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曾有个别焚烧厂出现了所谓“高价抢垃圾”的不良现象。这些焚烧厂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不惜以高价去争抢各类垃圾。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环保的初衷，也扰乱了正常的垃圾处理市场秩序。垃圾应该得到合理、科学的处理，而不是被当作牟利的工具。高价抢垃圾可能导致垃圾处理质量下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同时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回收利用。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规范焚烧厂的行为，确保垃圾处理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真正做到环保与经济的平衡。

据央视报道，中国的垃圾焚烧业正面临“无米下锅”的处境，许多地区的工厂被迫开挖陈年填埋垃圾，甚至高价抢购国内外垃圾来维持生产。

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全国焚烧能力达111万吨/日，超“十四五”目标38.75%，成为全球处理能力最高国家。但产能狂奔遭遇现实困境：2023年停炉超8万天次，平均负荷率仅60%，40%产能闲置。

从“垃圾围城”到“垃圾荒”，短短十年，中国垃圾处理行业因何剧变？长期“吃不饱”的焚烧厂，又为何能持续生存扩张？

垃圾焚烧“无米下锅”

十年前，“垃圾围城”还是媒体频繁报道的难题；如今，焚烧厂面临“垃圾荒”已成为业内的普遍认知。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0月，全国垃圾焚烧能力达111万吨/日，超额38.75%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

中国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已经登顶全球。2024年底，经世界纪录认证（WRCA）官方审核，中国凭借116.6万吨/日的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被确认为“垃圾焚烧处理能力最高的国家”，并载入WRCA世界纪录全球数据库。

产能狂奔的背后是与实际处理量的脱节——央视报道，2023年全国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内停炉”83467天次，部分焚烧炉超过半年没有开机。E20研究院调研指出，目前我国垃圾焚烧厂平均负荷率约为60%，换句话说，我国40%的垃圾焚烧厂处于产能闲置状态。

为了有垃圾可烧，不少垃圾焚烧厂都开启了一场“垃圾争夺战”。从抢垃圾到翻垃圾，再到远赴海外“淘垃圾”，为了填饱垃圾焚烧厂的肚子，这场因“饥饿游戏”而被迫展开的生存之战，已在行业内打响。

面对垃圾如此供不应求的局面，也有企业从技术层面入手进行破局突围。

“垃圾掺烧”是指在焚烧生活垃圾的基础上，掺入其他可燃废弃物（如工业固废、污泥、一般工业垃圾等）协同焚烧的处理方式。将原本需单独处理的工业边角料、污水处理厂污泥等可燃物作为“替代燃料”，既降低这些废弃物的处置成本，又填补焚烧产能空缺。

2022年，有近30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启动掺烧技改环评手续。北极星垃圾发电圈统计，2024年有20个项目加入掺烧技改队伍。从现有公开数据来看，各地掺烧比例在12%～35%区间内。以日处理规模最高的“南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废项目”为例，掺烧比例达到35%，这意味着该项目对掺烧垃圾的需求每日达到1050吨。

但垃圾不够烧并不意味着需要生产出更多的垃圾填满焚烧厂，若为填满过剩产能而刻意制造垃圾，无异于饮鸩止渴。表面上的垃圾不够烧，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是产能过剩。

垃圾焚烧产业大变局

目前，我国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正在面临产能过剩的局面。

垃圾焚烧是高温氧化处理生活垃圾的方式。它使可燃废物在高温下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焚烧后的灰渣仅为原体积的20%以下，显著减少固体废物，还能消灭病原体，且焚烧余热还能用于发电和供暖。

我国在1985年首次引进垃圾焚烧热电技术。过去30多年里，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有效推动了垃圾焚烧的发展。

从近10年的数据来看，垃圾焚烧逐渐成为我国无害化垃圾处理方式的主流。在城市，垃圾焚烧占比从2014年的32.51%一路飙升到2023年的82.49%，远超“卫生填埋”。与之相伴的，是无害化垃圾处理总量的跃升——2023年我国城市无害化垃圾处理总量25401.74万吨，相比2014年增长超过50%。

垃圾处理行业的结构调整，得益于垃圾焚烧的产能扩张和产业升级。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0月，我国有焚烧企业1010家、焚烧炉2172台。2017至2023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提速，仅2021年就新建投产222座。

据生态环境部数据，13年间，中国的垃圾焚烧厂数量增长了近9倍，处理能力更是增长了16倍。在反对浪费、减少商品过度包装、提倡垃圾分类的并行治理下，垃圾焚烧电厂超前规划与原生垃圾源头减量，成为垃圾焚烧厂“吃不饱”的主要原因。

以北京地区为例，2023年全市生活垃圾产生量758.85万吨（日均2.08万吨），相比于2019年的最高值1011.16万吨，下降24.95%。而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置能力已经提升至2万吨/日以上，每日生产的生活垃圾全部喂给垃圾焚烧厂，才能支撑焚烧行业的饱和运转。

另外，从地域分布上看，我国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呈现出向东部集中的现象，产能的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垃圾荒”。

当前东部地区垃圾焚烧厂普遍面临产能闲置困境：例如，芜湖生态在浙江省调研发现，2023年，浙江省76座焚烧厂中，有18座平均每年停炉闲置超过50天，最高停炉155天。 上海、江苏、河南等地的焚烧厂停运的信息，也见诸各大媒体。

长期产能不饱和，按市场经济原理应当淘汰，但为何我国垃圾焚烧厂还能保持较为稳定的数量呢？

“烧垃圾”其实是暴利行业

2003年是我国垃圾焚烧产业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年份。

这一年，垃圾焚烧处理由政府全权负责转向开放式特许经营。垃圾焚烧发电BOT模式由此开始，即政府将规划工程交由民间企业投资兴建、特许经营，期满后再转由政府经营。

三年后，国家又开始补贴垃圾焚烧发电，此后，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盈利来源包括垃圾处置费、上网电费以及政府补贴。

简单来说，每烧一吨垃圾，政府就会给相应的垃圾处理费。烧垃圾发电还能卖给电网，除此之外，国家还会给补贴。

烧得越多，赚得越多，眼看有利可图，大量企业进入到了垃圾焚烧行业。

由于上述收入模式，再加上相对可控且规模效应明显的运营成本结构，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普遍呈现出较高的毛利率水平。

对于进入稳定运营阶段的企业，项目前期的设备投入，如焚烧炉、尾气净化系统等建设成本，通过长达25～30年的特许经营期进行折旧摊销，被大幅摊薄，其毛利率通常能维持在30%～50%甚至更高的区间。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垃圾不够烧不是垃圾不够，而是焚烧场太多了。

供需矛盾下，制造更多的垃圾显然是不可为之，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如何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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