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秋天，治愈系日剧《住宅区的两人》上映，在豆瓣被打出了9.3的高分。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狗血的反转，这部由小泉今日子和小林聪美主演的影视作品，讲述了两个50多岁单身中年女性在“团地”相互陪伴的生活：一个是离过一次婚的大学兼职讲师，另一个则是最近刚失业，靠在跳蚤市场靠出售闲置物品为生的单身插画师。

这样的两个发小，住在一起即使心有不宁也总是相安无事，两个人深夜聊天、彼此照应。

我想这部剧除了温暖的友情日常格外打动人心以外，还顺带揭开了一个被社会长期忽视的现实：在日本社会的边缘，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以这种“非典型”的方式活着——不婚、离异、独居，收入不高，却依然努力地生活。

事实上，在日本“失落的三十年”里，经济的停滞不仅拖累了GDP数据，更悄然重塑了无数女性的命运，她们离婚姻越来越远。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IPSS）2023年发布的《第17回出生動向基本調査》数据显示，到2035年，日本女性终身未婚率将接近30%，而男性也将达到28.3%。与此同时，离婚率虽在近些年来趋于平稳，但单亲母亲家庭的数量还在持续攀升，其中超过80%都是母亲在独自抚养孩子。

这背后，并非简单的“婚姻观念变了”。而是当一个社会进入长期低增长的状态时，个体的每一个选择都不得不权衡成本与风险。

对于许多日本女性而言，婚姻早就不再是“安全网”，反而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源”。就业市场的挤压、性别分工的瓦解，以及社会保障的再分配，都在迫使她们重新做出选择。

一、从“结婚辞职”到“不敢辞职”

19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十余年的“就业冰河期”（1994–2004）。企业大幅缩减正式员工的招聘，终身雇佣制开始松动。在这场就业寒冬中，女性成为了最先被牺牲的群体。

由于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着“主妇理想”和“男性养家”的传统观念，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常常被视作“第二顺位劳动者”——企业会优先保障男性正式员工的工作，女性则被大量推向了非正式雇佣岗位。

根据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女性非正式雇佣占比仍然高达54.8%，即便“女性经济学”政策推行了多年，这一比例依旧居高不下。相比之下，男性非正式雇佣比例是25.7%。这意味着，多数女性都被困在了劳务派遣、合同工、小时工等不稳定的岗位中，平均月薪仅为正式员工的60%左右，且缺乏社保和晋升通道。这种结构性的困境，也彻底改变了日本女性对婚姻的预期。

在过去，“结婚辞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路径：女性大学毕业后先进入职场工作，结婚后就成为全职主妇，依靠丈夫的收入生活。但如今，一旦辞职，就意味着很难再重返职场。厚生劳动省《2021年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实态调查》显示，过去五年曾为非正式雇佣者中，只有17.6%能成功转正，女性再就业的难度更高。

于是，“不敢辞职”成为了新一代女性的生存策略。她们并不是不愿结婚，而是无法承担婚姻所带来的职业中断风险。根据内阁府《第17回出生动向基本调查》，在30–34岁未婚女性中，46.2%认为“没有遇到经济条件稳定的伴侣”是不婚的主要原因之一。

社会更为残酷的是，即便保持单身、持续工作，相当一部分女性依然会陷入“工作贫困”的状态。内阁府《2023年少子化社会白皮书》指出，单身女性户平均可支配收入为287万日元/年（约合人民币14万元），但也仅仅能够勉强覆盖东京郊区的房租、交通和基本的生活开支。她们被称为“穷充族”——穷但充实，过着极简的生活，不婚不育，把收入用于自我投资或者是小额储蓄。

这种生活看似很自主，实际上是对系统性风险的一种被动防御。

二、婚姻从庇护变成了拖累

如果说就业挤压让女性结不起婚，那么传统性别分工的失效，则让婚姻本身变得“不划算”。

长期以来，日本的家庭模式都是建立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基础之上。女性通过婚姻换取经济上的安全，男性则以稳定的收入履行养家的责任。但从1990年代起，这一模式的基础开始崩塌。终身雇佣制的瓦解，企业频繁裁员，导致男性的收入开始出现增长停滞甚至是下降。

根据厚生劳动省《工资构造基本统计调查》，2020年，35~44岁的男性平均年收入为486万日元，相比1997年的548万日元下降了约11%。

与此同时，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持续提升。文部科学省数据显示，2023年日本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达到58.6%，与男性基本持平。而高学历女性进入职场后，却发现“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依然严重：同一个岗位，女性平均年薪比男性要低23.5%（日本性别差距研究所，2022）。更令人沮丧的是，即便是外出工作，女性仍然需要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的责任。

厚生劳动省《2021年国民生活时间调查》显示，日本女性平均每天花费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间是4小时零3分，而男性仅为41分钟。

这说明许多职业女性过着“双重班”的生活：白天在办公室工作8小时，回家还需要再工作4个小时。这种“高投入、低回报”的婚姻体验，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退出。

而离婚制度的改革，也降低了女性的“退出成本”。2014年实施的“年金分割制度”，允许离婚女性申请分割婚姻期间的国民年金与厚生年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老后贫困的恐惧。尽管实际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申请率低等问题，但至少为女性提供了制度性退出路径。

然而，离婚并不会带来真正的解脱。根据厚生劳动省《2022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单亲母亲家庭的相对贫困率高达50.6%，远高于双亲家庭的12.3%。

婚姻的失败，最终还是由女性和子女共同在承担。她们的“自由”，是以更高的生存风险为代价换来的。

三、单身女性的“制度性单身税”

日本常常被视为全球福利国家的典范：全民医保、全民年金、介护保险制度的覆盖十分广泛，基尼系数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后能维持在0.379（OECD，2023），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中算不上突出。

但这一再分配体系的核心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对于未婚、离异、无子女的女性而言，她们在制度设计中是“缺位”的。

以税收为例，日本实行“配偶扣除”和“抚养扣除”的制度：已婚者可以享受最高38万日元的税前扣除额度，而单身者则无法享受。这意味着，同等收入下，单身女性的实际税负更高。同样，在社会保障方面，年金领取也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算，单身女性领取额更低，且缺乏配偶的医疗与介护支持。

更严峻的风险，出现在老年阶段。内阁府《2023年高龄社会白皮书》预测，到2040年，日本65岁以上独居女性比例将攀升至35%。而数据显示，独居女性老人陷入贫困的概率几乎是男性的1.5倍（22.3% vs. 14.8%）。核心原因在于女性的平均寿命更长（87.13岁 vs. 81.09岁），但职业生涯更短、收入更低、养老金积累更少。

这种“制度性单身税”迫使着女性不得不重新规划人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一人经济”的模式：不婚、不育、低消费、高储蓄，购买私人年金与介护保险，以此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日本生命保险协会《2023年个人金融意识调查》显示，30~49岁的未婚女性中，61.2%都持有个人年金或者是护理保险，48.3%制定了退休储蓄计划，比例均高于已婚女性。

在社会保障未能覆盖个体风险的社会里，单身从来不是浪漫的选择。

四、自由的代价与风险重重

日本女性比上一代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不结婚，可以离婚，可以工作，可以独立。但这种自由，并没有带来相应的保障。她们在劳动市场中被边缘化，在家庭中承担双重负担，在社会保障体系中被“家庭”单位所遗忘。

因此女性的“贫困”，不仅体现在收入上的贫困，更是制度性支持上的贫困。当婚姻不再提供庇护，单身又无法获得保障，女性只能以个体之力，扛起整个人生周期的风险。

她们的自主，是被迫的自主；自由，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自由。

2016年，NHK拍摄的纪录片《老后破产》中“团块世代”女性的困境，将镜头对准了东京郊区几栋老旧的“团地”（公共住宅），记录了几位60岁以上独居老人的生活：有人冬天为了节省电费舍不得开暖气，有人因为交不起有线电视费，只能对着无声的电视发呆；有人患上了慢性病却不敢去医院，因为介护保险申请复杂、高昂的自付费用难以承担。

年轻时努力工作，遵守社会规则，却在晚年发现：自己从未真正被这个系统“看见”。镜头下的这些独居女性，没有戏剧性的控诉，只有平静的叙述。

我想，社会真正的进步或许根本不在于鼓励更多的女性结婚或者是生育，而在于建立起一个不以婚姻为前提的保障体系：让每个人，无论是否结婚、是否有孩子，都能在年老、疾病、失业时，不至于坠入深渊。

因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在于它如何对待强者，而在于如何对待那些有困难的人。

她们终于可以不靠任何人活着，却也因此，谁也不再为她们负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刘知趣，作者：刘知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