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郑振铎以非凡的勇气和担当，全力抢救江南藏书。他深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民族的重要性，不顾自身安危，穿梭于战火之中。他组织人力，精心挑选、搬运那些历经沧桑的古籍善本，将它们妥善安置在相对安全的地方。他的行动如同一盏明灯，在黑暗中照亮了文化传承的道路。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文化的热爱和坚守，为江南藏书的保存立下了不朽功勋，让那些珍贵的书籍得以延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22年秋天，第一次见到上海评弹团高博文团长，会于苏州尹山湖，聊起抗战往事，曾有书生郑振铎在烽火之中，抢救江南藏书，在那个民族文物文化流散的岁月，为华夏留下了几许文脉。

总有些人是用命为国家，为民族留根传脉的。

所以我当时就想创作这样的一部评弹，名为《烽火书魂》。这部剧预计会在今年九月上演。年初的时候，听闻著名作家马伯庸也在创作同类题材的小说，十分欣慰，那些年先贤们的付出，终有人会记得，终不止一人还记得。

振铎，振铎，功成未必只在他，我们的记忆不能没有他。

当我们走进图书馆的时候，点选出某本书，无论是人工还是智能系统，稍待片刻，这本书就会被送到你的眼前。当代出版的书籍，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就算是那些难得的古籍，只要收藏在馆，只要履行一定的手续，除了一些珍贵的宋元版外，其实也不难看到。

然而，书自刊刻，就是要散而不是聚。纸张虽然可以寿达千年，但是在战火的硝烟下，却是片刻也不能支撑。如此脆弱的材质，让我们千年之后还能阅读，本身就是一个人类创造的奇迹。

凯撒抵抗托勒密的烈火、狄奥多西的毁禁和阿拉伯人的铁蹄，毁掉了第一座世界性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

项羽一生最大的污点，莫过于焚烧秦宫，少年终成了焚尽天下书的恶龙的影子；

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战、欧洲殖民南美，又毁掉了多少文化宝藏，人类思想的精华。

可是，总有一些人，在战火中抢出了书，留下了它们，让奇迹终于能成为奇迹。

1937年8月14日，站在法租界爱麦虞限路的中华学艺社的天井里，暨南大学教授郑振铎望着漫天的灰烬，不知道那里是否有自己藏书的劫灰。

自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远在真如地区的暨南大学不得不迁入租界。学生自然比藏书重要，郑振铎护送学生来到安全地带。可是，他那些放在虹口地区开明书店的藏书就保不住了。那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八十多箱，近两千种，一万多册，珍贵版本众多。

对于他来说，这样的遭遇已经是第二次了。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他在东宝兴路的家遭到了日军的洗劫，书箱被刀斧劈开，珍贵藏书被日军劫去。

可是，这跟同时落在商务印书馆的劫难相比，又是那么微不足道。日本派遣军司令盐泽幸一认为，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人，必先灭其文化。

他派遣日机轰炸，日本浪人放火，焚毁了商务印书馆之东方图书馆四十多万册古籍和该馆所出版的全部书刊。

再上数近百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入寇圆明园，八国联军洗劫京城，书籍看上去没有金银财宝夺目，于是变成了最先受到伤害的对象。

倘若如斯坦因劫掠敦煌遗书到欧洲也还好，毕竟郑振铎到英法图书馆中还能阅读到，可那些被八国联军在泥水中垫了炮车轮子，点燃了取暖的古籍呢？如此轻易，却又如此让人痛惜。

战火中的人们是卑微的，当没有米吃的时候，很多挚爱变成了小摊上可以论价的商品。

郑振铎走在上海的街头，见到了那么多藏书者拿出自己的珍藏，不过为了一两顿糊口的米粮。而真心的爱书人，却又拿不出钱来购买，只能眼看着被北来的书商卷走，那些书商的背后或是日本人的满铁集团，或是美国人。

是的，就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所言，中国珍贵图书，正源源不断进入美国，以后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人，要到美国去才能看到真正有价值的材料。

而这，就像埃及的罗塞塔石碑、存世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唐代《金刚经》都藏在大英博物馆，明末名将祖大寿的整个墓园都被倒卖到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一样。

江南古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吗？

一开始，郑振铎希望自己和那些为外国势力购书的书商对抗，可是很快就发现这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的力量再强大，也无法和组织进行对抗，况且他强的是学识，而不是财力。为了买新书，他把自己的旧书拿出来做抵押；买更新的书，则把新书做抵押，这种刮缸底的办法往往只能导致砸破缸。

妻子虽然支持他，可毕竟要掌家，战争年代，柴米油盐贵，她也不容易。

于是，郑振铎想到了国家的力量，只是他借助国家之力收购的第一部古籍，很难说是赔了还是赚了。

中国是一个戏曲大国，但是长期以来，对于戏曲的地位认识却不足，所以人们看戏赏戏，却不惯收集剧本，特别是元代的杂剧，艺术成就光辉灿烂，但是作为研究的样本，却只有明代臧晋叔编的《元曲选》，不过是近百部作品而已。

当时的学者知道苏州的清代学者黄丕烈曾经藏有包含元明杂剧二百四十种的《古今杂剧》，但是这些书到底在哪里呢？大家并不知道，学界在苦苦寻找。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书店老板陈乃乾打电话给郑振铎，说来青阁老板杨寿祺在苏州发现了这套书，但是被分为两个部分，一半儿在唐某处，一半儿在孙某处。

郑振铎找到杨寿祺做中间人，以总计三千元的价格定了这套书，然后回沪筹款，可是当他拿着钱回到苏州后，杨寿祺却尴尬地跟他说，几日前，唐某把自己的那部分都卖给了孙某，现在得了完璧的孙某坐地起价，要一万元的天价！

这岂是郑振铎一个书生可以买得起的？可是他能眼睁睁地看着孙某卖给别人，而这个别人也许是日本人，或者是美国人，把中国的历史瑰宝就这么堂而皇之带出国吗？他曾经把自己的半壁藏书卖给了北平图书馆，换来七千元的购书经费。可是现在自己就算把剩下的藏书也卖掉，换来的钱也不够一万！

对，北平图书馆，作为国立图书馆，买下一样不算流到国外！郑振铎问该馆愿不愿意收购，结果北平图书馆也说金额过于巨大，实在是无力负担。

那么，这一切就都陷入绝境了吗？

此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来电，称愿意买下，请郑振铎再去询价。郑振铎赶赴苏州，终于把价格讲到了九千元。可是战时汇款艰难，而孙某那里非要在两周之内交割。

很快时间就到了，“教育部”的钱还没有到，郑振铎必须先行垫付。那么钱，从哪里来呢？

郑振铎想到了自己工作的大学，暨南大学尚且有一笔办学经费在商学院院长程瑞霖处，那么程院长是否愿意给出这些钱呢？别忘了，还有那么一大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需要负担呢！

当他一再忐忑地见到程瑞霖的时候，想不到程瑞霖见他多日未睡，为书烦忧，爽快地把钱借给了郑振铎，终于拿回了这套戏剧研究难得之宝。

郑振铎尽其一生都非常感谢杨寿祺的介绍之情，说“与之交易二十余年，向来不大讨虚价”。但是据后来的学者研究，却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

原来分成两半的《古今杂剧》，属于唐某的一半早就卖给了书商潘某，而潘某与郑振铎本就认识。属于孙某的一半则是杨寿祺和孙某共有。

杨寿祺为什么跟郑振铎说书还在唐某处，而不在潘某处呢？因为潘某给这套书只开价两百元，如果郑振铎知道书在潘某那里，可以直接去联系潘某，就没有给杨寿祺和孙某坐地起价的机会了。

等到了两人从潘某那里收全了《古今杂剧》后，就把价格从三千涨到了一万。

这是“向来不大讨虚价”吗？可是事情又不能这样算。《古今杂剧》改变了元曲研究的面貌，为中国戏剧和文化史带来了一座难得的宝库。

当时的一万元，也许看来是溢价数倍，但是在今天学者的眼中，又算得了什么呢？杨寿祺诚然是一位精明的商人，可是看到郑振铎为国聚书殚精竭虑，也深为感动，所以后来也曾尽力帮助郑振铎在抗战期间收购古籍。

一饮一啄，脉脉回响，不绝如此。

在那个时代，孤胆英雄是要不得的，郑振铎并不是燕双鹰，为国聚书需要更多人的力量，才能和日本人以及美国人的群狼战术相对抗。

郑振铎邀请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张凤举四人秘密筹组“文献保存同志会”，拯救江南藏书。

张寿镛是明末著名抗清民族英雄张煌言的后裔，曾任晚清苏州知府和民国财政部次长、政务次长等要职，创办了上海著名的光华大学，即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的前身。

何炳松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暨南大学的时任校长。

张凤举是中法大学教授，著名小说家，也是早期的鲁迅研究开创者之一。

张元济更不用说，前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被日军焚毁的东方图书馆就是他创建的。此外，他也有另一桩锥心之痛。

湖州陆心源曾创建著名藏书楼皕宋楼，所谓“皕”是由两个“百”字拼成，为何取了这样一个怪名字？原来陆心源此楼藏有两百部珍贵宋版书，故以此命名藏书楼，后又有《皕宋楼藏书志》一百二十卷，笔者曾将其整理出版。

晚清末年，陆心源身故，其子陆树藩欲发卖其父藏书，张元济几经议价，筹得款项，前来购买的时候，却发现陆树藩竟然已经把皕宋楼藏书卖给了出价更高的日本静嘉堂。

张元济扼腕叹息，久不能语。所以，他不希望江南藏书重复皕宋楼的命运。

为他们聚书提供经费支持的是已经迁往重庆的中央图书馆。原来，郑振铎虽然为此事联系的“教育部”，但是“教育部”本身要负责沿海高校西迁事宜，经费有限，很难拿出那么多钱来买书，所以找到了“中央图书馆”。

那时，中央图书馆有一笔钱来自庚子赔款的英国退款，数额为一百万，原本专用于建设大楼。“教育部”去游说“中央图书馆”，现在打仗了，后面货币必然贬值，等到胜利回到南京，这一百万就不剩什么了，不如现在拿出来购书，也算是得其所哉。

“中央图书馆”答应下来，派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侄子蒋复璁前往上海联络，开展工作。

当然，和其他四人相比，郑振铎最年轻，所以在外面跑书购书的担子，也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这是一场速度的较量，文献保存同志会先是拿下了常熟的铁琴铜剑楼藏书，可转眼间常熟翁心存藏书、沈知芳粹芬阁藏书又被对手获取。除了购书之争，郑振铎自己的人身安全也陷入了危机。

那时候的上海，谁不是处在危机之中呢？《社会日报》的负责人蔡钧徒被日伪杀害，首级被悬于法租界总巡捕房对面的电线杆上；

沪江大学校长、抗日志士刘湛恩被暗杀；

曾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郑蘋如，为了刺杀76号特务头子丁默邨而牺牲；

他曾兼课过的社会科学讲习所的学生王元龙、陈明都牺牲在抗日的游击战场上。

就连他自己，也多次在租界中遭到了日本特务清水董山的追捕，差点儿被堵在了书店里，幸亏伙计灵活应对才让他逃出生天。鲁迅的遗孀许广平被日本人抓去，想拷问出文化界的抗日志士名单，甚至都上了电刑。

可许广平哪怕一夜白头都没有透露半分，那次郑振铎在街上遇见，见她就像老了十岁，许广平只是微微点头打了个招呼，就装作不认识擦肩而过。郑振铎知道，后面必定有特务在盯梢。

为了不连累家里，他不得不搬到外面去住，郑振铎是不会做饭的，独自生活又要坚持聚书的工作，非常非常辛苦，有时候去朋友家，甚至是学生那里蹭一顿，睡一个好觉，都是难得的奢侈。

其实，他原本不喜欢打麻将，甚至对妻子热衷麻将颇有微词，当然他是不敢直接说的，只能在自己写的小说里“蛐蛐”一下。但是在这样危难的情境中，他有时也会打一些，醉一番，结束之后也会黯然后悔，可朋友却说在这样的时势下，只有三种人——“贼、鬼、狗”，才过得平静。

他似乎明白了，心中有烈火的人，总有几分难以自控。

按照今天的理论，郑振铎的表现是一种PTSD。英雄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完美，可正因为痛苦和不易，更显示出坚持的伟大。

后来日军进入租界，有传言说要搜查全城的违禁书籍，为了避祸，整个上海点燃了焚书之火。当一个国家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文化的时候，甚至需要自己亲手毁灭，又何必对于拼命保护的英雄苛责呢？

文献保存同志会最为重要的一场博弈是南浔嘉业堂藏书。抗战之后，书楼主人刘承幹原本经营的丝业受到重创，不得已将书卖出。

不过，出于商人的精明，他把嘉业堂的藏书分为三份：一类为藏在南浔的普通本，一类为藏在上海租界的宋元善本，还有一类也藏在租界的明代善本。

当时的南浔可是日本人的占领区，日本人对这些藏书虎视眈眈。郑振铎来到南浔的时候，就面临了一个三难的取舍问题。

留在南浔的藏书基本不可能运走了，日本人眼盯着，不会放弃这笔宝藏。不过幸运的是，这些书都是普通版本，价值倒也不大。可是上海的两类书如何取舍呢？

按理说，宋元书在前，价值昂贵，在清代就有“一页宋版书，黄金十六两”的说法，明版书价值不如宋元版本。如果取宋元版而放弃明版，自然无人说什么，可是在懂行的专家眼中，却是舍了西瓜取芝麻。

然而，在大多数的时代，专家的作用就是被质疑，有多少人肯冒天下之大不韪？郑振铎和文献保存同志会最终决定舍宋元版而取明版，哪怕身负骂名。

拿到这些书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租界摇摇欲坠，日本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入侵，这些书留在租界并不安全。所以郑振铎找了在邮局工作的作家唐弢，请他想办法寄到香港去，然后看看是否再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

可当时租界出去的邮包要经过日本人的检查，该怎么寄出去？唐弢利用蚂蚁搬家的方式，每天在日本人检查后，重新打开邮包，把书放进去，再封闭起来。倘若一本两本倒也好说，可是他送出的书是三万多册！

只是，香港并不安全，悲剧还是发生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7日，日本进入租界，暨南大学全体师生决定，只要有一个日本兵经过暨大校门，学校就停课。所有学生都来到了课堂，听郑振铎讲授最后一课。上午十时，一辆日本坦克经过校园。

郑振铎拿起课本，说“下课”。

沉默中，学生起立，问道：“我们的国还在吗？”

郑振铎说：“文化在，国就在！”

然而，就在12月25日，日军23军调查班进入香港冯平山图书馆，抢占了郑振铎寄来保藏的三万多册古籍送往日本。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数年聚书，披肝沥胆的奋斗，难道只是给日本人做了嫁衣么？

文化没了，怎么办？

事情不是一个人就能做成的。

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历经了十四年的艰苦奋斗，不仅仅是上海无硝烟的敌后战场，有更多烈火中的英雄和战士，终于在1945年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很多人看不到了，但是活下来的人总要向前去。

那些被敌人夺走的东西，还要拿回来。可，这并不容易。

日本人在香港一共掠劫了五万多册书籍，送到了上野的帝国图书馆，由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负责整理。

随着败局已定，长泽挑选出两万多册善本另行藏匿，而把挑剩下的一万多册留下应付中国注定而来的追索。

更加重要的是，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出于美国的利益考量，并不打算太过削弱日本，所以对于中国追索文物也列下严格的限制。

首先，中国需要找到这些书藏在日本什么地方。

其次，中国需要证明有一批书从香港被劫掠走，谁劫掠的？部队番号和负责人是谁？

最后，中国需要证明找出的书是从香港被劫掠走。

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明“你妈是你妈”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没有选择，只能按照划下的道来走。

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另一位成员，张凤举时任“教育部”驻日代表，专门负责找回在港丢失的江南古籍，他必须解决这三个问题。

这时，又一位关键人物出现，他就是香港大学教授，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

当初日本人从冯平山图书馆劫走的不只是江南古籍，还有一位爱好中国文化的英国少校博萨尔的627册藏书。

日本投降后，博萨尔曾写信询问陈君葆自己丢失的藏书去向，陈君葆认为这些书应该和江南古籍在一个地方，于是建议博萨尔亲自前来日本寻找。

果然，爱书心切的博萨尔以英国派驻远东委员会官员来到了日本。盟军可以对中国追索古籍设置障碍，但是却无法阻止博萨尔找回自己的藏书。所以，有了博萨尔的帮助，张凤举和陈君葆终于找到了那些丢失的江南古籍，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呢？还是依靠陈君葆。日本23军调查班从冯平山图书馆搬走古籍的时候，他就在现场，记下了日军少佐宫本博、中尉肥田木近的劫掠行止。抗战胜利后，即向驻东京盟军司令部提交证词。

那么，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如何证明“这些书是你的书”？

书又不会说话。

可人会。

这些书在香港存放装箱的时候，每一本都被盖上了“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两种印章。

好的，这可以证明这本书是从香港劫掠的了。但是，整个帝国图书馆有五十万本藏书啊！谁能有时间一本本细查呢？

迟则生变！

还是郑振铎！

每一本寄到香港的书他都做了详细的记载，是为“香港装箱目录”，依靠这份书目，长泽规矩也想隐匿江南古籍的意图破产了。

只是，这些珍贵的古籍在1948年，国民党败退时将这批珍贵典籍全部运至中国台湾，藏于台湾省的“国立中央图书馆”。

不过，郑振铎等人在上海所收聚的江南古籍还有数百册藏在爱文义路觉园的法宝馆，新中国成立后，归于人民。

此外，在上海孤岛时期，为了维持生计，郑振铎不得不售卖自己的藏书（非公款收来的江南古籍），珍贵的明版书籍曾辗转到重庆藏书家李文衡处。1952年，李文衡将这些书捐给了重庆图书馆。

他的八百多种清人文集转卖给了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周作民是财经领域的前辈，曾任国民政府高官，感于郑振铎的爱国之心，对这些书妥善保管，1955年逝世的时候全部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而他自己，1958年出访途中飞机失事牺牲，家人亦将其近十万册藏书捐给了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还设有专门的“西谛藏书”，而“西谛”是他的笔名。

其实，文献保存同志会的为国聚之举是秘密行动。进行的时候无人知晓，胜利之后也没有表彰，他们自己更没有多说。

就连郑振铎的老朋友叶圣陶，也是在1981年才知道他们曾经这样拼上性命，为国家和民族保存下文化的元气。

没有人知道。

可就像在莫斯科无名战士纪念碑上的那一句话“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

那些古籍知道，那些阅读古籍的人知道，那些热爱民族与文化的人，同样知道。

其实何止是他们呢？

版本学家顾廷龙一样在抗战时期见江南古籍散灭，与张元济、叶景葵等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藉以保存濒临毁灭的文献典籍，收购近30万册古籍及各种近代中外珍贵文献，也在新中国成立后捐给了上海图书馆。

三十年代，实业家叶鸿英捐助，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主持的鸿英图书馆，藏书8.5万册，收有清末以来的49种报纸编成的史料100余万件，同样在新中国成立后捐给了上海图书馆。

抗战时期，苏州图书馆的馆长蒋吟秋转移保护珍贵古籍近两万册于太湖中的东西两山，历抗战而未损。

有时，我总是想起《谁是最可爱的人》上的一段话：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是啊，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我们甚至不愿意去读大部头的书，我们喜欢“短平快”，喜欢“电子榨菜”，喜欢网上定下一本书就会有快递送上门，甚至会恨书为什么那么多，老师让我们读文献那么累。

可是啊，亲爱的朋友们，曾经有人为了抢回那些你不愿意读的书，而愿意拼上性命；

曾经有人彻夜不寐，就为了在昏暗的灯下为收来的古籍编纂详细的书目；

曾经有人在看不到希望的黑暗里艰难前行，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文化在，中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