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提供具体的相关内容呀，没有具体内容我没法准确判断谁更需要高关税呢。比如是不同国家、不同产业、不同贸易伙伴之间的情况等，没有这些背景信息我无法进行准确的描述和分析呢。

谁更需要关税？

答案似乎不言而喻。从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到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再到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前赴后继呼吁了几百年：后发展国家有必要通过高关税保护幼稚工业和战略性产业。

他们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后发展国家的认可。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从弗里德里希·巴斯夏，到阿玛萨·沃克，再到菲利普·阿吉翁，几代经济学家不断用实证研究证明，被保护的产业迅速崛起的实例屈指可数，因保护而变得更加脆弱进而波及相关产业的实例反倒比比皆是。

更令人惊异的是，二十世纪以来，发起关税战，要求提高关税的，更多的是先进国家而不是后发展国家。

那么，为什么一些国家时至今日还执着于高关税呢？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讲席教授、曾出任美联储经济学家和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经济学家的道格拉斯·欧文于2017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史著作《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200年》给出的答案是，美国的贸易政策实际上一直围绕3个基本目标展开：Revenue（税收）、Restriction（限制）和Reciprocity（互惠），而且不同时期，每个目标的优先顺序是不一样的。

按照欧文的分析框架推导，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关税限制（保护）功能越来越弱的情况下，增加税收正在成为一些国家的政府抬高关税的主要目标？

保护关税的幻象

幼稚工业和战略性产业（比如农业）到底需不需要高关税保护？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给出了肯定的回答。1791年12月，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有关制造业的财政部部长报告》（Reports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on the Subject of the Manufactures），对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提出了猛烈批评，进而提出了一套美国必须着重发展工业以及如何应对英法等先进工业国竞争的理论，即“幼稚工业保护论”（Infant Industry Argument）。

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处于初创阶段、规模不足、技术落后且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即“幼稚产业”），如果直接面对工业强国的竞争，可能被摧毁。故而国家需要采取措施进行“暂时性”保护，待产业成熟后再逐步开放竞争。保护措施有很多，对进口工业品征高关税、构筑关税壁垒，就是有效的方法之一。另外的政策还包括为私营企业提供贷款和津贴、限制主要的原材料出口和鼓励必需的原材料进口、限制先进机器出口以保持比较优势、建立质量检查制度和通过移民政策解决劳动力供给问题。

1820年代，寓居美国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接触到了汉密尔顿的关税保护理论，深以为然。1841年。李斯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对汉密尔顿的关税保护理论进行了发挥。

与汉密尔顿一样，李斯特对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是持批评态度的，称之为“世界主义经济学”，批评它忽视国家间的发展差异，主张应该建立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国家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就是培育本国生产力。他认为创造财富的生产力远比财富重要，所以保护关税可能会损害消费者利益，但是长期收益是远超短期损失的。

李斯特提倡的保护手段主要是差别关税和渐进关税。差别关税就是对工业品征收高关税，奢侈品可更高，而必需品和机器则可以低税甚至免税；而实行渐进关税的目的则是避免突然提高关税会割裂国际商业联系，冲击国内市场。

李斯特主张保护的仅限于具备发展潜力、面临外国强竞争且未来能独立竞争的工业，像成熟产业、没有竞争者的产业、农业和自然资源以及机器设备则无需关税保护；而且保护不是无期限的，一般应该以30年为限。如果期内产业未成长，则放弃保护；如果产品价格低于进口且具竞争力，则应提前取消保护。所以，李斯特的保护关税，只是一个过渡手段，待事项稳定后就转向自由贸易。

又过了差不多100年，欧美爆发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危机，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样未能幸免于难。大危机爆发第二年（193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首次进入政府担任了公职。他先是担任阿根廷财政副国务秘书，后又负责组建阿根廷央行，再后来还受联合国之托长期负责拉丁美洲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问题。

普雷维什自称，他青年时代是一个“十足的新古典主义者”。担任公职以后，他的学术倾向迅速发生了转变，一个重要的触发因素，很可能与他供职期间，对经济大危机给阿根廷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有了更深入的观察有关。

正是从彼时开始，他逐渐放弃了新古典主义理论，开始形成他的“中心-外围”理论。

所谓“中心-外围”理论，简而言之就是，认为世界经济可以分成“中心”和“外围”两个体系，处于中心的是工业化国家，它们垄断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利益，主导国际经济规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处于外围，它们经济结构单一，主要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技术落后，处于被动依附地位。中心和外围的关系肯定是不平等的：中心国家通过压低初级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形成“价格剪刀差”，导致外围国家利益受损。同时，中心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又进一步加剧了外围国家的出口困境。

发展中国家要想避免贸易环境的持续恶化，必须打破“中心-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怎么才能打破呢？普雷维什提出的策略是：

（1）进口替代工业化。通过关税保护、进口配额限制工业品进口，扶持本国工业发展，达到打破单一经济结构、减少对中心国家依赖的目的。

（2）保护需要有节制、有选择，以避免过度保护导致效率低下，重点扶持关键工业部门。

（3）推行出口导向战略。1950年代，普雷维什又提出需要以出口导向战略作为补充，因为仅仅是进口替代，容易导致国内市场饱和、增长放缓，为此可以削减过度关税，对部分行业提供出口补贴，推动制成品出口。

1980年，普雷维什出版了Capitalismo periférico: crisis y transformación（西班牙文）一书，基本收录了他的主要观点。该书中文版《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由商务印书馆发行。

保护有效吗

不管是汉密尔顿和李斯特，还是普雷维什，他们只是阐述了实行贸易保护的必要性。但更关键的问题是：保护真的有效吗？

较早用实证研究证明关税保护政策无效的经济学家是法国人弗里德里希·巴斯夏。

巴斯夏1845年和1848年分两卷出版的经济学著作《经济诡辩》（Economic Sophisms）用生动的寓言和实例揭示了贸易保护政策的荒谬性。比如他虚构了一份《蜡烛制造商的请愿书》，说蜡烛制造商认为太阳以零成本提供照明，导致蜡烛产业停滞，因此他们建议立法关闭所有窗户，迫使民众购买人工照明产品，从而“保护”国内蜡烛业。巴斯夏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揭示贸易保护的本质——拒绝接受更高效的生产方式，人为制造需求以补贴低效产业。

巴斯夏一个经常被后来者引用的理论是“无效铁轨理论”。他以法国与西班牙之间修建铁路为例，声称铁路的建成大幅降低了两国贸易的运输成本，使得商品流通更高效，消费者能获得更低价的产品，从而提升了整体社会福利。然而，如果两国都设立关卡征收关税，人为增加贸易成本，便会抵消铁路带来的效率提升。因此关税使铁路建设变得“无效”，甚至是等于修建了一条“负铁路”（Negative Railroad）。

他甚至宣称：“如果关税能增进繁荣，为什么不在法国的每个省之间设立海关呢？”

巴斯夏出版《经济诡辩》下册18年后，美国经济学家阿玛萨·沃克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财富的科学》（Science of Wealth）。该书通过实证研究驳斥了贸易保护的经济合理性。

阿玛萨·沃克用法国保护蔗糖业和美国保护制鞋业的例子证明，贸易保护违背自然法则，会导致国家产业的“虚假发展”。法国对进口蔗糖提高关税，目的当然是保护本国的制糖业，但因法国的制糖业没有自然禀赋优势，仍然缺乏竞争力。一个相反的案例是美国的制鞋业。

美国的制鞋业本来发展得很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是国家采取了保护政策，结果导致大量欧洲劳工涌入美国，加剧劳动力竞争，实际反而损害了本土就业。

沃克还用美国钢铁业发展的例子证明，保护反而可能导致本国优势产业失去竞争力。美国拥有优质铁矿、煤炭等自然资源优势，但保护关税反而抬高了本国钢铁的价格，无法走出国门与外国竞争。他还发现，超过50%的铁制品关税使得英国的钢铁业丢失了大片美国市场，英国资本被迫转向低利润的农业，导致英国大量减少了对美国小麦的进口需求，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又过了154年，又一位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出版了《创造性破坏的力量》（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一书，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了保护政策的无效性。

他直接驳斥了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用过去30年的数据证明，发展中国家因为参与全球化实现了收入的大幅增长，因而全球化不是全球不平等的根源；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是因为技术变革导致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上升，而不是贸易开放，因而贸易保护解决不了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问题。

阿吉翁继承和发扬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保护主义通过维护低效企业，削弱了市场动态更新能力，导致经济陷入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经济。日本长期的政商联盟的结构性保护政策抑制了企业竞争，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很多产业被韩国等国家赶超。

不管是巴斯夏和沃克，还是阿吉翁，实际上是承认保护政策会带来短期收益的。即便高关税可以带来短期收益，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采取非关税措施，效果会比提高关税更好。

比如2005年菲莉帕·迪（Philippa Dee）和迈克尔·费尔南迪诺（Michael Ferrantino）编辑的《评估非关税措施和贸易便利化效果的定量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Non-Tariff Measures and Trade Facilitation），用关税等价物（AVE）模型证明，非关税措施的贸易限制效应常高于关税，且复杂性（比如技术壁垒）使评估更困难，但保护效果更直接。

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非关税措施的不可见的影响：来自一个新数据库的启示》基本支持了二人的结论。该报告基于新数据库分析得出结论：几乎所有部门，非关税措施都比关税更重要。农产品的情况特别如此，但木制品、机械和别的制造业亦然。技术措施对高收入国家比对中等收入国家更重要。低收入国家里，尽管措施的数量相对较少，但它们依然构筑起了相对较高的贸易壁垒。

重回160年前？

既然保护关税不仅无效，而且副作用明显，即便一些产业需要保护，非关税措施更加有效，那么为什么美国特朗普政府还是要发动关税战、提高关税呢？

道格拉斯·欧文的美国经济史著作《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200年》提出的“3R”目标模型，可能提供了一条解题的思路。

所谓“3R”，就是Revenue（税收）、Restriction（限制）和Reciprocity（互惠）。它们大致概括了美国200多年来不同时期贸易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

贸易可以增加税收，据说十五世纪中国明代思想家丘濬（1421-1495）就已经明确认识到。当时他主张开放海禁，认为外贸能增加税收。但是，用它来和另外两个目标构建成一个贸易政策分析框架，则是道格拉斯·欧文的创造。

欧文认为，美国贸易政策的变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税收主导期，时间是从1789年到1865年，即美国建国至美国内战结束。该阶段的核心目标是通过进口关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用于偿还战争债务和维持联邦政府运作。1828年还因为国会通过了一个“可憎关税法案”而引起南方的强烈反对。

第二个阶段是限制主导期，时间是从1865年到1933年，即美国内战结束到经济大危机爆发。该阶段的核心目标是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竞争，1930年还通过了一个提高关税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

第三个阶段是互惠主导期，时间是从1934年到2016年，即从经济大危机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之前。该阶段通过双边多边协定降低贸易壁垒，扩大出口。该目标自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后成为主导。

欧文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实行的是两党制，两党轮流执政的条件下是如何实现贸易政策的连续性的呢？

欧文的观察结果是，产业地理分布的稳定性（比如南方很长一段时间是以农业为主，而北方则是以制造业为主）导致了地域利益固化，由各地域利益代表组成的国会的投票格局就会长期不变。只有当产业地理结构变化（比如制造业南迁）、发生重大危机（比如内战和大萧条）时，政策才可能转向。

欧文的分析框架是有很强的解释力的。那么，如何用它来解释唐纳德·特朗普担任两届美国总统期间的关税政策呢？

首先需要看到的是，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产业结构加速向服务业集中。1990年，服务业占比已经高达69.9%，到2019年又进一步上升至80%左右，最近几年虽然出现一些波动，但到2022年仍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约12%。服务业内部结构亦升级明显，表现为信息密集型服务业（比如金融、信息技术）超越传统服务业、电子商务普及加速、对外直接投资从制造业转向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伴随产业结构加速变化的是，产业地理结构的急剧变化。传统制造业集中的东北部地区加速衰落，成为“铁锈地带”，产业加速向西部和南部集中。

同时，美国的国债规模在2019年后扩张速度明显加快。截至2019年9月30日（美国财政年末），美国的国债规模约为22.7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07.03%，到2025年5月23日，便猛增至36.2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已超过123%。特朗普政府预测，到2035年未偿国债总额占GDP的比例可能达130%～150%。

随着国债规模的快速扩张，利息支出已经成为美国财政最快的增长项。2025年美国国债的利息支出约占财政支出的13.55%，预计2032年可能上升至1.4万亿美元，2053年可能上升至5.4万亿美元。因为国债规模加速扩张，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已经被穆迪从Aaa下调至Aa1。更紧迫的是，约32%的可交易国债在未来12个月内就要到期，短期滚续压力巨大。

根据美国贸易政策变迁的历史经验，美国贸易政策可能真的到了转向的时刻。而转变的方向，很可能就是回到160年前——以增加财政收入为核心目标。由是观之，现在需要高关税的是美国政府。更确切地说，是美国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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