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中旬，毛主席在与周围人交谈时忽然叹了口气：“想了10天10夜，总想不通尼赫鲁为什么要来搞我们……”这一语气中的迷茫与困惑，彰显了毛主席内心的复杂情感。作为一位极具远见的大智慧人物，毛主席的困扰反映了当时他对印度态度的深刻犹豫和权衡。中印关系的变化让他深感难以捉摸，尤其是在考虑是否要与印度开战时，毛主席的纠结显而易见。

值得一提的是，中印两国在历史上曾有过友好而深厚的关系。印度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曾享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在1951年，中国正值抗美援朝最为紧张的时刻，毛主席依旧亲自出席了印度驻华大使的国庆招待会，这一举动展现了毛主席对印度的重视与友好。毛主席在会上祝贺印方时说道：“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

同年，面对印度严重的粮食短缺，毛主席再次表现出大国风范。尽管中国自身粮食紧张，毛主席依然决定慷慨解囊，向印度提供了66万吨大米。这些行为不仅体现了两国之间的深厚情谊，也让印度人民对中国心怀感激。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两国的关系逐渐出现了裂痕。特别是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尽管在早期，周总理已在1914年印度殖民政府外务大臣亨利·麦克马洪划定的“麦克马洪线”问题上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当时，周总理曾表示：“如果因为边界问题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还不如不提出、不解决为好，以等待时机的成熟。”在“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指导下，中国与印度的边界争议一度被搁置。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与苏联关系的恶化，中国领导层意识到，边界问题再也无法回避。自1960年《中缅边界条约》签署以来，中国相继与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朝鲜等国达成边界协议，唯独中印边界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主要争议集中在“麦克马洪线”问题。

实际上，中印边界争议的核心并非单纯的“麦克马洪线”问题，而是西藏问题。当时，印度表面上对中国表示友好，而在背后却暗中支持“藏独”活动。西藏叛乱爆发后，印度不仅为逃亡的达赖提供庇护，还在中国军队追击叛军时，与中印边界的部分地区发生了首次冲突，导致了流血事件。这一事件深深激化了两国的矛盾。

面对印度挑衅，毛主席依然怀念旧日情谊，不愿过早与印度决裂。为此，毛主席做出了让步，迅速释放了在冲突中被俘的印方人员，并提出了建立“隔离带”的构想。尽管如此，印度并未表现出任何诚意，拒绝与中国进行谈判。为了示好，毛主席指示边防部队按照“隔离带”设想，主动从实际控制线后撤退20公里。此外，毛主席还派遣中方代表团再次访问印度，尽管当时叛乱分子扬言要暗杀中国代表，但中国代表依然坚定前往。

随着西藏叛乱的平息，中国政府决定减少驻军。但由于国内经济困境以及与苏联的紧张关系，毛主席不愿与印度爆发全面冲突，这也让他更加不愿与印度直接对抗。然而，尼赫鲁的扩张政策令毛主席百思不得其解。在1961年11月，尼赫鲁要求印军在中印边境西段推行“前进政策”，企图通过建立军事据点侵占中国领土。

1962年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建立了多个据点，并在新疆军区的侦察下被发现。毛主席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最终制定了“二十字方针”：“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毛主席希望通过这一方针实现有限的自卫，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尽管如此，印度并未作出任何反省或调整，反而在6月间越过“麦克马洪线”，在克节郎河边建立了新的军事据点。

1952年9月中旬，印军向中国军队发起了攻击，导致我军一名代理连长英勇牺牲。这一事件让毛主席感到无法再忍让，他开始更加坚定地认为，印度无意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而尼赫鲁的挑衅可能源于他错误地认为中国的战略重点在东部，无法真正威胁到西部的印度。因此，毛主席认为必须采取更强硬的反击策略。

经过深思熟虑，毛主席决定采取果断行动：“不打则已，要打就必须打狠打痛，使对手尝到入侵中国的苦。”同时，毛主席并未完全放弃和平谈判的希望，他提出了最后一次的和平谈判尝试。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开始积极筹备反击战，决定以强硬的军事行动回应印度的挑衅。

1962年10月17日，在尼赫鲁依然顽固坚持对华扩张的背景下，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作战命令。10月20日，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正式爆发。这一战役不仅是中国为捍卫领土完整而发起的军事行动，也标志着中印边界争议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