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我就是创投界的ICU主任。但这个过程中，却是焦虑又带着愉悦的。”

“中国什么时候有人能投10个亿给天使轮或者种子轮，中国的创新就起来了。梁文锋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天使投资里，真正优秀的投资人永远是少数。他们逆着人性前行，注定是孤独的。”

天使投资人龚虹嘉，近日在“2025天使投资大会”后，罕见接受了一场50分钟的深度访谈，状态松弛，言语坦诚。

在中国创投圈，他是一位极为特别的存在：不常出现在聚光灯下，却塑造了行业底色。他早年投资的海康威视、富瀚微、中源协和、芯原股份、达梦数据等项目，都站在中国创新产业的关键节点。

龚虹嘉1965年生于湖北，早年考入华中工学院计算机系。南下广州、辗转香港，他从市场到技术、从德生到德康，再到握奇、亚信，完成了从工程师到企业家的蜕变，也打下深厚的产业认知基础。

他最著名的一笔投资，是2001年以245万元获得海康威视49%股份，这既是同学情谊的延续，也是一场长期主义的胜利，最终回报超2万倍。

在他眼中，天使投资是一场信仰与信心的较量——敢在孤独时下注，也能在分歧中陪跑。近年来他将重心转向生命科学与底层技术，其投资哲学逐渐显露出一种“道家气质”：尊重节律，强调人性与系统的匹配。

他反对“雇佣兵式创业”，重视早期的自我认知与使命感。他常说“道地”——落在哪块土壤，就在哪儿扎根生长。这种朴素的信念贯穿了他对创业、对人的理解。

他自嘲是“ICU主任”，总在项目最难时刻被喊去“抢救”。其实，他一直守在创新系统的底层，做一位真正的守夜人。

推荐大家去视频号“每日天使”观看这场访谈，全是干货，也透着江湖气与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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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认“创投界的ICU主任”

主持人 你作为非常成功的天使投资人，现在是什么状态？在这个阶段，还有什么事会让你开心或者不开心？

龚虹嘉

我们这些人啊，有点“命贱”的感觉了。总是觉得要去帮助和力挽狂澜一把，就觉得有那种使命感在。

前不久我在天津去看一个很厉害的中医，看完以后，他说，能不能让你的团队都出去。我吓坏了，以为身体出大问题。

他说，你很焦虑。我刚用DeepSeek搜了下你，很厉害啊，你怎么会焦虑呢？

我问他，那你看出来是什么样的焦虑？

他说，是我们医院院长或者ICU主任的那种焦虑。

我说你太厉害了！我前不久才在清科的一个会上讲过，我就是创投界的ICU主任。

我面对的确实都是跟医院院长或者ICU主任一样的考虑：（这个项目）救不救得活？要不要出手救？下多大的力？用多少手段……这些问题天天在脑子里打转。

主持人 所以即便已经这么成功了，依然会感到焦虑，这肯定是使命感。

龚虹嘉

这可能就是灵魂层面的事情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是焦虑又带着愉悦嘛。

关于芯原股份的投资往事

主持人 你天使投资了近百个项目，拯救了很多科创企业，也取得了很高的回报，是不是反共识、高风险的投资更有可能带来高回报？

龚虹嘉

比如说现在科创板有家上市公司叫芯原股份（VeriSilicon），是帮别人做芯片设计的。自己做芯片的（寒武纪）市值快3000亿了，当时我们帮别人做芯片的现在也就刚刚500亿市值。

即使是这个500亿，当年几乎所有投资人都要赎回。

主持人 你是追加了投资？

龚虹嘉

我是主动把那40多个投资人的全部接下来了。2017年签了协议，由于投资人分布在世界各地，所以2018年花了一整年把投资人的股份一个个买回来。到2019年，我们就把VIE架构给拆了。

我当时就觉得，这家公司的未来只能在中国。

触发我出手的时候，正好是他们冲击纳斯达克第二次失败。后来我就说服他们回中国来。

他们说回中国来不好挣钱，我说，回中国来，你们才能“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后来他们在科创板上市，那时公司从来没挣过钱，没盈利过，所以当时分歧很大。

但是我说他很快就能挣钱，只要中国的厂家不能到美国、到台湾地区找人设计芯片，这家公司早晚要大赚。

事实也证明，这一天已经来了。

投资本质上是信仰、是信心，你要愿意在别人不看好的时候先进场，等大家都看好就晚了。

永远都会有还没有被别人看好、将来有可能变好的事情。

年轻的时候，我们认为微软基本上就是这个世界的天花板了，后来谷歌出来了……现在又冒出了AI大模型。

这个世界它总是在我们想象不到的时候，要么是某个技术的突破，要么是某种商业模式的突破，来引领这个世界往前走，给更多的后来者带来一些机会和希望。

从达梦谈“根创新”

的环境变化

主持人 你在很多年前天使投资了你老师的公司达梦数据，达梦直到去年才在A股上市。这非常考验眼光和耐心，你当初是怎么考虑的？

龚虹嘉

达梦是国产数据库“第一股”。

当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帮助冯裕才老师构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公司化架构，冯老师是第一大股东。

那时做国产数据库，没什么行业地位。达梦正式成立是1999年，距离它后来上市将近24年。

组建公司时，冯老师的达梦数据库已经做了10年，认为十年磨一剑，在行业内就足够有杀伤力。没想到，想要让这个数据库成为各个行业愿意用、能够用、好用的产品，非常不容易。

直到2015、2016年，大家还普遍认为中国人自研数据库办不到，但达梦一直坚持了下来。

在一些特定行业，中共中央开始有意识的要求加大国有数据库的使用力度，就是去IOE化，去替代IBM、Oracle、EMC，（机会就来了）。

如今达梦的数据库在许多特定行业得到了应用，财报上显示的业绩也还不错，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这段时间讲自主创新、“根创新”比较多，以前只能讲自主创新，一讲“底层创新”“根创新”就会被人嘲笑。

谈到达梦的情况，其实我想说的是，现在的环境确实不一样了。

前不久，国资委专门发了一篇官宣，强调在AI大模型的应用过程中，央企要特别关注信息安全和数据安全，要真正去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把“底层创新”提升到“根创新”的层面。

所有技术都是从不好用到好用的过程，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过程。如果没人用，它就永远迭代不了、优化不了。

过去总有人说国产的不行、不好用，那是因为大家都只愿意用国外成熟又便宜的产品。现在国产已经比较好用了，产品都是需要迭代的，金山这些雷军的办公软件不也做的很好嘛。

所谓逆向

是如何面对现实

主持人 你一直擅长逆向投资，做别人不想做、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情。你是怎么培养这种思维方式的？

龚虹嘉

就是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而当时别人没这么做。

像过去讲符合世界潮流，今天来看就带来了安全隐患，因为美国站到我们的对立面去了。

我早在2018年就说中美会脱钩，结果被不少人批评，说我书读得少；我预测第一次川普要当总统，结果有好几个同学跟我决裂，说我没文化。

主持人 后来他们又说你预测对了，想跟你重新做朋友？

龚虹嘉

他们说我“蒙对的”。这次又“蒙对了”，干脆不争论了。（笑）

但这个问题是绕不开的。很多精英阶层其实不愿面对现实，要么觉得这是暂时现象，要么觉得是美国某个神经病一时冲动。

其实这是美国整个的国家安全战略：怎么遏制中国，在哪些领域要阻止中国崛起？通过什么战略来压制中国的产业和影响力以维持现有世界秩序等等。

我们在芯片领域确实还在努力追赶，芯片的“根创新”难度非常大，因为它要跟生产工艺结合起来。比如到了7纳米、5纳米以下，就必须依赖光刻机这类高端设备，但一时半会也解决不了。

现在连英伟达专门为中国定制的H20芯片都不能卖了，高端显卡4070、5090都买不到了，对吧？可能接下来那些AI大模型开源的底层代码都不给我们用了。

这就是我讲的，中国今天的经营者，面临一个痛苦的转变。

大家都有这种共识了，重新定位好自己。你说“再出发”也行，说我们主动“调低支撑位”也行，总之我们得接受现实。

调低以后怎么办？我们可能去服务一些基础科技含量较低的行业，把低处的往上顶一顶，这种能力并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去年的中央一号文（其实就透露出一个非常清晰的方向），过去讲“农村”，后来讲“农业”，再到现在重点提的“乡村振兴”，它背后的逻辑是希望把农村那一大批人群的收入真正提上来。

就是让他们能够在家门口、方圆100公里内找到一份工作，有老婆孩子热炕头，能朝九晚五、节假日休息，有医保社保，生活稳定。这种有尊严的生活，才是大多数中国人真正想要的。

而这样的群体，占了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盘。

所以现在国家不只是讲拉动内需，而是把拉动消费放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怎么拉动？三座大山——住房、医疗、教育的压力，得真正搬掉。政府的保障和福利要像空气一样弥漫在老百姓身边。只有让人感到安心，消费才有可能起来。

帮助科学家创业

主持人 现在国家在大力倡导“科技成果转化”，尤其鼓励科学家创业。你这几年也在做不少对科学家创业的扶持，是怎么帮他们推进这件事情的？

龚虹嘉

这是我这几年做的比较多的事情。

作为创业的leader，更多时候你是在做服务，你得让那些能干的人，在这里能舒心的工作，有激情、有创意地干活。

科学家普遍喜欢用自己的学生，这是很常见的，毕竟知根知底，师生之间有了解、有默契。

我不说这种选择不对。但这也得看老师的格局。

如果这个导师胸怀够大、能力也强，他会鼓励学生挑战自己，甚至能弥补自己的盲点。

也有科学家只是在自己最擅长的某个方向做的很突出，或者机遇很好，当上领导后反而会限制学生发挥和创新能力。

主持人 他们在学术和科研方面确实很强，但在创业、商业，尤其是打通完整闭环这方面，其实很多是不擅长的，你也是在幕后帮助做一些商业模式设计。

龚虹嘉

比较成熟的做法就是授权，让专业的团队去做市场化的事。

不过也有一些科学家自身有很强的创业冲动，想去实现自己过去没有做的事情，想看看自己到底行不行，能不能成为一名企业家。

我对这种状况是比较包容的，科学家也是人，有梦想有抱负的，为什么不可以试试？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一定是已经见识过很多诱惑，现在只剩下这条路最吸引他。

他愿意搏，我就愿意陪他搏一搏，没关系的。毕竟智商这么高，见识这么多，资源这么多……如果做不成，他也有同样的切肤之痛，痛的时候他自己会知道怎么去调整。

伟大不能计划

主持人 你说，中国什么时候有人能投10个亿给天使轮或者种子轮，中国的创新就起来了。那你觉得，这一天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龚虹嘉

梁文锋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就是给自己投了10个亿，做出了我们原来认为只有美国年轻人才能做出来的事情。

我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问题不在于中国年轻人能力不够、智商不行，而是在于我们缺少另一个关键要素——有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些没有背景的人，愿意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有机会去改变世界。

你去看，从谷歌到Facebook再到OpenAI，这里面都是有规律的。那些创始人，在成事之前几乎都没有成功经验，甚至都没“干出什么事儿”来。失败过很多次，才抓住一次机会。

像OpenAI的山姆·奥特曼，他之前也只做过一家公司，做支付相关的，最后卖掉了。

再比如马斯克，早期也就做成了一家公司，还有两家没做起来，但他是用自己赚的钱继续去创业，非常典型的“自己的风险自己承担”。

你说如果他当年拿的是风投的钱，他还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马斯克？我打个大大的问号。

我2012年去美国时，刚好是马斯克“死里逃生”的时候。那时候他因为缺3000万美元，已经到了接近清盘的地步。

最后是一家不太知名的硅谷风投机构投了这3000万美元，才让他挺了过来。后来那个基金经理还带我去看了马斯克送给他的第一辆特斯拉超跑，编号001。

今天我们觉得马斯克是个多么牛逼的人，但那会儿，3000万美元就足以把他逼到身无分文，甚至失信、破产。

他熬过了这一步，车的业务开始有起色了。但直到2017、2018年，他都把SolarCity（光伏能源公司）整合到特斯拉了，华尔街还是认为特斯拉是家“随时可能倒闭”的公司。

马斯克咬牙扛下来了，然后，市场慢慢开始相信他，觉得他可能真能干成一些事，再加上他不断推出新的商业模式，搞SpaceX、星链……这时候，大家的态度就变了，开始觉得这人不一样。

你看，难就难在大家相不相信。

所以我觉得，一件事能不能成，有时候不仅仅是靠这个人有多牛，更在于社会能不能容得下这样的天才。

天才往往是有缺陷的，你不能指望他面面俱到。如果把人看作一个能量体，他也有自己的“熵值”分布。他在某些方面熵增了，在某些方面熵就会减少。

社会如果能在文化氛围、机制、环境上给予这种天才以宽容，那才可能从跟随式创新走向真正的自主创新，甚至是颠覆性创新。

这也是我后来在我们校友企业家论坛上讲的一句话：伟大是不能计划的。

灵魂深处的热爱

主持人 你在天使投资大会上曾说，天使投资需要信仰和信心，但同时“漫不经心地出手”，反而更容易成功。你是怎么做到既保持信仰，又能漫不经心？

龚虹嘉

你看今天投米哈游的那位投资人宋涛，他不就有点像我说的漫不经心吗？

他说他连人都没见过，只是听人讲了讲这个项目，觉得挺符合他自己的信仰，方向也对，然后看了看他们写的PPT——比他自己当年创业写得都好，他就投了。

你说这是不是漫不经心？完全没面试、没聊人，全凭一种“愿意相信”。有时候你要是真去见创始人，搞不好人一紧张，说话结巴，或者仪表不整，他可能反倒不投了。

很多时候，越是刻意做的决策，结果越不理想。

我们以前经常对天使投资人说，做天使投资的时候，当创业者说他只需要500万的时候，你基本上要乘3。

很多人是失败又来，失败了又来的……这种真的很挑战人性的。

主持人 毕竟天使投资的失败率是极高的，成功率大概只有4%。

龚虹嘉

2017年，我和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搭档讨论过，天使投资人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当年，创新工场刚开始用机构化的方法做天使投资。

我跟清华的李竹（英诺的创始合伙人）合作过，他们也是天使投资机构中的后起之秀。

（聪投注：有次李竹和龚虹嘉做了一场对话。末了，李用这么一段话评价这位老乡：“龚总是真正的天使投资人，估计也是国内每年投资金额最大的天使，看问题的高度和一般的投资机构也不一样，宽度也不一样，对创业者的容忍程度也是非常宽厚，这可能正是龚总能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投资做天使投资，确实要做很多组织形式创新，有些强调集中，有些强调分散，持续做下来的不多，掰着指头算应该不超过10个。

天使投资的回报周期太长了，导致后面的募资没法弄。

需要用自有资金聚合一帮志同道合的人，真的是基于一种高度的信任。这种信任，不只是觉得他能力行，更是一种“灵魂上的认同”。

就是你要相信你总会成功，他所奔赴的方向，正是你也愿意下注的方向。

你不能指望让大家像买银行理财产品那样来买VC基金份额。软银赛富阎焱曾经说过，什么时候中国老百姓愿意把银行存款拿出来，像买理财产品一样买VC的LP份额，中国VC的春天就来了。

但今天不但没出现这个局面，反倒是民间投资人纷纷把钱从LP那里赎回，去买2%收益的银行理财产品。

天使投资里，真正优秀的投资人永远是少数。他们逆着人性前行，注定是孤独的。

主持人 创业团队从大厂出来，是不是更容易成功？

龚虹嘉

以前很多天使投资人出手果断，只要是从华为、从大厂出来的，他们就投，因为觉得有出处。

我对这个其实是有点困惑的。你说成功的，确实也是这么成功的；但不成功的，好像也还是因为这点不成功——大厂出来的，大家彼此不服气。

这么多年我看下来，那种“从大厂出来，拼组个完美团队”的套路，做成的我倒没怎么看到。而像段永平看好黄峥，不是照着公式来（反而很成功）。也可能我了解得不够。

当然做药的领域会不一样。

比如化药，确实是需要流程上的经验拼图——一个人负责设计，一个人负责实现，还有人负责验证。这种产业是需要流程上每一环节都有人把关的。

就像高瓴资本，硬是推出来了信达生物和百济神州。它在那个赛道是全线铺开的。

你要把一个药企的研发流程搭建出来，每一步都得是经验丰富的人守着，他可能不需要从0到1的创造能力，但每一步工艺、配方、原料怎么组合、性能怎么最优，全靠经验和判断。

主持人 你是中国天使投资人的榜样了，天使投资对于硬科技创业至关重要。很多人看到你万倍回报的故事想学习。你有什么建议吗？

龚虹嘉

好像确实有人因为听了我赚几万倍的故事，就跑去做天使投资了。但我也说过，做天使投资，有好下场的其实不多的呀。

我有个助理，当年也想着做天使投资，结果把她爸给她买房子的钱拿去投项目，最后全亏了。

天使投资如果按照大众的认知和逻辑去做，成功率是很低的。所以不要贸贸然去做。

除非，这是你的信仰，是你真心喜欢的事。比如你就喜欢你表弟，觉得他长得帅、人也不错，他要创业，你就愿意投点钱给他，那没问题。

这才是天使投资的本质。在全球范围内，真正的天使投资人，基本都是“三个F”：Family（家人）、Friends（朋友），还有一个是Fool（傻瓜）。

像我们这种傻乎乎的，就是这么构成的。

主持人 老话说得好，傻人有傻福。

龚虹嘉

现在很多做天使投资的，已经有点背离了天使投资的初衷和本心，比如要求对赌、回购这些。

我们还是很希望，中国能够真正出现一批“从灵魂深处热爱”做天使投资的人——他们愿意投，是因为这件事本身让他们觉得有意义、有乐趣。

创业者的几大特质

主持人 那你在判断创业者的时候，最看重什么？什么样的人会让你觉得，“哪怕他失败10次、100次，我都愿意继续支持他”？

龚虹嘉

人与人之间肯定存在某些气场和共鸣的。这就像我们上学时，有些同学你天生就喜欢和他一起玩，有亲近感。兴趣爱好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

然后就是，学习能力、融会贯通能力、把复杂问题化简的能力，一个人要具备这三点特质。

再有就是领导力。比如说你要组织两队人打球，有些人一招呼就全来了，有些人就召集不动。不是职位的问题，而是他有没有那种让人愿意追随的气质。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不能只会做自己熟悉的事。

有些人在专业上很强，但知识结构很单一，合作半径太小。这个时代知识变化太快了，就像自身免疫系统过强也会引发自身免疫疾病一样，反而容易出问题。

核心战斗小组创业的早期阶段，大家的自我认知，形成共识非常重要。

我有个创业项目，团队里的几个人非常有才华，但最终并没有走到最后。因为他们只把自己当成“雇佣兵”，来为这家公司打一场3年、5年的仗。

当时我们为3G移动通讯提供流媒体播放平台，说好干3年，结果3G牌照延迟了4年，拖到2010年才下来，他们就熬不住了。因为他们不是将这件事作为自己的使命来做的。

真正的创业者应该把事业当作使命，找到能攻坚克难的人很关键。这种人往往有独特的眼界和经验，能帮你突破最难的山头，迎来一马平川。

天才一个月干出的活儿，可能普通人一年都干不完。但一个普通团队，往往是容不下天才的，这是很多创业项目失败的根本原因。

能干且有天赋的人离开后，我们投资项目时非常关注他们的去向。

如果他们真的要做一件常人难以企及的事情，我们就需要询问原因。

有些人是做过类似的事，但更多时候他是没做过的，那就得看他有没有系统地思考、积累和准备。

他还会告诉你，他对这个事物的理解、做了哪些积累、准备以及从哪里获得攻克硬科技难点的知识和能力。

当他们把“作战地图”呈现在我面前时，我才会觉得他们是学习过、思考过、有准备的。

主持人 天使投资人能把项目做成的关键是什么呢？

龚虹嘉

很多人以为项目得“管”出来，其实不对。一个人如果完全靠勤奋才能掌握知识，那他时间精力是有限的；但如果他是出于热爱、天赋、兴趣去做的，那他可以夜以继日都不累。

你看一个人有没有想象力，干这件事有没有入迷，这才是判断他能不能做成的关键。

当你做的事情和自己的天赋吻合时，你就会进入“心流状态”。就像日本的稻盛和夫说的那样：才思泉涌、不知疲倦，做事如鱼得水。

但如果你被迫用一种你不适应的方式去做事，那不是“心流”，那是“泪流”。

我读大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我们是机械专业的，我怎么画图都画不好。老师都急了，说你毕业以后靠什么为生？那段时间特别难熬。

所以我们在看一个人的成长，看一件事能不能成，说到底都和这两点有关：

第一，你选的人，他的认知能不能不断提高；第二，你做的事，是否真的是面向未来的。

当然，有人会说：我不做未来的，我专门从垃圾里淘金，那也行。

所以面向过去有面向过去的发力点，面向未来也有未来的发力点。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绝对的东西。

勤奋地看商业计划书

主持人 你现在还会看商业计划书吗？

龚虹嘉

我还是比较勤奋的。如果把我归为百亿富豪的行列，那我肯定是这个群体里不到10个还在认真看商业计划书的人之一。

我现在看计划书主要是为了判断该分发给我哪个团队、哪个基金、哪个人。

我自己要先有个初步感觉，比如觉得这个技术方向不错，或者这个创始人背景过硬，或者和我们已有的产品、技术有协同价值。

但这个技术到底有多先进？在行业里是否领先？有没有关键技术缺陷？这些我是不专业的，判断不了。

所以我只是先筛一下，然后分发出去。

这个工作量其实也挺大的。一直到最近，我几乎每天都是凌晨四点睡觉，现在发现身体有点吃不消了。

主持人 现在很多中国公司都在出海，你还会投资出海企业吗？

龚虹嘉

不多了。以前我们投资过一些工厂，但后来也不再做了，出海带来的麻烦太多了，官司一堆。

一个行业只要中国人进入，其他国家基本就很难玩了。我们都知道这是个规律。

问题是，当你变得非常强的时候，怎么照顾弱者？怎么为他们留出生存空间？很多中国人还没学会，尤其是强者。

国外的大企业，比如微软做操作系统、IBM制造大型机，他们会比较注意边界在哪，哪些不可以做，也不用去卷。

地球不是平的，地球有四大洋，本来就该有距离。人与人之间也该保持点距离。你看现在年轻人，跟父母兄弟姐妹也都保持一定距离了，都可以理解，这是人的属性。

面向未来的两个问题

主持人 未来AGI实现以后，人类还能做什么？

龚虹嘉

AI大模型来了，人都不用干活了，你说在家干还是在公司干，其实都一样。美国疫情之后，有三四成员工都不愿意回办公室上班，最近才有公司开始强制要求返岗。

在家办公有很多优势，在自己喜欢的环境更容易进入心流状态，工作效率反而更高，一周可能只需要两个半天跟同事交流开会。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

未来，我们是不是还非得坐在办公室上班？这就是个问题。

国内有个网站叫“猪八戒网”，前些年他们过得很艰难，老板愁眉苦脸，我安慰他说，“你再坚持一下，很快就会有越来越多有才华的人不用去办公室了。到时候你服务的对象一下子就多了，你的能力边界也一下扩展了。”

主持人 现在也有一种声音，说原来指望AI是帮我们洗衣做饭的，现在却连写代码、做文职、办公室工作都被AI替代了，甚至连思考都帮我们做了。那我自己是不是只能去干体力活了？？

龚虹嘉

干体力活也会有机器人来做。

所以重活也轮不到人做了。

主持人 那人以后还能干什么？

龚虹嘉 干自己喜欢的事啊。

主持人 如果未来十年只能投一个领域，你会选什么？

龚虹嘉

还是健康。人的健康离不开环境的健康。

我们今天说的不是思想的健康，而是身体的健康——健康的水、健康的空气、健康的土壤。只有这些要素都是健康的，用它们去滋养出来的食物才是健康的。

这个很朴素，但其实是大家现在最需要的。

这些本来就是老天赋予我们的，是自然该有的状态。

主持人 所以其实你在农业、农村领域早就已经有很多布局了？

龚虹嘉

我现在做得比较多的，是关于中药材“道地”相关。

所谓“道地”，意思是某种植物降落到地球上，它应该在哪块土地上生长，这就是它的“道地”。你可以理解成，像人一样——你老家是哪里？你出生在哪？你来到这个世界，是落在什么地方？那就是你的起点。

我们以前追求的是“吃饱肚子”，后来吃得太好了，反而出现问题，比如血糖高、脂肪多……像我们这样肚子大了的，才开始真正关心健康。

我一直在倡导把干细胞技术和中医药结合起来，再加上精准诊断——包括精准早筛、精准伴随诊断。把中医药、干细胞、精准诊断结合起来，就能构成一个“大健康”的服务体系。

这个体系不是等人生病了才介入治疗，而是提前防“未病”、干预慢病、延缓衰老。这是一个完整的服务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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