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祖鸟和蔡国强在日喀则放的一把烟花，把环保问题烧在了全国热搜上三天都没下来。在果壳自然《在青藏高原用烟花炸了一座山，始祖鸟和蔡国强错在了哪儿？》一文中，顾教授详细阐释此次活动对环境保护的潜在风险，以顾教授的职业信誉与投身藏地环保的长期实践积累，我对他的文章全部接受，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不过我想换个角度聊聊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文旅和环保产业。毕竟这些领域难得有一场公共讨论能被端上桌面，那就借此聊聊这些问题背后的这两本账。

一、文旅IP的窄门

事件的最表面，首先是一本文旅账。日喀则因为拥有珠峰大本营因此盛名在外，但绝大多数游客进藏落地拉萨后，开往珠峰大本营的沿途除了扎什伦布寺之外，对于普通游客并无绝对的文旅亮点。在流行穷游的年代，我曾试过从拉萨出发试过一日就自驾到达珠峰大本营，沿途可短暂停留羊湖，但湖边可玩性产品不多、且无任何配套，湖边的苍蝇蚊虫并非游客友好，多数游客下车拍照打卡也就继续启程上路了。

日喀则第二大的景点是市区的扎什伦布寺，但普通游客在拉萨游览完布宫与大昭寺之后，并不会有太多人有兴趣深度了解扎什伦布寺和背后的藏地文化细分差异。事实证明，根据2024 年官方数据，全年进入扎什伦布寺的游客数量约为 12 万，其门票旺季 100 元、淡季 55 元、儿童老人免票，因此满打满算为当地全年带来的收入不可能超过 1000 万。

全年1000 万，大概就是连上海迪士尼高峰期单日的门票的一半都追不上的程度，更别提迪士尼还有餐饮、酒店、快速通等二次消费了。

因此，换位站在日喀则地方政府的角度，把烟花燃放地选择在卡若拉冰川，很显然是想为日喀则打造出除了珠峰大本营和扎什伦布寺之外的第三个知名景点。从百度地图上看，如果游客从拉萨出发去珠峰大本营，若绕行走卡若拉冰川则需要在路上多 3 小时，这将有极大可能让游客在日喀则多停留一夜，而这就是地方文旅部门的核心的 KPI 。

文旅景点打造是极度困难的事情，所有参与者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求解方。可很不幸的是——全中国“容易打造”的文旅景点已经被开发殆尽了。

旅游目的地品牌要想深入人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它写进语文和历史课本，尤其是在信息渠道多元分散的今天，只有九年义务教育的课本，才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单凭历史和文化价值，是支撑不起来的。全国目前为止有八批次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起来5000 多处都有独特的历史或人文价值，但大多依然因为没有开发价值和维护能力处于半荒废状态，剩下能被普通公众知晓、具备旅游商业价值的十不存一。

曾有文旅部门领导跟我交流如何打造知名旅游景点，我半开玩笑的回答就是：“搞定教育部的教材局吧，18 年后就是全国名胜了，如果等不及就搞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立马有效。”

这当然是句带着戏谑的说法，但市民的娱乐产品提供不足，文旅 GDP 的带动不足，压力都是现实且当下的。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疯狂卷起了古镇热，全国1000 多个人造古镇留下大多是破败不堪残垣断壁， 连人流爆炸的张家界景区的大庸古镇都能干废。

剩下的文旅手段，要么可以做演出经济的事件型的收入，要么卷数字资产的文化 IP 的衍生开发。若是想要长期固定化景点式内容，剩下路就很少了，只有做生态康养度假，或者大兴土木做主题乐园和文体设施，例如郑州请王潮歌导演做戏剧幻城类项目。

可惜残酷的现实是，即便强如王潮歌导演，其“只有”系列项目也只有郑州项目能维持住演出运营成本，但真要算上折旧想回收基建费用依旧遥遥无期。国内最能拿出来的好案例，或许只剩下乌镇戏剧节了，这也是沾了靠近江浙沪消费目的地的光。

在剩下轻资产的模式，依托公共艺术打造事件、再通过网络传播发酵便是一条或许可行的窄门。这条路在国内我还没想到以项目为单位的成功案例，只看吸引眼球，当年葛宇路也试过在北京把人都带去苹果社区朝圣。

不过海外成功案例就多一些了，日本的濑户内大地艺术祭带火了一年两次的“跳岛游”，美国的“火人节”每年能带几万人去沙漠里凭空生造出一个黑石城，德国柏林最出名的景点，现在也成了涂鸦墙。

因此回到事件本身，当一个主打环保的核心顶级户外品牌，带着曾经在全球各地上演过的知名公共艺术方案（“为给外星人作的计划”系列作品在 80 年代就有了），端给了中国最偏远的城市日喀则，我能“理解”当地在审批和当地人力组织上是为何开了绿灯。

环保与文旅与产业之间的张力是客观存在的，是需要根据长期彼此妥协的，不信可以看看浏阳当地打不打算禁止燃放烟花？相比蔡国强团队的玉米淀粉，那些连环保材料都算不上。

整件事情中，我能想象一个边陲地区何为妥协了当地特殊环境的生态承载能力；也能理解一位公共艺术家按照惯性，没理解地域的特殊性。整件事情最神奇的是，一个长期主打户外价值的顶级品牌，为何没有基本的环保意识。作为原生于北美的品牌，相信他们的本土团队可以想想，如何跑去黄石公园周边，这样的活动敢不敢做？

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公关话题，就不展开了。

二、环保道德背后的经济账本

在表层的文旅账背后，我认为这次没有被充分探讨的问题是，如何理解环保与经济的复杂互动关系。我认为按照现在的舆论氛围，一味将环保问题神圣化，我认为是无济于事的。

先说一个基本的常识，是环保产业通常投资大、回收周期长并且依赖特许经营，是一项典型由政府长期主导的产业。他大致也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

• 在 80 年代前后，中国的环保治理产业基本不存在，主要都是包括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等“末端治理”的项目，资金来源于国家专项资金与世界银行的项目贷款，费用由市政的附加费用回收资金。

• 在 2002年后，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环境压力，迫使环保项目必须快速上马。为解决资金缺口，国家出台了《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办法》，引导产业政策逐渐从“财政兜底”转向了“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 PPP 模式，以求快速扩大治理能力。期间带动了社会和国企的投入，如今公用事业板块的大型上市企业，如北控水务、光大环境等等均是起源于此。

• 在 2015 年后，我们从末端治理开始走向往源头治理和全流程的治理。在传统的水务、固废、大气治理的项目外，又拓展出诸如碳中和、绿色能源、环保材料甚至 ESG 这样的金融概念的新方向。除了配套的产业政策在逐步升级，也有面向消费者的加强版限塑令、强制垃圾分类、新能源补贴等消费政策不断出台。

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阶段，环境问题始终处于复杂的博弈中。它与矿产与旅游资源开发、社会污染治理、科技进步与产业转化、社会行为规范的引导，甚至全球话语权的争夺都交织在一起。它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妥协与阵痛，最终搏的是一份长期价值。

举个例子，2017 年开始的“蓝天保卫战”救了北京的雾霾，河北短期迅速关停了几千家钢铁厂，并在农村地区也强制做了煤改气和煤改电，那两年的唐山人，肯定是急得团团转的。但是如果站在今天再往回看，大家会发现不但空污问题好了，经历过落后产能的淘汰后，宝钢、河钢却因此快速聚集了头部效应，在一盘棋的角度最终成为了世界级的钢厂，也点出了诸如无人工厂、氢冶金的新科技。

只是，派哪个勇敢的人先去“阵痛”一下？

在环保治理领域，长期存在两个派别的竞争与合作，一个可以叫做“材料科学派”，一个科技叫做“废弃物管理派”。

在材料科学人的眼中，环保的问题根源是材料本身的不可降解，典型解决思路是开发可降解材料，生物材料，以及做石化替代。前两年在一级市场大热的 PLA 、 PHA 和各种生物基材料都源自于此，更前沿的还有公司直接从空气直接捕获二氧化碳再做电解制备航空煤油，我的好朋友胡适教授就开了个这样的公司叫费曼科技公司，很受资本市场欢迎。

另外一派是废弃物管理，他们觉得废物都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同时认为自然环境下不存在完美的降解场景，新材料依旧会形成生物基微粒进入食物链。因此主张发展垃圾分类政策，以推进再生 PET 、垃圾焚烧发电等传统产业。

这两项路线当然各有价值，也各有更适配的使用场景，按说是可以共同发展的。例如高价值的领域做回收、一次性的领域保持原有的生活习惯，并推广合适可降解材料优化。不过我也请教过相关领域的顶级教授，这两派的路线争议也是真实存在的，其本质是，任何能落地的公共政策的诞生都需要先回答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在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长期远景实现之前，所有参与者同样需要竞争社会的资金扶持和政策倾斜，这些都是经济账。

在这次的燃放事件中，我看见太多的评论把活动带来的环保问题诉诸了道德化的解决，把环境问题，尤其是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藏区环保问题以“神圣不可侵犯”的论调进行描述。可抱歉的是，从全世界历史的实证中，很少问题是不可妥协的，而环保问题正是最容易被妥协的那一类。

我完全认可环保意识觉醒有助于唤醒共识，并最终完成政策形成、市场机制化的全过程，但是举着道德的高旗，可以改变个体的行为，但从未有可能让其成为系统性的力量。环保道德问题的本质，也是由于环保问题成本“外部化”所带来的——企业和个人在生产和消费中为了降低成本，把废弃物留给了社会和世代兜底。

这就是一个“谁来承担成本”的问题，因此完全诉诸道德只能成为起点，我相信真正解决的方式依旧只有一条，循序渐进地将环保成本“内部化”，污水处理费当年是这样的，限塑令也是这样的。

这些理念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要不上海垃圾回收就不会推进地如此困难，比 PET 塑料环保 100 倍，但却贵10 倍的PHA也不会卖不出去了。

有多少人愿意花 3 块钱买个塑料袋呢？我猜大概比愿意看烟花的人少。

直面现实，希望彼此都能边发展，边富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