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初入银河的你：与外星人沟通是一场充满未知与挑战的旅程。首先，保持一颗好奇而平和的心，以尊重和友好的态度去接近他们。通过发送清晰而简洁的信号，如特定频率的电磁波或光信号，展示我们的存在。利用先进的翻译技术，将我们的语言转化为他们能理解的形式，同时尝试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增进彼此的理解。在沟通中，要有耐心和毅力，因为这可能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相信只要我们真诚相待，就一定能跨越星际的距离，与外星人建立起联系，开启一段全新的宇宙交流篇章。

在电影《降临》（Arrival，2016）中，一批拥有七条肢体的外星生命造访地球，并带来了一种无人能解的语言。这些外星生命被戏称为“七肢桶”（Heptapods），他们慷慨地在飞船上腾出空间与人类进行语言交流，负责翻译的团队却一头雾水。七肢桶书写的句子由墨迹氤氲的圆形符号组成，迥异于地球上的任何文字。

该电影改编自姜峯楠（Ted Chiang）的小说，其戏剧冲突建立在前所未见的七肢桶语言之上。然而，七肢桶语还不算彻彻底底的外星语言。除了习得七肢桶语就能掌握特殊能力这一科幻设定外，这种语言与普通的人类语言并没有显著差异。圆形符号确实奇特，但同样有表示名词、动词等常见语法范畴的词语，且可以被翻译成英语。实际上，影片中的一段关键情节讲述的就是译者将七肢桶语当中的名词“工具”误译成了“武器”。

虚构作品中的非人类语言大抵无法超脱人类语言的桎梏。以《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克林贡语（Klingon）为例，已经有一些人学会了如何使用这种语言。克林贡语标榜其异质性在于独特的语音系统和罕见的句法结构，却依然像人类语言那样包含名词、动词以及主语、宾语等成分。

其他虚构语言也不例外，如《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中的多斯拉克语（Dothraki）、《阿凡达》（Avatar）中的纳威语（Na’vi）以及《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中的昆雅语（Quenya）等。

在虚构作品之外，人类同样缺乏想象力。为虚构作品或其他目的而诞生的人造语言（constructed language，简称“conlang”）主要取材自语言学。但作为一门科学，语言学（linguistics）通常致力于探寻真实存在的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涵盖语音、符号或手势、语法、句子成分及语义表达等。尽管人造语言拥有别致的词汇体系，或刻意违背人类的某些语言规则，其创作在本质上仍只是在改编地球常见的语言。

一、已知语言的基石：人类语言的四个层面

要探索外星语言可能的样子，我们得先明白，所有语言都是由一些基础要素拼搭出来的。那么，研究这些要素本身以及它们可以带来什么不同的变化便是首要任务。一种语言包括符号、结构、语义和语用四个层面，这是人类语言的四大特征。外星语言不一定具备所有上述特征，但提前了解人类语言的特征必将对探索外星语言有所助益。

第一层面是符号，即人类生成、感知或交换信息的载体。我们用发声器官发出的声音是符号、你此刻阅读的文字是符号，表情包或禁烟标识等象形图、字母或古埃及象形文字等表意文字以及手语中的手势也属于符号。其他生物基于自身的生理结构，可能演化出比人类更丰富的符号系统。比如，非人类动物的语言并不复杂，其符号却囊括了气味与肢体动作；机器也能使用符号，人工智能之间用来交互的语言“GibberLink”中的高频声就是典型案例。

第二层面是结构，涉及词语结构、语法和句法。词汇和语句都是语言的结构单位。词本身可以分为名词、动词、代词等类别，句子也可以分为疑问句、祈使句、陈述句等。例如，在分析句子“Peacocks eat insects”（孔雀吃昆虫）时，你能辨别其中的名词和动词，并判断它是陈述句而非疑问句。

词汇还具有内部结构，可以通过后缀或其他形式标记格（case）、时态（tense）、数（number）、性（gender）等，中文中也存在通过偏旁部首来猜测生僻字的方法。句子也是如此，英语中句子通常为主语-谓语-宾语结构，而梵语句子则是主语-宾语-谓语结构。回到之前的例子中，如果把“insect”（昆虫）变为复数时将“-s”作为前缀而非后缀，就违反了英语的词法规则；如果说“Eat insects peacocks”（吃昆虫孔雀），则违反了英语的句法规则。

第三层面是语义，即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语言神奇之处就在于，其构成要素能够指涉外部的实物或抽象概念。例如，“猛犸象”（mammoth）这个词不单是“猛”“犸”“象”这三个字的组合，它代表了一种真实存在过的，曾经漫步地球、长着獠牙的象类生物。而“猛犸象已经灭绝”这个句子也不仅仅是词语的堆砌，它表达了一个关于世界的真实情况：那种巨大的象类生物已经确实不存在了。

第四层面是语用，它关乎语言使用者如何表达字面之外的隐含内容。比方说当有人说“我饿得能吃下一头牛”这句习语时，是在表达饥饿而非真的想要吃掉一头牛。或者是那句著名的“休斯敦/华盛顿需要知道这件事”，此处的“休斯敦/华盛顿”是一个转喻，它们指代的分别是NASA的载人航天控制中心和美国政府，而非这两座城市。

有时，语用现象让我们能够在不违背社会规范的前提下传递信息。打个比方，如果有人邀请你跳舞，你回答“我有舞伴了”比直接说“不”更有礼貌。这种“言外之意”及隐喻、转喻均属于语用现象。

二、如何构建一门“外星语言”？

创造外星语言的一个可行方案是任选一种人类语言，对其符号、结构、语义或语用的规则进行改动。其中最简单的莫过于从符号层面入手，人们可以采用一套任意的人类口语语言中不存在的音素来炮制一种外星语言，而书面语则可以选择一套前所未见的符号。

若充分发挥想象力，外星语言甚至可以融入崭新的表达符号，比如肢体动作（如蜜蜂的舞蹈）或者脉冲信号，就像好莱坞电影《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01）中的机器人通过触碰来交流那样。

按这样说，任何人类熟悉的语言都可作为基础语种来构建一门‘外星语言’。即使这门外星语言在结构规则、语义系统和语用逻辑层面与该基础语种完全相同，其实际呈现形式仍会让人感觉二者大不一样。

更精密复杂的方案是构建一种打破人类语言常规结构的外星语言。人类不同语言在词和句子结构上本就存在差异。例如，在表达相同的一句话时，有些语言使用前置介词（prepositions），有些语言则使用后置介词（postpositions）。而表示特指时，有些语言有专用词（比如英语中的定冠词“the”），瑞典语之类的语言则使用后缀（比如“Vetenskapsradet”意为瑞典研究理事会，后缀“-et”表示特指）。

不同语言中的句子语序也有差别，大多数语言在基本语序中都以主语作为句子的开头（如“我”、一个名称或名词短语“那只老虎”之类的指称性成分），但极少数语言会以动词开头。*

*编者注：以动词开头的语言示例

爱尔兰语：D'ól（V-喝了）an fear（S-那个男人）uisce（O-水）.

直译：喝了男人水→那个男人喝了水。

爱尔兰语（Irish）为典型的VSO（谓主宾）结构语言。尽管20世纪之后受英语影响，口语中SVO结构部分有所上升，但是书面语中仍保留了VSO传统结构，仅有少量例外存在（如关系从句an fear（S-男人）a dhíol（V-卖了）an carr（O-车），译为：“卖了车的那个男人”。实际语序仍与中文颠倒）。其他VSO语言包括阿拉伯语和威尔士语等。

有趣的是，VSO语言实际上多存在于书面表达中，在日常口语表达中这些语言还是以SVO为主要结构。但这是否说明SVO语言结构最符合人类表达习惯？答案或许是否定的。SVO的流行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文、西班牙文和英文的广泛流行。而其他语序在表达效率和学习难度上并无显著差别。

人们可以系统地从不同语言中挑选并组合语法规则来创造一种外星语言。实际上，创造虚构的人造语言的常用方法就是将各种语法规则拼凑在一起，再加入一套奇特的符号和词汇。

但我们还可以继续拓展想象空间。为什么外星语言的构成要素就必须与人类语言一致？一种外星语言可能缺少某些词类，比如名词。这种语言可能会以类似于英语动名词的方式将动词、形容词或其他词类“名词化”（nominalise）。例如英文“Eating is important”（吃很重要。这里“吃”这一动词实际上充当了名词主语）中的主语“eating”就是动词“eat”的名词化形式。

外星语言也可能只有一个类别，对应着人类语言中通常存在的两种或多种语法类型。有人声称，有些人类语言也只是“合并者”，即它合并了多个语法范畴。例如，北美西北部的萨利希语系（Salishan languages）被认为没有名词/动词的区别，而秘鲁安第斯山脉使用的克丘亚语（Quechua）则被认为没有名词/形容词的区别*。这些说法目前还存在争议，但它们让我们更有理由摒弃那种“外星语言的词汇应该属于人类语言词汇所具有的相同语法类型”的简单化假设。

*编者注：人类语言中词类区别模糊示例

词类模糊这一现象在中文中更为常见。例如沈家煊在其书《名词和动词》中提出的“名动包含说”，认为汉语动词是名词的子集，动词可自由进入主宾语位置（“有吃有穿”），形容词也可直接用作谓语（“苹果红了”），这一说法虽有争议，但中文词类区别更模糊（甚至不存在）这一观点的确有很多人提出过。

我们还可以设想一种语言，其中所有词都属于同一类，因而无法被归入不同的语法类别。关于这种语言，哲学家们已经琢磨了一段时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其《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21）中，提议一种‘逻辑上完美（logically perfect）’的语言，其基础语句仅包含简单符号，类似于指代个体、物体和地点的名称如罗马斗兽场（Colosseum）或波哥大（Bogota）。

维特根斯坦认为，当语言中的句子所包含的名称组合正确地“描绘”或代表了世界时，这些句子就是真实的。

但世界绝不是物体的简单集合。这些物体具有属性，彼此以不同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在空间和时间中以复杂的模式排列。比如，埃菲尔铁塔很高，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特朗普曾被看到坐在泽连斯基和万斯之间。如果仅通过名字的排列组合，如何能代表包含模式、属性或关系的这些事实呢？

维特根斯坦认为，包括属性和关系的世界本身就是由物体以不同配置方式组成的巨大集合。但即便我们不认同维特根斯坦这种关于世界本质的观点，我们仍能设想逻辑语言可以再次通过名字序列来表示事实。或者，逻辑语言也可以通过名字之间的不同距离，或句子中名字的不同空间排列方式来表示这些事实。无论作何决定，这种“维特根斯坦语言”（Wittgenstein languages）都是合理的候选语言，其词汇都属于单一语法类型：名词。这种合理性意味着外星语言也可能如此运作。

但要使一种语言在结构层面展现真正的异质性，它就需要拥有现有语言中完全不存在的全新语法类型。比如，它可能根本就没有词和句子，即便有，它们也可能属于一种任何人类语言中都不存在的语法类型。

尝试联想一些非语言的表征系统，或许能帮助我们想象这些外星语言的语法类型。比如，相比于英语、斯瓦希里语（Swahili）或粤语，一门外星语言甚至可能更像某种地图。将地图上的各种元素识别成词汇或句子并非易事。

当你在地图上看见一座教堂，有人可能会理解为一个具体的名词短语“教堂”。然而，地图要素的属性与已知语言要素的属性有很大不同，无需语言描述，我们就能从地图上能同时看到教堂所处的空间位置信息。那么，为什么外星语言不能像地图一样，能同时表达教堂这个概念以及它的相关信息（例如名称、坐标、历史等等），或者能实时更新“我”和教堂的实时距离信息呢？

三、语义差异与根本的不可译性

对人类而言，在符号或结构层面与人类语言存在差异的语言看起来注定会十分陌生，但其仍有可能被翻译成英语之类的通用语言。这类陌生的语言或许包含一些与某些英语单词或句子所指对象相同或表达相同意思的成分。

例如，在维特根斯坦语言（Wittgenstein language）中，若将名字之间的空格代表“是……的老师”这一关系，那么“Aristotle Plato Socrates”（直译为“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这样的句子可能与英语句子“Plato is the teacher of Aristotle，and Socrates of Plato（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意思相同。

而地图上一片绿色区域中间有一个教堂的图标，就可以翻译为“教堂位于公园里”。也就是说，若两种语言仅在基础形式层（如语音/文字）与结构层（如词法/句法）存在差异，而深层语义一致，那么它们的元素就可能成为互译项。

但如果一门外星语言与人类语言在深层语义层面存在差异，便会引发可译性问题。这会导致一种语言中的某种表达可能具有另一种语言中任何一种表达方式均无法表达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是人类的不同语言之间也会出现不可译的情况。

一种人类语言可能存在一个名词或动词具有另一种人类语言中没有的含义。譬如说英语的人很难找到德语“Fernweh”（一种渴望去远方的忧郁之感）的对应译文，就像我在自己的母语印地语中同样找不到英语“serendipity”（意外发现珍奇事物的幸运，来源于波斯语中对斯里兰卡的称谓）这个词的对应词语一样。

我们可以设想，外星语言也会引发这类问题。外星语言中的某些要素可能无法翻译成人类语言，比如它们可能指涉某种独特的外星情感或某些外星人已发现而人类尚未发现的天体。

不过，从原则上讲，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一种语言中的名词或动词所描述的对象或现象，可以用另一种语言中的若干词语组成的短句来描述。此外，如果我们尚未发现外星语言某些要素所描述的对象或现象，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探索，从而扩展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并创造新的词汇或短语来描述它们，如此一来，这些新词汇便在我们的语言中成为外星语言要素的对应翻译。

但当一种语言中的一个或多个表达具有另一种语言中不存在的某种意义时，就会出现第二种根本的不可译性问题。作为具有特定进化背景下发展出认知能力的人类，我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感知世界。例如，我们认为世界包含物体、动作、属性和过程。我们语言中具备的此类含义反映了我们对世界的结构化方式。例如，专有名词以特定物体作为其意义，动词指向动作，而完整的句子则表征一种事实。

如果有进化方式和感知方式都与人类截然不同的外星物种，那该怎么办？外星物种的语言会反映其独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而这些分类是我们认知能力所无法掌握的。除非我们事先知晓外星语言中的某个片段对应着世界当中的何种要素，否则即使在我们的语言中创造一个新词也无济于事。

这种外星语言的要素是根本无法翻译的，不是因为我们无法知晓它们的意思，而是因为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们具有何种类型的含义。在《外星结构》（Alien Structure，2024）一书中，哲学家马蒂·埃克隆德（Matti Eklund）指出，这种不可译的语言确实可能存在，且无需诉诸认知机制差异来论证。

虽然听起来骇人听闻，但转机尚存，纵有些外星语言片段在深层语义上与人类语言迥异，它们依然存在被转译的可能。例如，在描述世界时，需要明确指出该描述是真是假，以及需要发出指令都是任何复杂的社会中智慧生物都可能要从事的行为。即便他们的语言与我们的大相径庭，外星人或许仍需要使用诸如“真”“假”“描述”“问题”等基本概念。

倘若如此，这些概念就可以在原本互不可译的人类语言与外星语言之间建立起联系，并用来匹配具有相同用途的语言要素。如果我们能在外星语言中识别出一组用作描述或指令的要素，就可以将其与人类语言的陈述句或祈使句相对应。而且，如果我们能推断出外星人何时认定一个描述为“真”或“假”，我们甚至可以将范围缩小到一组与外星人描述相对应的句子，即便我们不懂其中每个词的确切含义。

我们或许还可以尝试在人类语言中寻找与外星概念最接近的同源概念。一个有趣的类比是物理学家兼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对“质量”（mass）这一概念所做的分析。

他认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质量”的概念进行了如此大的改动，以至于它们与牛顿质量（Newtonian mass）的概念互不相容也无法相互“翻译”（牛顿意义上的宇宙质量是恒定的，而爱因斯坦意义上的质量可以与能量相互转换）。然而，既然我们依旧能够同时理解爱因斯坦和牛顿的物理学，我们也有理由对理解外星语言所表达的概念抱有希望，尤其是当差异不是太极端、太普遍的时候。

原则上，一个层面的差异并不一定导致其他层面的不同。还记得克林贡语的符号和结构与人类语言的不同吗，它们之间在其他层面却十分相似。但事实上，真正的外星语言大概率会在多个层面与人类语言有所区别。外星人感知到的外界不同，其语法和句法自然也与我们熟悉的语言不同。因此，外星语言不太可能只有语用层面与英语不一样，而其他层面都如出一辙。

假设存在这样一种外星语言，它在前三个层面与英语完全相同，但形成了不同的隐喻、转喻体系及交际规范。那么他们高兴时可以说“吃一匹马”，还会用“一只鸡”形容跑起来晃晃悠悠的个体。

此外，相比于人类语言有言外之意，能传递超出字面含义的信息（前文那句“我有舞伴了”就委婉地拒绝了跳舞的邀约），这种外星生命另有一套交际规范，由此产生的言外之意也自成一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了解了外星人约定俗成的规则，我们才有可能参透只言片语。

如果在语义差异之上再叠加语用差异，情况就变得更有趣了。外星生命可能对于“交流”“隐喻”“规范”等概念有着独具一格的语义构想，而这些概念在我们对实用语义的理解中起着核心作用。如果真是这样，外星语用学可能会大相径庭，也更加怪异。

《星际迷航：下一代》（Star Trek：The Next Generation）就有一个例子，在《达摩克》（Darmok，1994）这一集中，皮卡德船长的“企业号”与一艘塔马利安飞船取得了联系，但双方的交流困难重重。星际舰队的“通用翻译器”只能提供塔马利安语表达的字面意思。其中一个外星人反复说着“达摩克，在海洋上”（Darmok，on the ocean），皮卡德却无法理解其含义。

事实证明，塔玛利安人觉得他们语言当中的字面意思并不重要，他们甚至不关注字面意思。相反，他们更关注表达方式与概念之间根植于其文化神话和历史的寓言式关联。因此，“达摩克，在海洋上”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在孤独的征途中”，因为它让人想起一个关于达摩克和他们在海上遭遇的故事。不了解这个故事，不知道这句话并不指代“溺水”，就无法与塔玛利安人交流。

四、从符号到语义：外星语言的可能缺失层面

在现实情况当中，一个外星种族完全忽略其语言所承载的字面意思，而只关注隐喻传达的概念，这似乎并不太可能，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塔玛利安人确实会借助“达摩克”和“海洋”的字面意思来弄清楚其所引用的故事。如果完全回避使用字面意思来交流，就显得太过浪费。

不过，这个例子揭示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外星语言或许缺少人类语言的某个具体层面。比如，能够互相心灵感应的外星种族，其语言便不会有符号；而记忆力超群，能够记忆无数代表独特含义的符号（比如名字）的外星种族，其语言则无需结构。相比之下，人类语言有结构正是因为记忆和认知能力有限，而结构则有助于我们用有限的成分创造出无限的句子。

对于人类而言，缺乏语义层面的外星语言会显得格外陌生，这种语言的成分将不“关于”任何事物。它的词语不指代任何物体，句子也并非对世界的真假描述。使用这种语言的生物可能依赖于一种因果机制，从而通过环境输入，比如气味、温度或辐射，与世界相连接，并以此产生相应的输出。此类生物之间的“交流”可能是一系列因果作用，一方发出的刺激引发另一方的反应，这很像我们体内激素的作用方式。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机器之间基于因果关系的交互作用。比如你现在使用的设备与网站服务器之间发生的因果交互，才能将这篇文章投映在你的屏幕上。但这种交互能否算作语言交流？一种缺乏语义的语言还称得上是语言吗？这些问题很难用三言两语解释清楚，但在思考外星生命的交流方式时却无法回避。与外星生命相遇必将挑战人类对于身体、意识、生命以及智慧的认知。而语言倒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既然如此，我们不是更应该竭力探索那些与人类语言截然不同，甚至可能颠覆语言定义的外星语言吗？

外星人的交流方式可能还包含一些我们尚无法预见的层面。譬如说，也许存在一种情感层次，能够编码个体的确切感受，比如疼痛的性质和强度。或者存在一种现象层次，能够编码诸如苹果颜色之类的质性体验。不管怎么说，语言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之一。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探索外星人可能采取的交流方式，不仅能为未来与外星人的首次接触做好准备，更有望敦促我们深思并革新语言。

原文链接：https://aeon.co/essays/why-alien-languages-could-be-far-stranger-than-we-imagine

参考文献：

Eklund，Matti，'In Defense of Alien Structure'，Alien Structure:Language and Reality(Oxford，2024;online edn，Oxford Academic，20 June 2024)，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8871545.003.0004，accessed 26 June 2025.

Haspelmath，Martin."How to compare major word-classes across the world’s languages." Theories of everything:In honor of Edward Keenan 17.1(2012):109-130.

Camp，Elisabeth(2018).Why maps are not propositional.In Alex Grzankowski&Michelle Montague，Non-Propositional Intentionality.Oxford，United Kingdom:pp.19-45.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追问nextquestion （ID：gh_2414d982daee），作者：Nikhil Mahant，编译：王百臻，审校/编辑：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