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海

编辑|星海

《——【·前言·】——》

福长安从小在宫中长大，被乾隆亲自养育多年，朝中的地位看似稳固。

乾隆驾崩之后，他为何未能独立于权臣和珅而存？为何不被视作能撇清身份，却被嘉庆帝定为和珅同党？

满洲宗室出身，少年立志从军

福长安出身爱新觉罗，皇太极曾孙，肃武亲王豪格之孙，血统纯正，宗室名门。 不是远支，而是嫡脉。这样的人，按惯例进宗人府读书、进内务府养老，按部就班，封个贝子、镇国将军，端个架子过一辈子也够了。

可他不走这条路。他从小就去军营，不是做监军，而是从小兵干起。十四岁随父驻防宁夏，冬天冻脚，夏天中暑，营里人说他疯。 他从不回话，只练马术、习箭法，一天八百步，一夜百里巡营。别的皇族子弟背书习礼，他背图论阵。

康熙二十七年，他正式封三等奉国将军，调西宁，实打实的军事任职。他不在京中混圈子，也不在宗室拼人脉。他守边地，吃野饭，穿皮甲，一守就是十五年。 西北寒苦，马贼遍地，驻防不定，绿营兵连年换防，他没走过。他在军中不是摆设，能骂兵也能打兵，练兵不留情，杀人不眨眼，遇战冲第一。

他一度调任肃州都统，又转驻甘州，专守河西门户。大军没动时，他率偏师打围剿，抄山口，清草匪。大军南征时，他做后路守备，建兵站，修驿道。 清廷赏他银两、绸缎、马匹，他都不收，说是“无用”。他不要金银，要军权。他也确实赢得了军权。

康熙五十七年，西藏局势突变。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派兵入藏，驱逐和硕特汗王，挟持达赖。 清廷震动，西南门户被破，边疆佛教体系遭冲击。康熙命组大军平藏，四路并进。他在西宁整军，受命为平逆将军，率兵三千，自青海西入。

那一战，没人看好他。西路道险，寒苦高原，部队远离主力。他却不等调令，自率亲兵先发。兵分三路，昼伏夜行，强行军百五十里，绕过敌骑，直插藏北门户。 他在日月山与策零敦多卜部遭遇，兵少地险，他命全军下马列阵，火器在前，弓骑两翼，一日三战，斩敌百余，生擒军头。此役破准噶尔先机，震动藏中。

大军随后抵达拉萨，他率先登城，亲自升挂清军军旗。拉萨僧侣远迎，献哈达。清军整军入驻，达赖复位，藏政重整。 朝廷赐他“辅国公”，封金印，官拜平逆将军。那年他刚满四十，是入关以来最年轻的战功皇族。

他没回京师，康熙让他留西宁，整肃青海藏族、商道关税、驿道屯田。 他兼顾军政，一年之内平定藏边十余寨，清除准噶尔残兵，还策划设驿制、设藏吏、划边界。他不只是武将，也处理政务。他写了两道奏折，建议设驻藏大臣、清查寺产、管制僧兵，全部被采纳。

这场西藏平叛战，他打头阵、定政体、控边界，完成了军事与制度的“双统治”。那年北京城里，连王公大臣都开始提他名字，说他是“宗室第一将”。

平藏之后未归，被派驻西安

战争结束，功成名就。他却没有入京受赏。朝廷命他继续镇守青海。 他没问缘由，只接旨而行。他知道边地不稳，准噶尔虽退，游骑仍乱，藏地民心未安。他不回京，不请封，只在边地屯兵，修堡建路，训练八旗兵营。每年调兵换防他都亲自过问，不假手副将。

三年后，他被调至西安，任将军衔，兼署抚远大将军印。西安是九边之一，是西南中枢，他以为这是重用。到了西安，才知是虚职。辖兵不满三千，调兵需兵部批文，赏罚皆报军机处，所有事务都受限。

他仍照旧起早练兵、修营办学，试图重新整合西安旧营。可每次奏折递京，都石沉大海。每年两次朝贺，他都上折庆表，从不迟交，也从无回音。他开始察觉异样。

雍正元年，他照例递交祝贺折，随文附呈驻藏旧政运行细节，不料三月后收到训令： “勿越职行权”。他写信问为何，他人却劝他少动。老部下劝他低调。他不信，说：“ 我无过。”再写一折，建议设卡清查回商之税，兵部回复：“ 此非你职。”

他不再多言，退居西安。每日走营、督兵、看文。他避开宗室圈，不结交外臣，不出私宴。他变得谨慎，每句话都避“上意”，每道令都照章操作。可疑点却越来越多。

旧部来访被逐，来信被拆。有人匿名告发他在藏中敛财，在边市暗置私仓。户部查库，发现西宁有银库未入账，被列入“擅动边银”。 再传言他与年羹尧有旧交，与允禵同征有私信。三年里，他从将军变成孤臣。

西安将军府门前的旌旗变旧，来客变少。府内空空，常年清冷。他病了几次，无人探视。他开始不练兵、不接客，整日闭门静坐。

某日深夜，一封快奏从京师送来。封条印着“军机处”字样。他拆开，不是调令，而是一纸命令： 即日革职，辅国公除名，西安将军印上交，五日之内启程赴京，听审。

他坐了一夜，未睡未食。 第二日，着甲整服，召旗兵入府，交出兵印、封条、官服。未抗命、未逃走。他知这一刻会来，只是不知会来得这么快。

罪名如山，判罚急如风

延信到京第四日，被送入畅春园外一处禁所。不是诏狱，不是宗人府拘押处，是一座专为宗室问罪设立的宅邸。门外有值守旗兵，内设重锁，院中无书、无纸、无炉火，屋内只铺席，不置床。

兵部未发拘令，宗人府未出会审，他不是被审，而是被关。

同时，京中已经在处理他“问题”。户部查他的家产，说他在藏中“侵帑十万”，据藏区商路银税未报，藏有私库于囊谦一地；礼部查他与藏僧往来，说他“擅改驻藏官制”；军机处挖他旧部，说他“与年羹尧通信”；宗人府查宗谱，说他“与允禵有亲”，是“宗室旧党”。

罪状逐条列在军机处案牍之上，共计二十条，写满两张纸：

一曰私开军粮；二曰擅改驻藏庙规；三曰侵帑藏银；四曰暗招旧僧，扶持非旨喇嘛；五曰改边地税收制度；

六曰奏折造假；七曰拒缴赏银回户；八曰私信允禵；九曰旧部余孽私访；十曰设库不报；

十一至二十，不再论实，只说“徇私误政”、“拥兵恃功”、“结党营私”、“私置外宅”、“不忠不孝”、“口出怨言”、“形迹可疑”……

这些罪，每一条都足以革爵，每两条就能判死。可他未得审讯，不得分辩。没有堂审，没有廷议，只有一纸圣谕：“革辅国公，除宗籍，佩红带子，幽禁候命。”

雍正只写一句：“ 其人狂悖，负朕深恩。”

旗兵送来命令，他照读无语。那天他坐在屋中，自披甲服，整一身旧军衣，跪于内院。无人送饭，饭停三日。

军机处随后派人收缴封地契文、勋章印信、所获马匹军械，并抄没西安、甘州、宁夏三处旧宅。其子延泰、延禧被命“交由宗人府教养”，实为软禁。

延信过去在藏中主事之政，也被一一清洗。军机处改史册，删其名；档案处收回旧战报，换主帅之名；兵部革其军籍，改录参战将领；京师诸臣不得再提其在西藏之功。

这不是处分，而是抹除。

京中书坊所印《平藏战纪》，被禁售；宣武门官书铺中其“凯旋册”，被令火销； 礼部刻印的“藏政汇览”中，他的名字，被改为“平逆将某”。从此，他在纸面上，消失。

更深的惩罚来自宗室系统。宗谱中，他名后改注“削籍”，其系下男丁全部降级，失禄、失俸、失地。红带子不是封号，是惩戒标识。穿着红带的宗室，不得入朝堂、不得娶品官之女、不得有京中产业、不得随诏参贺。

他成了“死而不斩”的罪宗。

御史邢某上书，请求赦延信之子，“子不及父”。雍正批：“其父乱政，子亦难保。”

廷议再无人提起延信。他成了禁语。军中更是讳谈。藏地将领曾有旧属写信欲为他说情，信未到人已被贬至甘南戍边。

肃亲王一度想请缓其幽禁，说：“其人有过，非无功。”话未出殿，被雍正盯视良久，随后沉声说：“肃王亦欲护党？”从此，再无人言。

死于幽禁，埋骨无声

雍正六年十月，京师初霜。畅春园外禁所门闭无声。延信自春入夏，被禁近五个月。无官审，无亲访，无信至。

门外送饭，每日两次，守兵不语，送后即走。院中荒草不除，墙缝露风，夜寒入骨。延信独居一室，不与人交，整日静坐。一次咳血，值房记录中写 ：“声止十余息。”

第154日早晨，御医未到，门未开，延信卒。朝中记： “十月二十六，辅国公延信卒于禁所。”

没有“薨”，没有“驾崩”，连“病故”也未写。只是“卒”。清廷不发讣告，不设葬礼，不下祭典。宗人府接旨： “其尸由八旗送葬，不许设祭，不许入祠，不许言名。”

棺材由内务府临时派木匠钉制，白木薄皮，棺盖不涂漆，无名。送葬者不过六人，无鼓，无哀，无引导。送至京西乱葬坡以北一丘，浅埋。

一座小坟，无碑，无名。野狗常来。值房旗兵命人在上头压块旧砖，用漆写： “违命宗室埋处”。四个字，逐年风雨，三月即褪。

延信死时，无亲属在场。其子延泰已被送往热河，延禧病于宗人府外宅。两个儿子都未见最后一面。

他死后，其旧部多被调离。藏地也再无人提其名。乾隆初年，军机处整理藏政旧案，提及西宁入藏战事，主帅一栏写 ：“某将军”，无名。

《清史稿》中未为延信立传。只在宗室列传中写一句： “延信，豪格孙，尝从征藏地，后以罪革爵，卒于幽所。”

他的一生，被归入这一句：卒于幽所。

没有后人立碑，没有学士述传，没有子孙敢刻他的名字。他生于皇室，死如野狗。他带兵入藏，立国之战，换不回一句公道。

在那个年月，战功可以写，名字不许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