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明明想养生，结果反而把自己搞中毒？放血疗法在欧洲流行上千年，都没人怀疑？“偏方”成为救命药，需要做些什么？

我请来了科普作家、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外科李清晨医生，一起吐槽医学史上的各种“神操作”，聊聊科学思维如何把“作死行为”变成真正的医学进步——你会发现，人类对健康的追求，从来都是一场混合着愚昧、勇气与科学精神的漫长探索。

李清晨

菠萝：请先讲讲“铅”以及重金属带来过哪些误导吧？

李清晨教授：古代对疾病的治疗其实没什么特别有效的方法，所有的东西都想试试，而重金属往往获得的比较不容易，越是罕见的东西就越会被认为有一些神奇的效果。中国古代服用的各种丹、散剂，导致很多人出现重金属中毒，历史上很多名人都是这么死的。医学上铅中毒偶有发生，相当一部分都是跟民间医药有关系。重金属是刺激性比较强的东西，会引起人体的一些不适反应。可是偏偏古人把这些不适，比如身上起泡，当成药物起作用的证据。

在2000年，美国华盛顿有一位医生接诊了一个2岁的严重铅中毒的儿童。当时美国已经广泛意识到了铅中毒的危害，所以医生遇到这个患儿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血铅达到了每升124微克，这是怎么来的呢？

后来这个医生详细追问病史，才发现这个儿童是墨西哥后裔。他用了一种墨西哥的民间药物，这种药物是鲜艳的橘黄色粉末，他肚子疼时就吃这个，而且多次用药，而这个东西几乎就是纯的氧化铅。

很多人的医疗行为往往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所以我们讨论医学史，还是为了关照当下，关照现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些事儿，不全是为了猎奇，也是为了避免今天的问题，很多事情看似已经消失了，也许在合适的空气和土壤条件下，它会再次出现。

菠萝：在漫长的历史中，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都能看到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

李清晨教授：进步肯定是在发生，但是进步得不均匀。尤其现代社会信息爆炸，而每个人摄取信息的能力和甄别信息真伪的水平是不一样的。就像医学史家西格里斯特常说的，“你的认知水平有可能部分地影响你的命运”，你的认知水平也有可能影响健康水平。（西格里斯特的原话：健康状况还取决于教育水平，无知也是疾病的主要原因。）

传统西医的很多治法，现在看起来不只是荒唐或者无效，还很残酷，最常见的一种是放血疗法。

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个就涉及到从希波克拉底到盖伦以来的医学理论了。那个时候对医学是持一种整体论的态度，把人体特性分成4种体液，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放血来维持体液的平衡。最荒唐的是，有一些病本身就会导致失血，然后用放血来治失血的病，雪上加霜。

菠萝：说起放血，是用蚂蟥去吸？

李清晨教授：蚂蟥相对来说还算温和，最常见的是用柳叶刀，也是现在最著名的医学杂志的名字。放血这事儿，在主流西医领域，持续了将近一千年。

菠萝：一千年大家都没发现这个东西绝大多数时候没啥用吗？

李清晨教授：极个别的人会怀疑，大多数人是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个东西。因为在所有的疾病中，致死率百分之百的疾病并不多，很多疾病都有自限性，甚至包括肿瘤。

比如最常见的普通感冒，不放血，可能五天病能好，放血可能还好得慢点，七天也病好了，他很可能就把疾病的恢复归因于放血，所以人们发现不了这事没用。群体的认知经常会出现一种互相加强的现象——你搞错了，恰好我也搞错了，那大家都认为放血疗法有用。而且我觉得医生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医学基础理论的进步，没有短期内直接导致治疗技术的进步。

医学史上最著名的维萨里、哈维，他们完善了解剖学，发现了心脏血液循环的原理，在当时绝对是翘楚，可是对临床实践有什么直接的指导意义吗？并没有，他们治病还是要靠放血。直到近代媒体行业兴起以后，才有人就发现了这可能不对。

比较早发现放血疗法可能不对的是一位英国的记者。在美国费城流行黄热病的那段时间，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拉什，在政治领域、历史和医学上都很出名，他就奉行这种放血疗法，很激进。这个记者总结了他的一些病例，结果发现他放血治的这些病人比那些没放血的死得还多。

跟这件事差不多时间还有一个更著名的案例，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去世，咱不说他不放血肯定能活，但是放血这件事儿肯定是加速了他的死亡。

在这之后才有人认真起来，把所有诊断为肺炎的病人做了对照，放血和不放血究竟有没有区别？结果发现放血的反而死亡率高一些。这就引起了医学领域的巨大痛苦——医生们意识到放血疗法没用，也知道了大部分药物都没用，可是不知道什么有用……

这一代医生，我觉得是整个医学史里最痛苦的。既不像现在有很多有效的药物疗法，也不像更早的前辈相信放血疗法有用，所以当时流行的一个思潮叫做治疗虚无主义，也就是他们比较关心症状、原理和尸体解剖。跟现在正相反，咱们现在最关心的是治疗，他们反而对治疗这部分不太关心，觉得反正治跟不治也差不多。所以才会有“总是去安慰”这个说法，因为“安慰”这件事儿太重要了。

菠萝：你刚才讲到放血这事儿，我发现血在医学史或者人的认知里面是有点无所不能。包括我们听说过“打鸡血”，乱输血这件事儿是不是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开始干了。

李清晨教授：是的。当放血疗法是主流的时候，已经有人意识到输血可能有用，但这是非常小众的一个疗法。但当时的人们没有血型的概念，所以输血很不安全。甚至早期欧洲对输血的尝试，并不是输人血，而是输动物的血。他们认为牛和羊比较温和，给人输牛羊的血，现在想这得引起多么强烈的排斥反应。整个欧洲后来就全面的禁止输血，这一禁就是几百年，直到后来兰德斯坦纳发现了血型，这才使输血变得比较安全。

发现输血有用之后，人们出现了对血液的迷信，有些人觉得是不是喝血也能大补？传说里有喝人血的，尤其是喝小男孩的血，日本喝大熊的血，中国喝鹿的血。历史上有皇家鹿苑，专门养鹿供帝王喝血。

除了血，还有一系列的试图通过吃各种东西让自己改善健康，促进疾病的恢复，利用动物的组织、器官入药或者食补，各国都有传统，现在还残留一些。比如烧烤店里面仍然有各种鞭，当然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食物出现。一些动物入药非但不起什么作用，还导致一些濒危动物的处境更危险。

虽然我不是动物中心主义者，但是这件事对动物造成了伤害，也没给人带来任何可见的好处，就属于不必要的残忍。就像我们做动物实验是为了获得一个确切的科学结论，为了找到对人有用的治疗方案，这种残忍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这件事儿对人本身也没有确切的好处，就没有必要让动物做出这种牺牲。

而且并不是古代的医生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比如古代的中医，药王孙思邈其实就有一些明确的观点，反对动物入药。他在《备急千金药方》中提到“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也就说爱惜生命，人和动物是一样的。他认为“损彼益己，物情同患”，“杀生求生，去生更远”，这是一种很慈悲的想法，用杀动物的方法来给人治病这件事，只会让你离生命更远。

用现在的观点讲，他可能是出于最朴素的善良，认为不应该让动物入药，但并没有科学依据，而且他这种观点也没有被同时代和后代的医生或者药学家继承。

《本草纲目》里各种动物入药太多了，常见的比如虎骨，虎骨也是骨，哺乳动物的骨头成分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没有必要去搞。对虎的记载不只是虎骨，肉、血、肚、肾、胆、精、魄、鼻、牙、爪、皮，都被提过。这里面最奇怪的是“魄”：古人认为老虎在夜间一个眼睛会放光，另一个眼睛能看物，就是老虎眼睛自带手电筒功能。猎人在杀老虎的时候，老虎的目光就会坠入地下，这个时候如果猎人在老虎的头部下方掘地三尺就能得到“虎魄”，这个东西能治疗小儿惊痫。

菠萝：所以老虎真的很惨，感觉全身都是“宝”，甚至不在它身上的东西都被用来入药。

李清晨教授：17世纪的时候，在德国有一个配方，声称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治疗多种疾病。这个制备方法是什么呢？选择一具红头发的男性尸体，切成小块，撒上芦荟，泡在葡萄酒中，捣碎然后阴干就可以用了。相比德国把红头发男人泡到葡萄酒里，中国人把蛇、蝎子泡到酒里制成药酒感觉还好点。

菠萝：还有一件事我其实不太理解，就是有人把尿、粪便这种东西入药。

李清晨教授：之前还有一个地方用童子尿煮蛋，新交的女朋友领回老家，用这种传统的美食招待她，姑娘说我不爱吃鸡蛋，然后家人就劝她那把汤喝了吧……

中国还有一段时间出现过尿疗协会，人群聚到一起会产生一种互相加强的效果，本来都是错的，然后互相加强，都认为这个东西有用，会形成一种神奇的张力，你觉得有效，我也觉得有效，觉得无效的人就沉默了。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非常残酷的东西叫“割股疗亲”。比如《旧唐书》里记载过这么一段，王友贞的母亲病了，他割了自己大腿上的肉给母亲吃，结果母亲的病就好了。到了武则天时期，这种行为就会受到朝廷的表彰，还可以免除赋税和徭役。

到了宋朝以后这个事儿就更多了，可是这种说法跟儒家的一些观点其实是互相矛盾的。因为儒家的观点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你既然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又割自己的肉去给父母治病，到底是孝还是不孝呢？

“割股疗亲”到明清后就逐渐衰落了，因为有一个特别惨绝人寰的事情：有一个人的母亲病了，他先割自己的肉给母亲吃，母亲的病没好，他居然把自己的儿子也杀了。相当于用自己的肉和儿子的肉同时给母亲治病。

朱元璋听说这件事儿以后大骂其混账，打屁股一百下流放海南，随后就要求礼部对这个事儿进行讨论，最后形成的决议就是再有这种割股的民间行为，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之列。就是国家虽然不禁止，但是也不表彰了。谁爱割股谁割，朝廷装看不见，但不会以朝廷的名义颁发“五好家庭”这种奖状。

菠萝：从小我就听到很多古代的皇帝用各种各样的金属去炼丹，但最后都是死于重金属中毒之类的。

李清晨教授：还是怕死，为了避免早死做出的种种努力，反而让他们死得更早。古代皇帝爱用丹、散什么的，可能跟这些东西容易导致人出现各种神经系统的幻觉有关，实际上就是重金属中毒，这个事是不能完全用理性来要求的。有一小部分人天然就存在一种“作死”的倾向，追求纯精神上的刺激。

正常的食物和毒品之间，存在过渡状态的东西，比如烟和酒，对健康没有任何好处，但也让人上瘾。在烟酒到毒品之间，还有类似于大麻这种东西，有些国家是合法的，有些国家是违法的。但即使是在大麻合法买卖的国家，也不是所有人都用，很多人知道有害就不会去买，更别说那些明确被列为毒品的东西了。

美国还存在芬太尼滥用的情况，最初有网友问我的时候，我都懵了。因为在中国的医院里芬太尼管控特别严，麻醉医生必须用完一支拿一个空瓶再去换下一支，对不上号的话，交接班都过不了关，它怎么会流到市面上，让很多人去滥用，这就很奇怪。

但还有一类东西它不在管控之内，它也能引起人们对它的痴迷。比如说很多人不知道打火机里面的气体丁烷，吸完以后会引起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幻觉、视力模糊，咱们认为这是很难受的症状，但有人能因为这个事儿上瘾，而且它并不安全，吸多了以后会导致心律不齐，甚至会导致心脏呼吸骤停。

这个东西主要用在卡式炉和打火机里，所以没法管控。正常人不会想到吸这个东西，但就有那么一小批人吸，即便你告诉他这个东西会引起窒息，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他会想：损伤大脑以后会怎么样呢？试试！

医疗单位不是一个盈利机构，至少不能是以盈利为主。否则医生不用提醒任何事儿，病人生的病越多，给医院送的钱也越多，只要对你进行抢救，医院就能赚钱，要当成生意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医生碰到这些案例，一定会提醒公众，这个东西不能吸。

但有时候医生也会担心，很怕提醒变成一种诱导。它不是一个被法律定义的传统毒品，而且它很便宜，管控就很难。所以只能给家长提个醒，如果孩子本来不抽烟，忽然玩起打火机，或者开始用打火机补气罐，就要小心了。

菠萝：说起作死的行为，我想起一类叫“国外人少系列”的视频，总有很多人会去做特别冒险和特别不合理的事情。

李清晨教授：所以这也许是中国人的一个优点，虽然中国也有一些人会挑战极限的行为，但比例来说确实相对较小。不过这种胡乱作死的行为，确实也给世界带来了不一样的探索。如果要强行在这些作死行为中发现一些积极意义，还真是有的！

比如外科领域最重要的进步，也就是麻醉的出现，就是源自于笑气。这中间有文化的人在尝试吸笑气之后，会很清晰地记下来自己的感受。当时就有人提出来，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用作麻醉？但这只是一闪现的观点，很快就淹没在历史文献当中去了。

直到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普遍的娱乐行为在欧洲传开，有人在街头表演吸笑气，吸完之后会大笑，甚至把腿弄伤了，流血都不知道疼。看热闹的人里有一个叫威尔斯的牙医，就在想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用来拔牙，这就是麻醉最早的一个起源。再后来才是乙醚、氯仿等各种气体出现，推动外科重要的进步。

再举一个例子，当年芥子气泄露导致很多士兵出了问题，然后就有人总结，发现这些士兵的某些细胞有抑制，所以是否可以用于肿瘤的治疗？这件事本身当然是很不幸的，但它的一个分支，一个小的角落，引起了医学领域如此重要的一个进步，某种程度上或许算是稍稍弥补一下战争的罪恶。

有一本书叫《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里面提到重大的突破一定不是被计划出来的，它往往都是出其不意的。巴斯德说过“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有一些聪明人可能时刻在观察人间的种种奇怪的现象，能从奇怪的现象里面总结抽象出来对人类有利的东西。所以一方面对各种作死行为进行限制，因为作死真的会死，出于人道的角度要对他们进行限制。另一方面，一旦这种作死的行为不能完全被限制，作死造成的后果也需要一些人认真进行总结，也许会有些新的发现。

菠萝：我突然想起你不是在黑龙江吗？咱们中国为世界肿瘤药物做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出自黑龙江，也就是砒霜。

李清晨教授：这是哈医大医院药剂科韩太云和中西医结合科张亭栋两位老师发现的。最早的时候，大医院的医生定期到农村去义诊，遇到有几个病人被认为已经没有治疗价值了，就让他们回去了，后来发现这个病人没死，原来是吃了当地医生的一种偏方。

他们没放过这个现象，把这个药拿回去做研究，做过很多次实验，第一篇论文是用中文发表在《黑龙江医学》上，外界很多人都不知道。后来逐渐他们就发现了这个药物最适合的适应症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M3型白血病。为什么民间的尝试跟科学研究不是一回事儿？民间这种尝试，有点瞎猫碰死耗子的意思，光知道能治好一些恶性疾病患者，但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哪些可以被治好。

其实所谓的循证医学也好，或者现在说的精准医学，就是准确地选择最合适的适应症。如果没有给三氧化砷找到它最合适治疗的病人，那这个药就跟大炮打老鼠似的，为了炸死一只老鼠，你把这一片地全用大炮轰平了，这个代价太大了，人体也承受不起。所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很重要，对一些自然发生的现象要有抽象总结的能力。当然后来更重要的进步是上海做出来的，他们把三氧化砷治疗白血病的整个药物机制都搞清楚了，这就为后续的同类药物的研发铺平了道路。

菠萝：我觉得科学在从偏方走向现代医学，精准医学的道路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像刚才清晨讲到的，我们不能放过这种偏方、作死、各种个例，但如何用科学的思维来提炼这些东西，可以作为我们科普作家职业上努力的一个方向。

李清晨教授：有的时候跟网友交流，你会发现很多人对一些概念的理解只是字面意思，比如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迷信科学。”这听起来比较好笑，科学是没法迷信的，它是一套方法，我们相信的任何科学结论都不是因为这是谁说的，要看它的方法，科学结论我们选择信还是不信要看证据。

当证据逐渐加强的时候，对这个事情的置信度就更高。比如这个药物治疗这个疾病，治好了100个人和治好了1万个人，我对它的相信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再加上对照组，那可信度就更高了。你如果想明白了这套方法，你就不会认为科学也能迷信。我们随时会根据证据的不同，调整对科学结论的信任程度。

这也会让很多人感到不安。很多人为什么更喜欢神秘主义的东西？因为这些给出的东西几乎是确定的，这种确定感可能让人觉得踏实，而科学上好多东西是动态变化的。

菠萝：这个我非常同意，其实科学本质上是一种不断去伪存真的过程，它不存在任何结论、个人被迷信，它是不断被推翻的。

李清晨教授：很多人只是大概知道科学是好的，但具体是怎么回事，有哪些特点，他说不清。就像刚才您说的，科学是一种方法，如果我们要提炼出来科学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科学的理论必须要同时符合逻辑和实证的要求。逻辑上要合理，实证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菠萝：这就是理论加实践。刚才讲到砒霜用于治病，其实在最开始的偏方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药，后来发现砒霜才是里面的有效成分。

李清晨教授：如果完全按照传统的思路，药物分成君臣佐使，那几种药物可能就不会去掉，依然混到有效的药物三氧化砷里，然后给病人造成没有必要的损伤、副作用。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才能逐渐发现真正有效的东西，把那些实际上对病人无效的东西去掉。花拳绣腿没有用，一个直拳打到鼻梁骨上，把肿瘤细胞消灭就完事儿。

菠萝：为什么搞科普的人经常不如传播伪科学的人传播率高？

李清晨教授：我们得承认，没有他们有魅力。甚至我觉得我们的口才也不行，传播伪科学的人往往特别有激情，对自己的信念非常笃定。所以菠萝老师去参加脱口秀比赛，我就想菠萝老师一定要给我们这个圈子争得一点荣誉，我们不是先天的口才不行，是因为我们受的科学训练不允许我们胡说八道。

我甚至觉得书看的越多，口才就越差。因为当我们对医学领域或者某一个细分的专业了解足够深的话，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太复杂了，就会对每一个结论都非常谨慎，不敢把它说得特别笃定。

菠萝：对，说每一句话都特别想在后面加点修饰语。

李清晨教授：对，加一个括号、破折号、冒号。但是我们这种思维方式的好处就是，通过这一套严谨的思路筛选出来的结论还是相对可靠。不说科学问题和医学问题，我们这群人很少在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上被人反复打脸；因为我们一般不会在第一时间就一个猛子扎进去站队，会再等一些证据。

生命本身就很神奇，也很宝贵，我们为了它做出的种种努力都值得尊重。但是我们还是要明白，为了维护生命健康所做出的种种，其实都是在各种可能性中做选择。循证医学也好，科学也好，会保障这个选择最大可能地帮助我们获得益处。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菠萝因子，作者：80后菠萝博士、李清晨，音频剪辑、文字整理：依瑾、蓓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