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娱乐圈，时常能看到一群“抠搜”的年轻人。他们平日里或许对生活中的花销斤斤计较，但一到演唱会门票开售，那股子拼劲就上来了。当高价演唱会门票一经开售，这些年轻人仿佛瞬间变了模样，仿佛忘记了平日里的“抠搜”，纷纷迅速行动起来，抢着下单。他们眼睛紧盯着屏幕，手指快速点击，生怕错过哪怕一秒的购票时间，不一会儿，原本看似难以企及的高价演唱会门票就被他们一扫而空，那股子劲头，着实让人惊叹。

物有所值，这个朴素的道理快要不存在了。

消费主义有 N+1 波浪潮，最新的这一波在重新定义“性价比”。年轻人可以一边在“1688”上精打细算，一边为偶像一掷千金。他们不是不会算账，而是账本上多了名为“情绪价值”的新变量。

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为感受买单。商品的价格标签之下，藏着情感共鸣的秘密——我们不再只是购买功能，而是直接用钱包表态。

长期研究社交平台、网红经济、数字文化的董晨宇，关注这种“非理性”背后的理性。在他的眼中，情绪消费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社会结构、媒介转向乃至集体心理的同步变化。

那么，在这个“情绪为王”的时代，我们为何越来越愿意为一份共鸣、一次被看见的机会、一个身份标签买单？董晨宇的观察，或许能为我们揭开情绪消费背后的社会逻辑，并回答：数字时代的情感、身份与孤独，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情绪本身也是一种功能。”董晨宇说。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把目光只聚焦在实物破损的修修补补，也应该聚焦心灵失落的修修补补。在这个逻辑下，情绪消费，不是“非理性消费”，而是一种新的必需——只是它不解决生活所需，它解决情绪所需。

或许，“买什么” 并不重要，“为什么买” 才是问题的核心。

县域、中年、男性。县域中年男性这个群体近年来的生活体验和个体情绪，往往处于被忽视的状态，郭有才的出现填补了这个空白。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出圈的网红不再只是唱歌跳舞的帅哥美女，还有那些在平凡生活的烟火气中激起一丝情绪波澜的普通人。他们通过记录自己的生活，展现出接地气的“真实感”，与不同社会群体的情感需求产生共鸣。这也是内容创作产业一个明显的趋势。

《新周刊》：具体来说，这些主播通过什么手段实现他们的商业价值？

董晨宇：传统的明星产业依赖于作品本身，售卖的是唱歌、表演等明星的个人职业技能。但网红售卖的核心是关系，是通过内容创作，和用户做“家人”、做“老铁”。他们所提供的情绪更加直接，营造的情感更加亲密，这种亲密关系所带来的商业价值也更高。

当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见证了特别多的网红“塌房”。“塌房”实际上是契约的崩塌，换句话讲，就是网红违背了自己在用户端设计的人设和关系，没能继续满足大家的某种情感预期。

用户消费的，很大程度上也是与网红营造的人设之间的关系。所以那些以人设和情感需求为卖点的内容创作者，常常要面临一个无止境的“踩点游戏”：他们需要不断精准地踩中社会情绪的微妙波动，还要确保这些动作和他们既定的人设相符。这种难度使得内容创作者往往处于一种摇摇欲坠的状态。

《新周刊》：在你的研究中，他们是如何在真情流露与人设表演之间拿捏分寸的？

董晨宇：我不认为他们的情感都是假的，我更倾向于称之为“表演真实性”。他们展现的是真实的一部分，但他们会裁剪自己的真实性。任何一个人的真实性都是多方面的，每个人也都在某种程度上裁剪自己的真实性。只不过对于网红而言，裁剪真实性成了一项核心的职业技能，也有更苛刻的要求。

《新周刊》：我们刚刚讨论了网红和被网红吸引的观众群体。在这个消费过程中，平台的算法和推荐机制，在影响我们情绪方面是否发挥了作用？

董晨宇：我并不认为算法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算法的逻辑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算法体现的是用户意志。这意味着算法是在顺应用户的情绪，而不是在制造用户的情绪。通过投流和操纵算法，或许可以引导小规模的情绪表达。但大规模的情绪释放，其实更多是普通用户的自然选择，技术能够决定的部分并不多。所以在一个网红“出圈”的过程中，平台往往只能锦上添花，没办法雪中送炭。

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算法没有自己的作用。算法的倾斜可以引导内容流量的走向，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引导内容赛道。比如近年来的文旅热、三农热、微短剧热，其中一定有平台算法助推的成分。但究竟具体是哪个文旅账号火了，恐怕技术干预在其中的作用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

在中国语境下，我们将算法等同于流量，但算法是技术概念，而流量是社会概念，流量并不完全等同于算法，它实际上包含大量的人工干预，是多方协同者博弈的结果，其中包含大量非技术行动者，而非完全由技术驱动。

当然，“平凡生活烟火气”背后的情绪功能，确实与平台利益相吻合。没有任何一个平台希望自己仅仅被视为时尚的代名词。对于平台而言，其生存之道并不依赖于“酷”，而是希望成为“基础设施”。就像现在，很多人使用抖音可能是为了找优惠券，打开小红书时是把它当成搜索引擎。

平台的商业利益一定会向着“庸常却重要”的方向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帅哥美女、唱歌跳舞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在过去一两年里，我们看到的网红都是那些让人感到熟悉的、在情感上有共鸣、觉得亲近的人，这与平台的商业利益也是紧密相关的。

情绪如何有价值：亲密关系的未来

《新周刊》：在一些消费场景中，有的人为什么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甚至远超商品本身的实用价值？情绪价值如何影响产品的定价和溢价？

董晨宇：产品不仅具有外在的实用价值，还蕴含着内在的情绪价值。如果只有实用价值的话，定价的上限必然与其直接相关。一把普通牙刷的价格可以是10元，但如果卖到200元，就超出了它实用价值的上限。

不过，情绪价值却往往能引导人们的消费超过产品本身的价值或实用性。许多品牌也在努力提升自身的格调，比如奢侈品，它们是高溢价的。实际上，它们做的就是情绪消费，让消费者获得身份感。情绪消费往往将性价比置于情绪满足之后，它追求的，是购物带来的即时快感和满足感。

《新周刊》：更重视情绪价值的群体，例如经常观看网红直播并打赏主播的用户，他们的情绪消费行为会对其日常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情绪消费是否代表了一种亲密关系的异化？

董晨宇：这确实因人而异。一方面，我个人并不倾向于将一些社会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情绪消费。它有自身的合理性。例如，它填补了人们在特定时间段内显著的情绪空洞，这本身就是一种合理性。但另一方面，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意识到这种满足是暂时性的，还是直接将其作为情绪的唯一出口，这二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当一些人将其视为唯一的情绪出口时，可能导致更多问题的产生，甚至到头来获得的是更大的空虚。

《新周刊》：现在出现了AI陪伴等新技术、新场景。这些新兴事物的涌现，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表达和满足的方式？它们会成为主流的情感出口吗？

董晨宇：很多时候，技术在社会变革中起到的是助推的作用，而非制造根本性的改变。新兴技术的社会影响取决于它如何被嵌入到既有的社会结构和需求之中，换句话讲，这可能与我们整个社会的情绪表达、满足方式的多寡直接相关。现实生活中，稳定的情感关系越是难以实现，AI就越有可能被应用到这部分情感空洞之中。

事实上，当社会加速成为常态，传统的情感关系的确变得越来越脆弱、易变，AI自然会成为一些人的情感替代品。至少从当下来看，我们正面临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全球性语境，AI陪伴提供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便显得尤其具有吸引力。不过，未来对AI的使用会在哪些场景中获得爆发式的增长，它的陪伴属性是否会被过度开发，我更倾向于从社会变迁中寻找答案，而不是从技术中寻找答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作者：钟慧芊，编辑：詹腾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