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默茨在德国外交部的驻外大使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德国外交旨在维护本国的自由、和平与繁荣。内政、经济、贸易、国防和外交政策不应再被割裂开来考虑，“而必须将一切置于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维度中”。

在谈到对华政策时，默茨重申，德国政府尽可能寻求合作，例如在气候保护政策和全球危机领域。但与此同时，与中国的制度性竞争正在加剧。他指出，为了“长久保障德国的安全及竞争力”，出于战略主权的考虑，“实现贸易和供应链多元化”必须成为优先事项。为此需要建立更多、更紧密的伙伴关系——特别是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

根据此一外交“新政”，外长瓦德富尔（Johann Wadephul）在过去一个月内先后两次漂洋过海来到亚洲：八月下旬的目的地是日本和印尼，九月初又访问了印度。

从行程和议题而言，瓦德富尔对这三国的访问虽然侧重点有所差异，目的多重，但针对性明确，不可谓不精心设计。

在当前的双边关系中，中日之间问题颇多，主要体现在对历史反省、台湾以及钓鱼岛问题上；北京与雅加达的政经合作虽然颇为密切，但围绕南海部分岛屿仍存在未解决的矛盾；中印关系最近似乎有所缓和，可根本问题依然存在。

其次，无论从地缘重要性还是经济体量上看，德国认为这三国在亚洲都颇具代表性：日本发达的制造业、科研和高科技基础；印尼的战略矿产（镍、煤、锡等）、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源；印度的信息科技人才、技术外包中心地位、巨大的人口红利和市场潜力等。

最后，三国之间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在战略合作方面，除印尼相对模糊之外，日本和印度都有明确的指向和合作，如针对中国的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域外势力对东亚及南亚的渗透和介入，三国（特别是日印）不同程度地起着“基地”和“桥头堡”作用。

默茨政府将这三国视为“减少对华依赖”（De-Risking）的“关键伙伴”，其用心可见一斑。

“减少对外依赖”本身没毛病，因为世界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多极趋势越来越明显。德国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抛弃，还有自身“躺平”带来的停滞不前。与他国发展和加深关系也没毛病，因为外交事务本就属于各国自己的内政，为本国寻找多条出路实属正常。

问题是，调整外交重点为何要以诋毁中国和挑拨中国与邻国关系为手段呢？如果柏林对华有怨气和不满，完全可以通过双边交流来沟通和解决，毕竟之前的中德关系基本上一直是相互成就，而非一方单向施舍另一方。

很遗憾，瓦德富尔在日本和印尼对华发表不友好言论后，最近在印度又一次针对第三方，呼吁印度“共同捍卫国际秩序以对抗北京”。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论背后的动机，分明是在利用一些邻国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不安感”，通过强化“中国威胁论”见缝插针地进行战略布局，扩大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存在，确保资源和产品供应链，扩大出口市场。

其实，从上届政府开始，“疏中”已成为德国对华外交的基调，估计短中期内已不可逆。这个新政有三面大旗：以“民主、自由、法制和人权”为标签的价值观，以自身和欧盟经济为基础的实力底牌，以维护所谓“基于规则之国际秩序”为依据的正当性。

但是，德国以及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各种作为，让许多国家看清了“价值观”的双标面目，经济实力的疲软现实和“规则秩序”的霸权本质。因此，瓦德富尔最近在亚洲的言行“损人”是肯定的，但最终是否能“利己”还是个很大的问号。

“脚踏几条船”：印度的外交传统与战略布局

近年来，全球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多极化趋势明显，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持续加剧。在这一背景下，印度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以及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印度不仅是区域事务的重要参与者，更在全球战略布局中占据了相当的地位。

印度的崛起不仅体现在经济规模的增长，更在于其通过港口建设、交通网络、国际贸易及多边外交所展现的战略自主性和灵活性。印度的全球策略不仅围绕经济利益展开，还涵盖安全、政治与文化等多个维度。这一综合战略使印度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成为西方在印太地区寻求平衡中国影响力的重要合作伙伴。

西方国家出于自身的地缘考量和冷战意识惯性（“对手的对手即盟友”），想当然地将印度视为联合对象。但印度的政策更强调国家利益和战略自主，而非单纯的价值认同；其“脚踏几条船”的外交传统也给西方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安和挑战。

印度的地缘战略、外交政策和多边参与不仅对南亚及印太地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也对西方在全球战略中的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德国及欧盟在制定对印战略时，一方面需要充分认识印度作为“全球南方声音”和多极秩序中重要一极的角色，同时也要意识到它不可能成为单纯的西方“附庸国”。

在战略布局方面，新德里秉持着“海上通道优先、区域互联互通为辅”的原则。随着全球航运网络和能源运输线路的战略重要性不断上升，印度通过港口运营、铁路网络和多边合作，积极打造自身的战略缓冲区，以平衡中国在区域的影响力。

以伊朗唯一的深水港恰巴哈尔港为例：

伊朗的恰巴哈尔港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地理位置相距仅约100公里。印度在此的介入使得它与中国的竞争态势一目了然。

中印竞争“双港记”

印度通过对恰巴哈尔港口的投资和管理，一方面确保能源和商品运输的安全通道，另一方面也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与中亚、俄罗斯及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

例如，印度从恰巴哈尔港向伊朗扎赫丹（Zahedan）方向建设约750公里长的铁路，将港口与中亚铁路网相连，使印度商品可以快速进入阿富汗及更远的市场。这条铁路的建设，不仅有助于印度企业优化供应链，还在战略上形成了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巴经济走廊的有力制衡。

印度的地缘战略不仅限于港口投资，还涉及对印度洋地区的整体布局。在印度政府的规划中，印度洋不仅是经济命脉，更是战略防御的前沿。通过强化与澳大利亚、日本及美国的所谓“四方安全对话”（Quad），印度在海上安全、反海盗行动以及战略威慑方面与西方合作，同时维持在非西方大国、如中国与俄罗斯间的战略灵活性。

印度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多边组织，例如上海合作组织（SCO）和金砖国家（BRICS），试图在印太地区形成多极化平衡。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印度既能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经贸合作，也可以在金融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争取更大话语权。这种多向外交和战略布局，使印度能够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形成自主的战略空间，减少对单一大国的依赖。

从这个意义上说，用“狡兔三窟”来形容印度的外交特点一点都不为过。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处境和需求，随时通过不同的地缘平台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筹码。譬如，前一阵特朗普关税大棒突然砸向印度，印度可以启动金砖、上合组织等渠道拉近与中俄的关系；与中国的关系因边界问题紧张时，它可以通过打“Quad”这类牌来施压中国。

在俄乌冲突中，新德里并未谴责莫斯科，因为俄罗斯对它太过重要。特朗普上台后，莫迪又试图利用华盛顿来牵制中国。在遭到美国关税大棒的重锤之后，他的“玻璃心”碎了一地，于是开始有所保留地向中国靠近。但是，只要特朗普一句话，印度又会“屁颠屁颠”地贴上去。

印度的这种做法与其外交传统一脉相承：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首任总理尼赫鲁向全世界宣称，印度不会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选边站队，而是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但如果回头看它的实际行为，这种“不结盟”带有明显的倾斜性。

印度虽然口头上强调中立，但在武器采购、联合国投票和战略合作上，长期依赖苏联，甚至在关键时刻毫不掩饰对莫斯科的偏向。这种做法让“不结盟”更像是一种“外交包装”，一种争取国际道义与第三世界领导地位的政治话术，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立”。

德国与印度合作的风险

对于德国而言，印度既是战略机遇，也是风险集合体。表面上看，这个国家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年轻的人口结构和不断扩大的技术产业，似乎提供了德国在亚洲多元化布局的理想切入点。然而，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因素，构成了合作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

这些风险主要体现在 “内部环境”、“战略自主”和“地缘布局”这三大块。

内部环境的“软肋”包括法律制度不透明、经济政策波动性强、社会和民族矛盾、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不足等方面。

以法律制度为例：印度在独立后继承了殖民时代的英美式法律传统，因而被西方视为“有宪法和独立司法体系的法治国家”。然而，法律文本相对完备，执行上却存在严重选择性。比如外资企业涉及土地、劳工或税务纠纷时，即便法律规定清晰，最终结果仍常常取决于地方官员的态度和政治权力的博弈。这就导致外企难以根据“规则”预测结果，而只能依赖关系网络或政治游说。

还有，印度政府出于政治或利益考量，会突然修改税制、关税或投资规定。例如，2012年印度政府曾“追溯性”修改税法，要求沃达丰补缴数十亿美元的税款，引发了长期的国际仲裁纠纷。虽然这种做法后来有所收敛，但印度政策“朝令夕改”的名声仍让外资心存顾虑。

印度又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不同邦在土地、劳工、环境等政策上有较大裁量权。这意味着企业即便与中央政府达成了协议，仍可能遭遇地方政府的阻挠。地方政府有时利用模糊的法律条款对外资项目施加附加条件，甚至索取利益，从而使得“透明度”进一步降低。

印度法院案件的积压颇为严重，有的案件一拖就是十年二十年。复杂冗长的程序、频繁的上诉和地方保护主义，使得法律纠纷几乎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和成本控制。

企业成本的不可控也源自政府经济政策的波动性：例如，印度政府推动“自力更生”政策，强调本土化生产和国内优先采购，这可能迫使德国企业在印度投资过程中面临额外的成本和市场准入限制。随着印度自主研发能力逐渐增强，这种政策可能更加严格，甚至会在未来削弱外资企业的市场份额。

印度外交特色：脚踏几条船

战略自主则是与印度合作的另一个“不确定因素”。如前所述，印度在外交政策、地缘布局、军需补给以及能源供应等领域灵活性、投机性和机动性非常大，几乎不受任何外界的主导。

众所周知，印度在俄乌冲突中一直保持所谓“中立”，德国和欧美国家对此一直颇为诟病，因为印度对莫斯科迄今态度 “暧昧”：不公开谴责“入侵”，还大量购买俄罗斯的油气，约七成军需依赖俄方。

与此相比，欧盟“疏中”的一个关键理由——起码从外交口径上看——是中方在俄乌冲突中没有“站队”，对莫斯科的间接支持（军民两用产品等）被认为是导致俄乌冲突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德国和欧盟领导人多次表示，中欧关系是否能“回暖”，取决于北京对俄罗斯的态度。

如果这些理由成立，那么德国政府一段时间以来加速发展对印关系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德国可以不惜违背自己的原则，与印度勾兑，但中长远来看，只要俄乌冲突还在继续，双方在这点上早晚会出现摩擦和不快。德国若希望通过经济合作（另一种版本的“以贸促变”）影响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可能低估了印度外交自主性及其灵活多变的战略选择。

地缘政治则是德国寻求与印度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切入点。然而，尽管印度在印度洋及南亚的战略布局有助于德国及西方所希冀的（对华）“区域制衡”，但也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

譬如，“区域制衡”不可避免地会加剧与中国、巴基斯坦等国的对立，而这些对立很容易升级为军事摩擦。如果印度与中国或巴基斯坦发生严重冲突，涉足过深的德国很难独善其身，不受波及。欧洲投资者对印度的风险评估就会趋于保守，德国企业在印度的供应链可能受挫，军事合作和技术合作也会受到国际政治的牵制。

还有，印度的“战略自主”特色决定了它不可能只满足于“制衡中国”的角色，一定还会谋求自己的地区霸权。换而言之，印度的军事实力、外交姿态和政治走向本身就带有不确定性，一旦它在南亚推行更强势的地区主导权，就可能触发邻国的反弹，导致局势动荡。

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个假设：德国企业与印度合作，在印度洋沿岸投资建设一个港口物流枢纽。德国的考量是，印度位于南亚和印度洋的关键位置，既能为德国商品进入东南亚、非洲市场提供更高效的通道，也能作为中欧供应链的一个重要节点。表面上看，这会是德国利用印度“地缘平衡”优势的成功案例。

但是，如果中国哪天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增加军事存在，印度出于安全考量很可能会将本国港口纳入战略安全框架，进行军民两用部署。这样一来，德国企业的项目很快就会受到波及，国际航运保险费率将会飙升，物流成本大幅增加。这会让德国原本设想的“降低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布局变得昂贵甚至不可持续。

再比如，假设德国与印度的合作扩大到军事技术或网络安全领域。一旦印度与巴基斯坦爆发边境冲突，德国在军事上的合作就会陷入政治争议：是冒着与巴基斯坦以及中东部分国家关系紧张的风险继续支持印度，还是中止合作，从而损害双方互信？这种两难局面本质上就是“印度的战略布局”带来的间接风险。

换而言之，德国目前在印度看到的是一种“平衡力量”的潜力，但一旦这种平衡转化为对抗，德国就不得不承担“被卷入地缘政治冲突”的连带成本。

西方担心：“今日之中国，会是明日之印度吗？”

西方在战略上拉拢印度，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制衡需求，但与此同时，它们内心也在警惕印度有朝一日会成为“第二个中国”。因此，这一担心实际上触及到西方对印度定位上的深层矛盾，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历史经验的投射。

冷战结束后，西方一度坚信“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民主化”。因此，它们大力推动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把中国引入世贸组织，试图让其在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内“改造自己”。当时的逻辑很简单：只要让中国富裕起来，中产阶级壮大，就会自然产生对西方民主、法治和自由的需求，从而与西方价值趋同。

可结果恰恰相反：中国在几十年间确实强大了，却没有像西方期待的那样被“同化”，而是走出了一条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它不仅在制造业、高科技、基建、供应链等领域开始反超西方，还提出了基于制度自信的国际规则主张。对西方来说，这几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今天，当德国和欧美看向印度时，内心自然会想：难道印度不会也走上同样的道路吗？

第二，人口和市场优势的担忧。

印度的人口已经超过中国，劳动力红利巨大，而且欧美资本、产业和技术正在不断进入。西方认为这是一块“未被完全开发的热土”，可以成为替代中国的新制造业基地和广袤市场。

但问题在于，正如当年的中国一样，一旦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为印度搭建起现代产业链，它就可能逐渐摆脱依赖，反而成长为新的经济竞争者。换句话说，今天西方视之为“机遇”的14亿人口，未来完全有可能成为挑战他们的底气。

第三，政治自主性的隐忧。

印度外交历来强调“战略自主”，无论是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还是今天在美俄中之间的“平衡政策”，都体现出印度不会甘心充当某一方的附庸。

西方虽然把印度描绘成“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但很清楚印度并没有要在政治上完全站队西方的意愿。它可能在某些议题上与西方合作，但在能源、国防或地区安全上，随时可能采取和俄罗斯、中国相近的立场。

这种独立性让西方既需要印度，又不敢完全信任印度。德国也担心：一旦印度变得强大，是否会像中国一样，利用与西方的合作成果来反哺自身力量，最终走向一条“不受西方控制”的道路？

第四，价值观的裂痕。

在西方叙事里，印度被称作“民主国家”，但越来越多的观察者清楚地看到，印度在宗教冲突、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西方社会可能会接受一个“弱小的民主瑕疵国”，却未必能容忍一个“强大的非自由民主国”。如果未来印度一边保持民主形式，一边在实质上走向威权化（莫迪的施政风格），西方国内舆论的支持基础会逐渐瓦解。它们会发现自己正在重蹈覆辙，在市场和地缘政治的诱惑下忽视其他差异，最终换来一个无法驾驭的对手。

若到那一天，今日欧盟对华的“三重定义”说不定就会复制到印度身上。

第五，全球秩序中的角色冲突。

中国今天已经有底气提出“一带一路”、上合组织、金砖扩容等多边倡议，实质性地改变国际格局。印度同样自视为“全球南方的代表”，并不排斥在未来主导一些新规则。如果印度“借助”西方的支持壮大自身，可能将来同样会挑战西方的话语权，推动全球权力格局的再平衡。

西方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亲手“扶持”起来的印度，未来会不会也像中国一样，在关键领域与它们展开竞争，而不是永远扮演“平衡中国”的角色？

所以，西方国家在印度问题上的态度其实充满悖论：它们既渴望印度成为合作伙伴，以对冲中国的上升趋势；又担心印度“脱离掌控”，重复中国的崛起轨迹。换句话说，印度在西方眼里既是“潜在盟友”，也是“潜在对手”。

这种复杂心理正是当下西方外交的核心困境之一，也是德国和欧美与印度合作的真正“风险”所在。

结语

新冠疫情期间，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及欧洲突然转变认识，认为“不能被威权体制掐住脖子”。

如果说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和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是基于“价值观和理念不同不相为谋”，那德国如何解释，文化、宗教和体制同宗同源的美国对其下手之狠为何胜于其他任何国家？

曾几何时，在不以意识形态主导外交的年代，德国一直认为与中国经济合作好过于民主国家，因为中国的体制效率更高，更有可持续性。因此，依赖就是依赖，不必拿体制来说事儿。不然就无法解释，德欧在寻找“去风险”新伙伴和替代国时，为何并不避讳几乎是中国“微型版”的越南？还有，认为“对手的对手就是自己盟友”的想法也是短视的，而且潜在风险不小。印度的确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对手，但它因此就是德国的天然和靠谱盟友吗？未必。

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等职务的莫迪教授（Prof.  Dr. Ashoka  Mody）认为把印度当作对抗中国的力量是天真的。他说：“相信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会下降，而印度会接替部分功能——在我看来完全是胡说八道。归根结底，中国仍然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体，至少在未来二十年内仍是如此。”

中印的矛盾归根结底是西方遗留下来的双边问题，当然也有“一山不容二虎”的地缘因素在起作用。但是，印度独立后，表面上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但实际上它一直在大国之间长袖善舞，发展着“不是盟友的盟友“关系。

德国的体量太小，印度不会因为德国而背弃更大体量的经济体。因此，德国以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方式选择善变的印度来作为“去风险”盟友，最终带来的或许是新的风险。

理论上说，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一般不仅会考虑短期效应，也会兼顾可能出现的“后遗症”。同理，在国际上寻找合作伙伴，也应该有前瞻性、延续性和多维度的视野。

如今，各种迹象表明，默茨政府正在落实“减少对华依赖”的政策。问题是，资源贫乏、依托出口的联邦德国，其国祚几乎就是建立在全方位的依赖之上的，不是依赖A就是依赖B，因而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感。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生俱来的“依赖”恐怕才是德国面临的最大风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底线思维，作者：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