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稳定币热潮的背后，暗藏着诸多暗流。一方面，部分稳定币存在着中心化管理的风险，其背后的发行机构可能因自身经营问题或遭受攻击而导致稳定币价值波动，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一些稳定币与传统金融体系关联紧密，可能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监管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进而传导至稳定币市场，加剧市场的不稳定。此外，监管的缺失或滞后也为稳定币的发展带来了隐患，容易引发市场操纵、洗钱等非法活动，对金融秩序构成威胁。这些暗流若不加以有效监管和控制，可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严重的后果。

据统计，2024年稳定币的总转账量已达到27.6万亿美元，超过了Visa和Mastercard的总交易量。眼下，“稳定币”正成为越来越多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关注焦点。

近期，多个国家和地区密集出台或优化了针对稳定币的监管框架。5月21日，中国香港《稳定币条例草案》获通过；5月28日，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发布了关于稳定币发行以及加密资产托管的监管提案；6月17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旨在为美元支持的稳定币建立联邦监管框架的《GENIUS法案》；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在跃跃欲试。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多家行业巨头也开始推动发行稳定币：京东公开表示计划发行稳定币以提升跨境支付能力；蚂蚁集团旗下两家子公司正在香港和新加坡申请稳定币牌照；沃尔玛、亚马逊等行业巨头也在考虑发行自己的稳定币。

为何近期全球互联网大厂纷纷计划发行稳定币？美国的《GENIUS法案》计划发行的稳定币，是否真的能为美债提供支撑？美国和香港的稳定币法案有哪些不同，分别体现出怎样的发展思路？中国应如何看待稳定币？

IPP近日采访了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研究员廖凯，邀请他围绕全球近期稳定币热潮背后的深层次动因、美中各自如何利用稳定币进行战略布局以及中国在稳定币监管与管理方面等方面的话题展开解读，为我们更好理解全球数字货币竞争局势厘清迷雾。

IPP：6月12日，市场传出消息，蚂蚁集团旗下的蚂蚁国际与蚂蚁数科均计划在中国香港申请稳定币牌照。此前，中国互联网巨头的京东也称，将在中国香港发行与港元1∶1挂钩的稳定币。与此同时，美国的沃尔玛、亚马逊等跨国企业也开始探索在美国发行自有稳定币的可能性。为何近期全球互联网大厂纷纷释放发行稳定币的信号？发行稳定币对企业有何好处？

廖凯：关于近期电商等非传统金融机构发行自己的稳定币，中美企业有不同的目的。

美国多家大型企业推动发行自有稳定币，其主要原因在于希望降低支付成本与交易手续费，摆脱对传统信用卡网络的高度依赖。

《2025年美国稳定币引导与创新法案》（Genius Act）是美国目前正在审议的一项联邦法案，旨在为锚定美元的稳定币建立统一的监管制度与合规框架。该法案已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并已移交至众议院审议。其出台受到多重因素推动：

第一，USDT和USDC等稳定币已大量持有美国国债，成为金融市场流动性的重要渠道，引发财政部和国会对潜在系统性风险的高度关注；

第二，2022年Terra崩盘事件暴露了非合规稳定币可能引发剧烈市场动荡，促使监管方亟需介入；

第三，为巩固美元在全球数字资产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希望确立本土合规稳定币的国际标准；

第四，包括沃尔玛、亚马逊在内的企业亦希望通过稳定币绕开传统信用卡系统中高额交易费用，对立法进程形成现实推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Genius Act》的推进为稳定币提供了明确的合规路径，这一变化也反过来激发了沃尔玛、亚马逊，以及在线旅游巨头Expedia等大型企业对发行自有稳定币的探索。可以说，这些企业既是法案形成过程中的现实推动力量，也是在监管框架初步建立后率先响应的市场主体。他们推出稳定币的核心动因在于规避Visa和Mastercard等信用卡网络所施加的高昂交易手续费，后者每年向大型零售商收取的手续费高达数十亿美元。

事实上，早在去年，Visa和Mastercard就曾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被质疑垄断地位和超额利润，两家公司承认其利润率超过50%，并控制了美国约80%的信用卡市场。因此，当沃尔玛和亚马逊可能发行稳定币的消息曝光后，Visa和Mastercard的股价分别下跌5%和4%，反映出市场对稳定币可能绕过传统支付中介的预期。这一趋势表明，企业推动稳定币不仅是合规后的创新选择，更是对现有支付垄断格局的正面挑战，意在建立成本更低、控制力更强的自主支付生态。

中国企业如京东和蚂蚁在香港发行稳定币，其初衷与美国商户因“刷卡费高”而发行稳定币以规避信用卡网络的动机不同。他们的动机可以分为企业自身利益以及承担国家的政策导向任务两方面：

从企业自身出发，京东科技与蚂蚁国际发行稳定币主要是出于服务跨境电商、构建全球支付网络、推动商业国际化布局的战略需求。通过稳定币，这些平台希望降低外汇结算成本、提升资金清算效率，并在离岸市场建立自主的数字支付与结算通道，从而掌握更多国际资金流和用户数据。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自身在全球数字交易中的竞争力，也为其电商、金融、物流等海外业务拓展提供金融基础设施支撑。

除了商业动机外，这些平台也可能承担一定的政策导向任务。一方面，在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受阻、美元稳定币主导全球市场的背景下，京东与蚂蚁等企业也可能成为技术与场景试验平台，承担起参与在香港甚至其他地区构建“制造业出口+离岸稳定币结算+人民币或港元锚定”新路径的角色。随着数字人民币跨境机制逐步打通，这一模式也有望为数字人民币的海外拓展提供现实跳板。

另一方面，它们可协助治理USDT等美元稳定币在灰色市场中的泛滥使用，帮助政府通过“阳光化渠道”逐步替代地下美元网络。近年来，义乌等地外贸商户使用USDT进行“无票出口”和地下换汇，绕开官方结算体系，对资本账户管控与外汇监管构成直接挑战。通过推动合规美元稳定币在香港落地，既为真实贸易提供合法结算工具，也增强了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可视性与反洗钱能力。

IPP：5月1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GENIUS法案》，规定联邦或州批准的机构可发行稳定币。美国已经拥有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美元，为何仍要发行稳定币？稳定币是否真的能够支撑美元和美债？

廖凯：首先，无论是刚才提到的沃尔玛等拟发行的稳定币，还是已在全球广泛流通的USDT等，都不是由美国政府发行，而是私营企业主导的市场行为。

其次，我们年初时也讨论过美国政府对稳定币的态度。实际上，现在的情况与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面对“欧洲美元”时的反应高度相似——从最初的排斥与担忧，到逐步发现其与美国国债、清算体系及全球流动性之间的密切关联，最终不得不接受并开始加以引导和利用。正因如此，我将稳定币视为“欧洲美元2.0”，它们不仅延续了离岸美元体系的逻辑，也将在数字时代重新塑造美元的全球扩张路径。

总的来说，稳定币的发展对美国政府具有双重战略意义：一方面，它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传统美元体系难以渗透的“全球南方”地区，推动了美元的数字化扩张。另一方面，它通过对美国国债的持续购买与资本回流，成为财政融资的重要补充机制。

稳定币正在对美国金融体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特别是在国债市场中的角色日益突出。以USDT为例，其2024年市值约为1550亿美元，年利润达到130亿美元，持有的美国国债超过1200亿美元，已超过德国。USDC的发行方Circle也将大量储备投入短期美债，并于2025年成功上市，受到资本市场追捧。

研究指出，Tether的债券购买甚至使美国短期国债收益率下降了14～16个基点，为财政部每年节省约150亿美元利息支出。稳定币正在成为美国债务融资体系中的“隐形回流”渠道。正如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最终接受欧洲美元市场时的逻辑——与其让各国政府集中持有美元，不如让其分散于私人机构和市场中，以避免集中兑换黄金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如今的美国政府也更倾向于让稳定币由市场机制广泛分布，分散持有大量美债，而不是集中在如中国这样的国家主权账户中，因为后者可能在地缘政治中将美债作为谈判筹码或金融武器。

与此同时，稳定币在“全球南方”也展现出强大渗透力，显著扩大了美元在全球的使用范围。2024年，阿根廷稳定币交易占当地加密交易总额的61.8%，巴西达59.8%，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拉美整体稳定币汇款增长率接近40%。在非洲、东南亚等地，USDT和USDC被广泛用于跨境汇款、抗通胀和日常支付，有效填补了美国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触及的区域空白，成为美元在这些市场的“数字代理”。

IPP：5月21日，香港正式通过《稳定币条例草案》成为亚太地区首个全面监管稳定币的法规，在稳定币监管方面走在全球前列。香港快速通过稳定币监管法规，是出于什么动机？是否存在中美争夺货币主导权的考量？香港对稳定币的开放态度，是否会冲击现有的货币和金融体系？

廖凯：我认为香港《稳定币条例》通过的背后，是香港自身利益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考量。

第一，从香港自身利益出发：构建未来数字金融基础设施。

香港推动《稳定币条例》，旨在为即将到来的资产上链与市场数字化建立稳定、高效、可监管的清算机制。金管局判断，未来五年内，股票、债券、供应链金融等传统资产将陆续以链上形式呈现，稳定币将成为这些交易场景中的关键结算工具，区别于其他波动性较大的数字资产，其本质是锚定法币、具备稳定支付能力的数字货币。

通过稳定币作为“数字结算层”，香港不仅能重构金融清算架构、提升普惠性，还能更好应对地缘政治背景下的供应链重组。此举有助于香港进一步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2025年以来，香港市场吸引力显著提升，涌入资金来自中东主权基金、东南亚企业、中国内地上市公司以及美国避险资本。

例如，已有多家新加坡与泰国企业赴港上市，40多家内地公司申请在港增发，港交所IPO排队企业超过160家。这进一步凸显了香港需要适配数字化时代的新型金融清算机制。

第二，服务国家战略：中国在中美竞争下的数字货币布局。

香港的角色也服务于更大范围的国家利益与中美货币竞争格局。内地在全面禁止加密货币交易后，香港被赋予“数字金融桥头堡”的角色。在内地全面禁止加密货币交易一年之后，香港于2022年首次提出建设国际数字资产中心的目标。在内地保持严格监管的同时，为香港预留一个政策“窗口”与制度“缓冲区”，实现数字金融“可进可退、可控试验”的布局。例如，近期北京市公安局就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借助香港持牌交易平台合规出售查获加密货币，为数字资产处置提供了现实范例，表明香港确实扮演着“合法化中介”的制度功能。

更重要的是，香港的稳定币机制为中国绕开美元主导体系提供了新路径。通过稳定币，中国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去SWIFT化、低成本的支付网络。相对于数字人民币，它无需等待繁琐的国际监管协调。香港财政局长许正宇近日也明确表示，稳定币有望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支付瓶颈。

关于香港发展稳定币是否会对现有货币和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和挑战，我认为仍需结合未来香港本地法律机制的具体执行细节再作观察。但从全球货币体系演变和美国稳定币发展的经验来看，香港可能需要处理以下三组关系——港币与美元的绑定关系、港币与美元稳定币的功能重叠关系以及港币与内地资本监管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是联系汇率结构下的稳定币冲击：港币因锚定美元，在机制上与美元稳定币高度相似。稳定币监管的引入，实质上是将美元流动性以链上形式纳入香港体系，带来系统性耦合与监管挑战。若稳定币在港广泛流通，美元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香港的角色将更像“美元流动性延伸地”。尽管金管局可通过强方买入维持汇率在7.75～7.85区间，但链上资金具备7×24小时高频流动特征，加上近期HIBOR隔夜与一个月利率跌至多年低点，显示出本地流动性宽松趋势，未来金管局在资本流向调节与联系汇率维稳方面将面临更大操作压力。

二是影子美元与合规边界的挑战：即便设定100%储备、链上可验证等标准，境外美元稳定币仍可能通过非持牌路径流入香港，形成绕过银行体系的“影子美元”渠道。这将削弱KYC（“know your customer”，金融机构确认客户身份程序，编者注）与反洗钱机制，同时带来监管灰区与国际标准不一致的问题。监管若过严，恐损害金融自由形象。若过松，又可能引发洗钱与资本外逃风险。金管局需在“防风险”与“保吸引力”之间精准拿捏监管尺度。

三是南向资金与中港监管的敏感平衡：稳定币的跨境特性正在影响南向资金的监控机制。香港既是内地资金出海的通道，也是国际资本入境的试验场，资金来源复杂，涵盖合法贸易与规避资本管制的灰色路径。监管若过严，可能误伤正常资金并引发政治争议；若过宽，又难以符合集中的资本管制与反腐要求。香港需构建透明、技术化、分层识别的监管体系，在回应中央要求与国际市场期待之间把握制度平衡。须警惕，USDT得以壮大，正因其最初游走于监管灰区，而Facebook的Libra一开始试图合法化，却遭封杀。

IPP：中国目前对稳定币持何种态度？政策取向如何？

廖凯：中国对加密货币的态度经历了从积极参与到全面打压的转变。自2011年BTC China成立起，中国迅速成为全球加密货币的重要参与者。然而，出于对资本外流、金融风险和货币主权的担忧，监管自2013年起逐步收紧：2013年禁止金融机构涉足比特币交易，2017年全面取缔ICO（Initial Coin Offering，首次代币发行，编者注），2021年彻底禁止加密货币交易与挖矿活动。

但近两年，政策操作层面开始被迫调整。这一转变主要出于两方面压力：

首先，美元稳定币（如USDC、USDT）在全球南方市场的广泛渗透，直接冲击了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摆脱美元主导结算体系的战略。

中国原计划通过数字人民币主导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字支付架构，构建不依赖于美元的新秩序。然而，由企业主导、链上运行的美元稳定币却迅速成为“事实上的国际支付工具”，并在居民支付、储值、跨境结算等场景中获得优先地位。这种“民营稳定币压过国家数字货币”的局面，显然影响了中国方面的战略。

其次，加密货币对中国现有的外汇与资本管制体系构成实质性冲击。美元稳定币与比特币正成为地下资本流动、非法结算与避险保值的新工具，严重削弱中国的货币主权与跨境资金管理能力。这种挑战体现在以下方面：

1、地下钱庄与场外交易活跃，反映资本避险与外流压力。尽管中国禁止加密交易，但地下交易并未减少，反而愈发活跃。2024年中国本土OTC（Over-the-Counter，场外交易市场，编者注）场外平台的加密交易额已超过200亿美元，主要用于绕过个人换汇额度。

2024年5月，四川警方破获一起涉案金额达138亿元人民币的地下钱庄案，横跨全国26个省份，嫌疑人通过USDT非法兑换外币、走私商品并协助资金外流。2025年3月，USDT兑人民币的场外汇率一度高达9.03，较人民银行当日中间价溢价12%，创两年来新高。同时，中国用户当周向币安平台链上充值超过50亿枚USDT，同比暴增300%，显示出强烈的民间避险需求与资产外逃动向。

2、出口行业灰色结算趋势加剧，挑战外汇监管机制。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国部分跨境电商与外贸企业已开始采用稳定币进行“灰色结算”，以避开官方结汇制度。

在义乌等外贸活跃地区，一些商家通过收取USDT降低成本、提高收款效率，并将部分资金留在境外。这种非正式结算方式不仅无法被官方统计与监管，也为资本外流、逃税与外汇政策规避提供便利，构成对外汇管制系统性的冲击。

尽管美元稳定币确实对中国的金融主权、数字人民币推广与资本管控构成了现实挑战，但中央依然坚持三项核心立场：数字人民币是唯一合法的国家数字货币；境内禁止稳定币流通；继续实施严格的资本账户监管政策。

不过，在坚守核心底线的同时，中国正在有序推动“在岸+离岸”双轨战略。6月18日陆家嘴论坛发布的八项金融开放措施，重申“数字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国家战略目标。上海作为在岸金融中心，依托政策引导与政府主导，通过制度设计与跨境机制安排，持续推进数字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与跨境支付中的试点应用，建设一个可控、合规、以主权数字货币为核心的国家级金融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香港作为民间引领的稳定币与离岸人民币实验区的双轨格局，在全球数字货币竞争中争取主动，与美元稳定币体系展开制度层面的竞争。具体表现为以下几项趋势：

一是香港作为稳定币桥头堡与监管试验区，已启动“监管沙盒”机制，并发出首批数字资产牌照，探索港元锚定稳定币项目，并研究人民币稳定币的可行路径。财政司司长许正宇曾指出，香港的稳定币有望解决“一带一路”沿线本币不稳国家的支付瓶颈，意在对标USDT等美元稳定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稳定币支付替代方案。

二是借香港“容忍”美元稳定币流通，维系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大陆虽禁止稳定币在境内流通，但对美元稳定币在港的流通采取“战术性容忍”态度，类似上世纪60年代英国对欧洲美元的策略：在不破坏主权货币制度的前提下，利用离岸市场维持全球金融地位。例如，北京市公安局曾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与香港持牌平台合作，将执法中查获的加密资产合规变现为法币，绕过大陆禁令，实现跨境处置。

三是中国企业推动稳定币的全球合规布局。蚂蚁国际正计划申请卢森堡稳定币牌照，并与其在香港与新加坡的部署相呼应，显示中国科技企业正以多地牌照与合规路径，拓展其稳定币网络的全球覆盖。此外，伦敦数字银行BVNK已与中国支付平台连连合作，推动稳定币在全球百余国家商户间的支付试点。伦敦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未来或将成为人民币稳定币与国际支付网络的关键接口。

这一系列安排不仅是中国官方在制度层面与美元稳定币展开竞争的战略回应，也体现出中国希望通过制度设计、民间引领与全球协同，避免再次在数字货币领域落于人后，在数字金融变革中占据主动。

IPP：面对稳定币的快速发展，您认为未来中国应如何对稳定币进行管理？

廖凯：作为主要研究中美战略竞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我更希望从历史视野、战略逻辑和制度演化这几个方面，分享一些可能看起来“大而空”的观察和看法：

一、制度演化的多变量博弈：历史中的开放与妥协

在今年1月的明远讲坛中，我们曾讨论我在专著中论述过的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美元”的崛起的历程。这一现象并非单一政策所致，而是大国博弈、国内利益集团讨价还价、决策者优先级与意识形态取向，以及科技进步等多重变量相互交织的结果——英国在无力维系英镑主导权时，退而求其次，优先保住伦敦金融中心地位而“放行”美元。美国虽起初反对欧洲美元，却最终选择利用它反向强化美元霸权。历史表明，开放的心态与清晰的战略优先级，比“一味封堵”更能在变局中赢得主动。

二、跳出“对称竞争”的陷阱，以“非对称战略”回应挑战

我认为，“卡脖子”这一思维框架，容易让我们陷入“对称性竞争”的误区——别人发展什么，我们就拼命追什么，比数量、比价格——结果永远慢半拍。事实上，美国并未正面阻击中国的“黄金储备+数字人民币”战略，而是敏锐捕捉到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带来的制度缝隙，选择从“比特币+稳定币入手”，用“合规+创新”的方式重构美元霸权的新路径。

这种“技术—制度组合拳”极具“非对称性”，也可能在未来的人工智能、全球金融基础设施乃至Golden Dome（美国新一代导弹防御体系）等领域反复出现。如果我们继续以对等逻辑回应挑战，而非发挥自身制度灵活性、场景优势或发现对方短板，那么我们注定始终处于被动追赶的位置。

三、思维转型比技术跟进更关键：从“改革受阻”到“借势突破”

当前全球科技飞跃发展，真正的问题不是“技术有没有”，而是“我们是否具备足够的思维弹性与制度张力去承接”。

美国的案例值得深思：Palantir（美国一家软件与服务公司，以在大数据分析领域的技术闻名，主要为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提供解决方案与服务。编者注）并非仅靠技术制胜，而是在思想层面突破原有官僚体系，以AI与数据能力撬动了国防采购、医疗治理等多个长期受制于既得利益的制度领域。

这也是美国当前的长处：不仅能发展科技，更能用它来打破本国原有的体制障碍。而我们若只是关注外部威胁本身，而忽视国内改革的关键阻力，那么无论在稳定币、货币制度，还是未来更广泛的科技—制度竞赛中，都可能错失良机。

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只有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改革动力，才能真正建立自主的竞争优势与持续的制度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