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与扬州，这对被京杭大运河紧密串联的“孪生兄弟”，共享漕运荣光数百年。隋唐时期，扬州凭借长江与运河交汇枢纽”，成为“天下之盛扬为首”的国际都会，漕粮中转量占全国80%，盐铁转运使常驻；波斯、大食商贾云集“十里长街”，鉴真由此东渡。此时淮安（楚州）仅为辅助港，承担漕船修造、物资补给职能。淮安与苏州、杭州、扬州并称“四大都市”。

一、恩怨焦点：漕盐之争与治水博弈

明永乐年间，因黄河夺淮导致运河改道，淮安清江浦成为黄、淮、运三河交汇点。1415年，开凿清江浦河，避淮河险段，设常盈仓容量居全国之首的大漕仓。1465年，漕运总督衙门移驻淮安，统管全国漕运，扬州降为两淮盐运中心。

淮安掌“漕权”，扬州握“盐利”，扬州的蛋糕被淮安拿走一半。两城因资源争夺与历史变局，演绎出一部交织着共生与竞争的“双城恩仇录”，随着大运河的兴衰，共同谱写了权力更迭与命运共振的复杂篇章。

“漕船过淮”成为淮安税收的主力。所有北上漕船需经清江浦核验，清代年过船量约1.2万艘，10万工匠聚居清江浦，催生“河工经济”。扬州力图夺回话语权，明末提议“漕粮改折银”削弱淮安，遭漕督抵制，清代开辟以食盐抵税粮的“盐漕”，以分流淮安漕量。

两城产生利益矛盾，治水时理更是推诿责任。黄河泛滥时，淮安要求扬州开放归海坝等，以分担“分洪泄流”压力。扬州盐商则控诉淮安“蓄水保漕”导致里下河地区洪灾，两城在朝堂互劾百年。1804年高邮湖溃堤，淹盐场三十处，造成大灾。

扬州盐商垄断两淮盐引，年销盐约6亿斤，但盐船需经淮安 “淮关” 纳税。淮安常以“查验夹私”扣留扬州盐船，康熙年间爆发“盐漕械斗”，漕兵与盐丁血战清江浦码头。两城的矛盾加剧。

二、相互贬抑：精英发起而遍及市井

因为有利益上难以调和矛盾，由精英阶层发起的相互贬抑，散及民间。扬州文人郑板桥诗讽淮安“河工俗吏聚邑，无雅士风流”；淮安士绅斥扬州“盐商奢靡坏礼，铜臭蚀文脉”，吴承恩《西游记》中多有暗讽盐商。

扬州民谣：“淮安三件宝：盐河泥、漕船钉、总督衙门破棉袄”，讽刺淮安依赖漕运；淮安反讥：“扬州三把刀：厨刀、剃刀、骗人刀”，那“骗人刀”就是嘲讽盐商狡黠。

1855年黄河北徙，运河淤废，淮安漕督裁撤（1904年），漕运停止，以淮安为首的运河城市萎缩；1832年实行“票盐制”，扬州因盐政改革及海运兴起而没落，盐商也纷纷破产。

因漕运而兴的两城双星陨落，开始“惺惺相惜”。

三、求同存异：争执背后的合作双赢

淮扬菜是淮安与扬州双核共创的江河滋味，两地如同太极两仪，共同撑起中国四大菜系的精髓。两城虽然以争抢“正宗”之名，达到宣传之效，共铸“开国第一宴”美名。

淮安汇聚洪泽湖银鱼、盱眙龙虾等河鲜，创“软兜长鱼”（鳝鱼席108式）、“文楼汤包”（汤馅如泉）等代表菜肴。淮安人喜欢吃，吃盱眙龙虾都有了顺口溜：“牵起你的手，掀起红盖头，解开红肚兜，脱下红裤头，抽出金丝带、品尝白嫩肉，回味到永久”。

扬州传承盐商“园林私宴”精致化，以扒烧整猪头、拆烩鲢鱼头、蟹粉狮子头的“三头宴”、一块豆腐切出万缕丝“大煮干丝”而闻名。虽分出淮安、扬州两个流派，但“火工为魂、本味为骨”的同源技法，共烹“一河三湖”的水产食材不变。淮安“盱眙龙虾”牵手扬州“高邮鸭”，共同成为淮扬菜标识。

2014年大运河申遗，淮安清口枢纽、扬州古邗沟同列遗产点，共建“淮扬运河博物馆群”。大运河博物馆选址扬州，扬州申报“运河之都”，淮安学者疾呼“清江浦才是漕运心脏”。大运河知名度的提升，淮、扬两城都是受益者。

淮安与扬州的千年纠葛，实为中国大运河文明的缩影。扬州如“盐”，晶莹璀璨却易溶于水，象征商业文明的盛衰无常；淮安似“漕”，沉实厚重却依赖河道，代表行政权力的时移势易。

当连淮扬镇铁路贯通两城，“淮扬菜”成为共有的文化符号，这对运河兄弟终在历史大潮中悟出真谛：一水分南北，双城共死生。盐帆沉影处，漕橹起新声。昔日的漕盐之争、治水之怨，终化作携手复兴“运河文化带”的合奏曲，这是两城“恩怨”最智慧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