要地位。

随着根据地的建立以及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战斗，朱水秋也屡次立下赫赫战功。尤其是在长征的湘江血战中，他与王集成一起，带领红六团在脚山铺进行顽强抵抗，场面极为惨烈。红六团的12位连级干部中，9位壮烈牺牲，战士减员几乎一半，血染了整个阵地。朱水秋因伤被抬下战场，王集成则眼睁睁看着这惨烈的一切，悲痛欲绝。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朱水秋重新投入了战斗。这一次，他的任务是强攻遵义。遵义，作为当时贵州的第二大城市，物资丰富，商贾云集，一旦占领，红军就能得到极大的补给。然而，作为一座重要城市，遵义城内驻扎了大量敌军，攻城的难度可想而知。朱水秋带领一个营和侦察排作为先锋，准备前进。一路上，他思考着如何突破这座城市的防线。

在途中，他得到了敌军营队出征的消息，朱水秋迅速判断出，敌人既然敢出城行军，说明他们并未察觉到红军的动向。于是，他决定趁敌人不备，全力进攻，很快就消灭了敌军。经过俘虏的审讯，他得知遵义城内有三个敌军团，兵力悬殊，若强攻显然不合适。因此，他决定采取智取的办法。

朱水秋派出精干部队，换上敌军俘虏的衣服，并找来一些愿意配合的溃兵。趁着夜色，他们一路疾行，抵达城下后，朱水秋指示俘虏向城内守军喊话。守军隔得较远，又无法看清，竟然信以为真，打开了城门。朱水秋带领队伍成功进入城内，随即吹响了冲锋号角。城内守军完全措手不及，一些正在睡觉的官兵慌乱不堪，四处乱窜，军心大乱。在混乱中，红军轻松控制了整个遵义。

约十天后，中央在遵义召开了那次历史性的会议，虽然朱水秋未能参会，但他为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立下了赫赫战功。

长征继续，朱水秋依然表现出色，在金沙江、腊子口等战役中屡建战功。1937年，国共合作后，朱水秋被任命为八路军总指挥部特务团（又称“朱德警卫团”）团长。这个特务团肩负着保卫中央和军委机关的重任，足见朱水秋在党内的崇高地位与信任。

然而，由于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朱水秋积劳成疾，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在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他被送往武汉协和医院治疗，但谁也未曾想到，他这一去，竟再也没有回到战场。就在武汉治疗期间，朱水秋收到了来自家乡同乡罗梓铭的邀请，后者希望他能留在湘鄂赣地区工作。考虑到革命工作的重要性，朱水秋同意了这份邀请，并向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周总理、叶剑英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成为了湘鄂赣特委军事部长，开始了更多地方性的工作。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进入胶着状态，蒋介石采取了更加严苛的反共政策。1939年6月12日，蒋介石密令27集团军突袭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的通讯处，造成了“平江惨案”。新四军高级参谋涂正坤等人遇害，罗梓铭等6位同志也被活埋，朱水秋因在外工作，幸免于难。由于通讯不畅，中央误以为朱水秋也已遇害，还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朱水秋失联多年，直到1949年浏阳解放，组织才终于找到了他。经过审查核实，确认他在这十多年里没有变节行为，组织恢复了他团级干部待遇，并任命他为浏阳县武装部副部长。回到组织后的朱水秋，心情复杂，他坦言：“平江那么多战友牺牲了，是我没有尽到责任，心里感到非常愧疚，干脆回家务农算了。”

1955年，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朱水秋应一些老战友的邀请，前往北京。当他与开国少将曾保堂相见时，曾保堂感慨万分地握住朱水秋的手，说：“老领导，你的心情我太明白了！像你这样的因伤转业的军人不少，过不了多久，你们的问题一定能得到解决。”

朱水秋笑着摇头，说：“我活着，能亲眼看到祖国的解放，已经比那些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战友幸运多了，不想给组织添麻烦。”正如他所说的那样，1959年，他主动办理了离休手续，回到乡下务农，过上了宁静的生活。

后来，八路军总指挥部特务团建团纪念大会曾邀请他参与，虽然他身着军服的同事们不少，但朱水秋已经变成了一位归隐山野的农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