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情况下，似乎存在着“技术越强越没有选择权”的现象。当一个人拥有极为强大的技术能力时，往往会被这技术所束缚。比如一位顶尖的科学家，他全身心投入科研，技术水平极高，可一旦深陷其中，便可能忽略了生活的其他方面，甚至失去了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机会。又如同一些掌握先进军事技术的国家，虽然在军事领域拥有绝对优势，但也可能因过度依赖技术而在外交等领域面临诸多限制，难以灵活地做出其他选择。这看似矛盾，实则反映出技术在赋予力量的同时，也悄然夺走了一部分选择的自由。

看了一个采访，是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的。

看完后，我挺震撼。他用一种特别系统、冷静的视角，把未来讲得既清晰又让人警觉。

他说，技术带来的不只是机会，还有我们还没准备好应对的风险。所以，我认为内容很有价值，希望分享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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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最深的，是埃里克讲到关于“价值观”的重要性。

他说了一句话，很直接：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一件事，那你就会很容易被别人的价值观带跑。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特别有力。它其实在提醒我们：在这个技术爆炸、信息泛滥的时代，人最核心的东西，价值观，很容易被冲散。

现在每天都有新工具、新平台、新趋势冒出来。AI、算法、社交媒体……这些东西本身没有立场，它们是工具。真正决定这些工具走向的，是我们怎么用它们。

所以埃里克说，一个人必须清楚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

他说他自己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不是看手机，也不是开例会，而是花点时间静下来，问自己几个问题：

我今天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坚持什么？这不是鸡汤，而是一种“锚定”；就像一艘船，风再大、浪再高，只要锚还在，就不会飘走。

他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人生其实是分阶段的。

0到25岁，是积累资源的阶段；25到50岁，是建立影响力的时候；50岁之后，就应该把重心转向回馈社会；这个阶段论，在西方很常见，但在我们这里听起来也不陌生。

它有点像我们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小到大，从自我成长到社会责任。

但他还补充了一句：

价值观不是静态的，它是动态的；年轻时你可能更关注自由、成长、机会；到了中年，你会更看重责任、影响、传承，关键是你得主动去定义它、表达它、实践它，而不是等到别人替你决定。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在这个越来越依赖算法和数据的时代，你还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还是说，你已经习惯了跟着推荐走、跟着流量走、跟着别人走？

埃里克提醒我们：别忘了，你是人，不是程序，你可以学习机器、使用机器，但你不能变成机器的一部分；否则，就真的成了那个“被技术牵着走”的人。

2

埃里克说，他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连接”的状态，就像大多数人一样；但他也强调，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断移动”的。

我一直非常推崇 Starlink，因为它能让你无论在哪里，都能保持两百兆的网络速度。

听起来有点像在炫耀，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炫耀，但如果你能在移动中，也能保持和静止时一样的工作状态，那时间利用率就会大大提升。

他还举了个挺有意思的观察：

当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有人雇司机送自己上下班，听起来简直是荒谬的；那时候只有一位高管这么做，因为他住得太远，通勤要七十五分钟。所有人都在抱怨他，觉得他太过分。

但现在不一样了：

有了 Uber、Lyft 和其他打车服务，人们已经觉得这样做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因为大家更看重效率了。

他接着说：这又是一个代际之间的变化，我想大家以后会慢慢忘记这一点。

然后，他回顾了一下自己年轻时的信息环境：那时电视很少，卫星通信才刚刚起步，互联网也刚刚被发明出来，那时刚开始使用一些内部网络，知识库几乎为零。

我真的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只要你有问题，就可以输入到 Google、LaMDA 或 ChatGPT 里面，马上就能得到一个极其出色的答案。

所以：如果你的生活是围绕着好奇心展开的，你有一系列想要完成的事情，并且围绕它们来组织生活，那这种模式就非常有效。

但紧接着，他就谈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正在失去注意力的掌控权。

他说：现在的世界，注意力就是货币。

社交媒体不是在连接人，而是在争夺你的注意力；它们推送的内容，越是极端、越能引发情绪反应，就越容易留住你。

这不是夸张。你有没有发现，刷着刷着短视频，原本只是想休息一下，结果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而且你还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生气。这背后其实有一个机制在驱动：“愤怒驱动算法”。

什么意思呢？平台知道，愤怒比快乐更能让人停留。

所以，你看到的内容，越来越多是冲突、对立、极端的观点；久而久之，你的情绪就被带走了，注意力也被锁死了。

他还提到一个词，叫“抛弃型算法”。

某短视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算法会快速判断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一旦你不感兴趣了，立刻换下一个内容。

这种机制的确带来了极致的个性化体验，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我们越来越难专注做一件事，越来越容易分心。

他说：

我一直坚持用电子邮件沟通，而不是即时通讯工具。因为邮件是一种精确且有书面记录的方式。

这一点很多人可能不习惯。我们现在习惯了钉钉、微信、Slack这些即时回复的工具，但它们也带来了一个问题：你永远在被打断。

他还举了个具体的例子：

我在谷歌当CEO的时候，每周都会抽出几个小时，关掉手机，静下来思考过去一周的工作，再规划下一周的任务。

他说这叫“反思”，而反思是他效率最高的时候。最后他总结了一句：如果你不能管理好自己的注意力，那你就会被别人管理。

这句话挺刺耳的，但也很真实。在这个注意力被商品化的时代，谁能守住自己的专注力，谁才真正掌握了主动权。

3

聊完注意力，埃里克又延伸到教育体系在AI时代面临的挑战。

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批判性思维是人才选拔的核心；他不是说技术能力不重要，而是强调：未来职场真正需要的，是能独立思考、提出质疑、并且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

他说：最近跟一些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交流过，他们正在用软件实现强化学习系统，这对我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听完这句话，我当时就在想：现在孩子真的不一样了。他们从小就开始接触编程和技术，思维方式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一代人。

但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个问题：

虽然他们的技术能力很强，但很多学生缺乏真正的批判性思维。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按照既定步骤去做事，没有去追问为什么这么做、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这个模型真的合理吗？

所以，他认为，我们需要更多项目制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而不是单纯的理论教学；通过实际操作和解决真实问题，学生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知识的应用场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批判性思维。

除此外，他还聊到，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随着AI技术的进步，传统的编程工作将会逐渐被自动化工具所替代。这意味着，很多依赖于简单编程技能的职业将会消失。

但紧接着他补充道：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失业。相反，我们需要能够驾驭这些工具的人；换句话说，未来职场需要能够理解AI、使用AI，并且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创新的人才。

他还提到一个关键方向：我们需要培养的是那些能够在不同领域之间架起桥梁的人。

比如：

未来的医生，不仅要懂医学，还要了解AI的基本原理；比如未来的金融从业者，要能看懂算法模型、识别偏差风险。这意味着，教育不能再是单点突破，要有更强的融合能力。

最后，他认为，未来的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

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我认为，实际上却包含了深刻的含义：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知识本身的价值是有限的，真正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持续学习、适应变化。

既然教育在AI面前都会产生改变，那领导力呢？会变化吗？在这场技术变革当中，又起到什么核心作用？

埃里克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所有终身制职位都应设定任期上限。

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坚定。不是建议，是判断。

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在谷歌当了十年CEO之后，我发现我必须遵守我自己提出的规则；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自嘲，但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领导者应该主动让位，而不是被动离开。

他认为，一个组织要保持活力，就必须有“自我退出机制”；而这一点，在很多地方都被忽视了。很多人一旦坐上某个位置，就不再思考什么时候该走。

接下来，他谈到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现在世界变化太快，一个人在一个位置待太久，反而可能成为阻碍，这不是对个人能力的否定，而是对环境变化的尊重。

他说，好的领导者不是一直往前冲的人，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让别人接上的那个人。

他还提到一个词叫“跨阶段领导力”：

人生是分阶段的。你在不同阶段，扮演的角色也应该是不一样的。

就像他在谷歌之后转向外交政策研究，在科技之外拓展公共事务；如果你只想着在一个领域做到最大，那你很可能错过了更大的机会。

这种思维转换，对很多传统管理者来说是个挑战，因为大多数中国企业的管理文化中，权力往往是集中和长期化的。

但他也强调了另一种解题思路：要学会从“控制”走向“服务”。

最后，他谈到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领导责任：当AI变得越来越强大时，谁来为它的行为负责？

他说，未来的领导者不仅要懂技术，更要具备伦理判断能力；我们不能只是把AI交给工程师去开发，然后让市场去决定它怎么用，而是要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和监管框架。

所以他认为：真正的领导力，是在不确定的时代给出确定的方向。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重；因为在技术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人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能让人安心的力量：那不是控制，而是引导；不是权威，而是担当。

4

聊完领导力之后，埃里克把话题拉得更远了。他开始谈论一个更大、也更紧迫的问题：我们正在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他说了一句话：

如果超级智能真的到来，它不会像电影里那样突然觉醒，而是会悄悄地、一步一步地接管我们的决策。

这不是科幻，而是基于技术趋势做出的判断。

换句话说，我们不会某一天醒来发现AI已经统治世界。但可能某一天我们会突然意识到——过去一年里，我们几乎没做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决定。

从买什么、吃什么、去哪儿旅行，到工作怎么安排、投资怎么做，甚至社交关系怎么维系，都是算法在帮我们选。

这时候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你还能算是自由的吗？不是有人强制你做什么，而是你越来越愿意接受它的建议。久而久之，你就不再自己做决定了。

他说：

这像自动驾驶。一开始你只是让它帮你停车，后来你发现你在高速上也开始让它接管方向盘。

再往后，你甚至会依赖它帮你做投资、选职业、安排日程。这就是他担心的“隐形权力”：AI不会强迫你，但它会让你越来越不想动脑。

他还提到一个很多人没意识到的风险：

如果我们不控制好AI的发展速度，下一代人可能会生活在一个他们没有参与设计的世界里。

这句话我听了以后，心里有点发凉。因为现在主导AI发展的，是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利益和判断标准。但真正要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的，是年轻人。

所以他说：我们必须为下一代留出空间，让他们参与规则制定。这是可持续社会的核心原则之一。

他还强调了一个理念：让年轻人接替老一代，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这不是单纯的人才更新，而是一种制度设计。

比如，他在谷歌就坚持一个做法：

每当我提拔一个人进入高管层，我就开始考虑谁可以替代我。他认为这种“提前交接”的机制，才能保证组织和社会的活力。

最后他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技术本身不会毁掉未来，但如果我们不主动塑造它，我们就只能被动接受它。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值得记住，因为它提醒我们一件事：未来是可以选择的；只要我们现在还愿意思考、愿意行动、愿意把机会留给下一个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王智远，作者：王智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