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其代表作《农民的终结》一书开篇部分便直言不讳地指出：“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1]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已达到9.435亿人，较前年同期新增1083万人；农村常住人口为4.6478亿人，同比下降1222万人。当前城镇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城镇化率）已攀升至67%，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突破三分之二。^[2]

以城镇化赋能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已经是重要战略选择，中国的城市化或者新型城市化可通过加强城乡之间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流动，继续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3]

然而，城镇化在推动城乡要素重新配置的同时，城市强大的虹吸效应也带来了乡村地域空间及其内在社会经济结构的持续重构与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乡村传统的社会空间架构、区域形态布局被逐步瓦解，由此还引发乡村社会结构失调、文化根脉断裂、生态系统退化、城乡发展鸿沟扩大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4]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衰落的事实已不容忽视。

费孝通先生将中国社会的根基定义为“乡土性”。乡村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核心单元，承载着政治制度运行、经济体系构建、文化传统延续以及伦理价值传承的多重功能。^[5]我们在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及其面临的独特挑战的过程中，始终不应忽略乡村在其中的重要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便是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真正内涵，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非对西方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发展道路。^[6]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农耕文明的传承发展发表了诸多重要讲话。基于这样的理念指导，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乡村发展建设工作确立为一项全方位的系统性工程，具体体现为推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党的二十大报告则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自从中央开展精准扶贫以来，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善了此前农村持续衰败的景象，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则进一步为农村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但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依然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亟待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来加以克服和应对。

乡村振兴不仅是旨在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经济项目，中国的农村问题也远远超越经济问题，其中涵盖的体制、机制、治理问题和乡村农耕文化的延续性，以及现代化等多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共同制约了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城乡失衡与乡村衰落的深层根源

当前城乡发展不均衡以及部分乡村地区出现的衰落态势，可以从经济、体制机制等多方面解释；在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共同催生了兼具社会性与经济性特征的复合型难题。

第一个影响因素是现代户籍制度。作为中国社会一项基本制度安排，它把户口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凭据，对社会分层和流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7]新中国建立后，户籍管理成为国家建设的根本性任务：一方面通过严格的人口流动管制，将城市人口维持在合理区间，避免供需失衡；另一方面将农民固定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国家工业化进程提供原始资本积累。

这实质上是在资源稀缺条件下的一种必然选择。在当时的历史阶段，中国工业化资金主要依靠农业部门的转移支付，土地改革的完成又使农村具备了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基础条件。从资本积累的视角分析，农业部门对中国早期工业化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支撑作用，^[8]据专家测算，在1953年至1985年的32年间，农业领域共计向国家输送资金约8000亿元，为维持工业年均11.2%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9]

然而，作为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安排，户籍制度缺乏与时俱进的调整机制，逐渐僵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其不合理性早就体现出来。对户籍制度进行调整的呼声不绝于耳，近年来，有关部门也在持续推动。但户籍制度已经孵化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彻底的改革已难以推行。

在户籍制度下，城市居民是早期的既得利益者。农村人口如果大量迁移，必然导致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的重新调整，对城市居民的多元化生活需求形成结构性影响。但随着土地资源价值的显著提升，农村户籍持有者的利益地位发生了根本性逆转，由原来的制度约束对象转变为新的既得利益群体。

现在大部分农民已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这一变化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尤为明显：农村学子通过高考实现身份转换的动机已经弱化，甚至出现了主动保留农村身份的现象。同时，土地产权的排他性特征也使得城乡身份转换呈现单向性阻滞。

可以认为，户籍制度已经失去了原先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进城具有必然性。

第一，从人口再生产视角看，城市化需要新的人口。早期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生育观念转变，城市迎来“少子化”和“老龄化”双重压力，城市人口结构面临系统性调整需求，农村人口流入成为维持城市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平衡的关键变量。

第二，城镇化进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呈现明显的分层特征。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全面铺开以及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农村劳动力需求激增，构成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重要拉力。第三，国家优质资源的空间集聚效应使得一线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极高，这决定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入的大趋势。现在的农民一旦致富，往往就到城市买房，把小孩送到城市读书。

目前，除了政府对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之外，农村早已成为要素净流出方。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国家第一波工业化是通过户口制度把农村要素导入城市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波工业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农村要素导入城市。但农村要素的净流出显然不利于农村本身的发展。

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对农村问题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不足。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方面对农村问题的认知出现偏差，重视度也不够。“农村会随着城镇化进程而消逝”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大家普遍认为农村地区将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没有把农村问题提到政策议程上来。

乡村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呈现出渐进式累积态势，乡村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也日益凸显，然而政策回应机制仍停留在被动式、应急性“救火”干预层面，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的治理方案。尽管城镇化的纵深发展必然导致人口要素向城市空间进一步聚拢，使农村经济地位相对边缘化，但农村不仅不会消失，其社会重要性反而会加强。

就国家整体而言，即使城镇化率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依然会在农村保持相当一部分人口。孟德拉斯关于法国乡村社会变迁下“农民终结”的命题，并非预示着农民阶层的绝对消解，而是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双重驱动力作用下农村社会形态、农民身份以及农业生产方式所发生的深层次变革的理论概括。

在高度城市化的社会，农村只是一个居住概念，而非从前的身份概念。尽管“乡村终结论”“农民终结论”的观点，在精准扶贫阶段已经得到彻底地纠正，但既往累积的深层次制约要素仍对有效化解农村问题构成持续性阻碍。

乡村振兴下农耕文明的现代转化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资金等要素流失，农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乡村活力不足问题突出，这不仅带来了“谁种田”的问题，同时也带来了农耕文明衰落的风险。实现乡村振兴，关键是要让乡村所特有的、对全社会发展进步不可或缺但正面临弱化风险的农耕文明重新“活”起来，这样才能更好把握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本质。

当代，全球价值体系面临深刻重构，各国均出现传统价值回归趋势。在西方，一些国家正经历着保守主义思想的复兴，比如欧洲诸国开始放弃往日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重新强调社会主流价值，试图重塑传统价值体系；中东一些国家（尤其是土耳其）正在恢复传统宗教思想的影响。

对于我国而言，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农耕文明的创造性转化，绝不能是简单回归，更要重新审视数千年农耕文明价值体系的现代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

所以乡村振兴是中长期战略，核心是如何承继数千年以来的农耕文明并使之现代化。众所周知，文化包括很多层次，首先是物质层次，其次是精神层次。^[10]今天的中国，物质层面的文明已经确立起来，但精神层面的文明依然单薄，甚至面临深刻的危机，表现为价值观的混乱甚至缺失。在这样的情况下，诉诸农耕文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

农耕文明绵延数千年，深深地嵌入人们的各种行为规范中，甚至已经成为人们的文化血液。尽管近代以来，农耕文明遭受多次冲击，但随着物质生活的进步，人们在价值观上反而转向农耕文明。但是，这并非要倒回到农耕文明时代，而是要实现农耕文明的再创造和现代化。

儒家价值体系是东亚农耕文明的核心，从东亚各个社会的转型经验来看，与现代工业文明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发达国家证明，儒家价值体系本身是可以现代化的，并且能够和各种生活生态并存。越南也在快速实现现代化，但其儒家文明不仅没有消失，还在进一步强化。

事实上，即使在西方的现代化历程中，农耕文明同样没有被彻底抛弃。尽管工业化对传统乡村社会产生了冲击，但欧洲社会始终将农业、农村、农民视为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承载主体，农村从未被简单视作落后符号，反而被赋予文明根基的象征意义。

反观中国近代化历程，农村长期被塑造为落后的文化表征，这种价值判断导致农耕文明所蕴含的深层价值体系遭受系统性轻视，这不仅割裂了文明传承的历史连续性，更制约了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数千年农耕文明的历史积淀已深度融入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构成全体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农民作为农耕文明的直接传承者固然重要，但城市居民作为现代社会的主体力量，其文明载体功能更具战略意义。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通过制度设计、教育实践、文化传播等多元路径，使城市居民成为农耕文明的自觉传承者，推动全民参与式的乡村振兴。

从社会稳定的视角而言，农村地区的稳定是国家整体稳定的基础和前提。与此同时，当城市遭遇发展困境时，农村又发挥着战略缓冲与基础保障的功能。然而正是这一考量使中国土地改革步履维艰。比如，对宅基地使用权的管理，近年来亦呈现趋严态势。在相关管理部门的认知中，土地作为农村核心生产要素，一旦实现充分流转，将对农村社会稳定的根基产生潜在冲击。^[11]

但农耕文明的现代化转型需要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自由流动。制度的现代化不应简单等同于制度移植或制度替代，而需要在传统制度合理内核与现代发展需求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关键在于如何构建既能释放发展活力，又能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框架，通过渐进式制度创新，实现农耕文明的内生性现代化转型。这要求制度设计既尊重农村社会的历史文化逻辑，又回应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路径。

乡村振兴的实践模式

如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环境已与“新农村建设”时期形成显著差异。^[12]伴随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升级，当前的政策目标已不再是完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是解决更为复杂的城乡融合发展问题。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来看，乡村振兴的实践模式至少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地方政府主导型模式。在这种类型中，地方政府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地方官员把乡村振兴当作项目来做。受政绩观驱动，很多地方非常重视乡村振兴项目，部分地区不乏宏观统筹的战略思维和决策视野。辩证地看，“政绩工程”并非完全是一个负面概念，而是具有双重属性的驱动力量，其在客观上构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体系，为政策执行提供了必要的激励基础。

改革开放历程表明，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地方政府自身的行政逻辑，可能导致乡村产业发展出现系统性失调。^[13]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阶段的大规模资金投入，使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出现紧张。

当前宏观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压力：作为地方财政支柱的房地产行业降温，使地方财政收入受到极大影响；而外贸又因地缘政治因素呈现出极大不确定性。因此，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过程中，地方决策层往往倾向于将规模化经营主体与企业组织作为主要合作伙伴，动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建设。

这一类型项目上马快，进展也快，但可持续性是有问题的。一些地方出现了“干部一走，产业就散”的现象，^[14]甚至成为烂尾工程。我国官员的任期制度使地方官员很难长期在一个地方主政，官员流动频繁影响乡村振兴工程的连续性。

“市长经济”的问题同样也出现在乡村振兴领域。每一任“市长”都要搞自己的工程，“市长”一换，现存工程就难以为继。上任领导之前答应的，现任领导不承认、不兑现。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一些已经参与进去的民营资本往往面临巨大的困难。当然，很多民营企业本身就是被迫参与的，如果不参与，就会和地方官员的关系闹僵，有可能导致相当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对民营企业来说，“参与”乡村振兴，就是交一份份子钱罢了。

第二种是企业主导型模式。这一模式中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如果由国有企业主导，那么便和地方政府主导型趋同，因为和政府官员一样，国有企业领导层也倾向于把乡村振兴作为政绩工程来抓。即便交由民营企业来主导，也必须先得到当地政府的同意和支持，这便催生了很多问题：

一是宏观政策的不稳定性，这既可能源于政策调整，也可能源于不同地方对宏观政策的解读差异；

二是每一任领导都有自己的政策偏好，领导一换，政策就发生变化；

三是盈利问题，有些乡村振兴项目盈利大、风险也大，会受到社会持续关注，因此容易被各方（地方政府或者官员等）看上。但如果盈利很少，只能维持在基本生存的水平，那么乡村振兴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又将成为新的问题。

现在的农村早已形成各种既得利益团体，尽管土地理论上还是归集体所有，但在土地所有制的实际运作层面，一些地方往往蜕变成为强人土地所有制。

第三种模式，是基于劳动分工，由政府和企业展开合作。本文通过调研发现，不管在什么地方，这样的政企合作项目都比较容易成功，并且可以持续。该模式的核心在于，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两者之间进行分工，形成合力。

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地方公共品，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路桥梁（尤其是打通不同区域的关联点）、水电管道系统、环保、农田水利等；而企业则聚焦自身的业务建设和管理。这种模式十分考验地方官员的思维格局和领导水平，因为是否能够产生效果最终取决于地方领导的政策意向。

如果地方领导能够从长远考虑，放水养鱼，培养本地税基，那么就会主动为企业搭建平台，让企业本身成为平台的主体。有些地方的领导则采用杀鸡取卵的短视做法。值得注意的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往往采用第一种做法，因为这些干部比较关切本地民众的意见和利益；而从外地来的干部通常习惯性采用后一种方案，因为他们仅把这作为一项政绩工程，只追求短期效应。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与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农村地区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然而，传统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尚未完全实现，作为社会稳定基础的“新农村”又出现问题；同时，一些以出口导向经济为主的地区，已经开始把农村视为地缘政治变动的缓冲地带，随着外贸大幅度下降，就业会受到影响，失业人口需要新的岗位，而乡村能成为蓄水池。

实现乡村振兴可持续性的关键路径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举措，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可以预见，不管我国城镇化率有多高，乡村不仅不会消失，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是作为高质量居住地还是提供就业，都离不开乡村特有功能的发挥。眼下，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性，还需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乡村振兴如何与就业相结合。必须意识到，当前的传统农业人口已经没有农业的性质，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的农村人口对农村的理解完全不同。对新一代农村人口来说，他们普遍的认识是，宁可“赖死”在城市，也不要“好活”在农村。这个文化已经形成，很难改变。

相反，一部分来自农村的城市人口，倒是希望回归乡村。这部分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向往农村的田园式生活。各地可以从税收上考虑，激励这部分人返乡工作。尤其可以对从事乡村振兴的民营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把税收与企业的收入和就业情况放在一起考量，鼓励这些企业多解决就业，解决的就业越多，税收就越优惠。在解决就业的同时，民营企业在未来还能直接促成当地农村人口的现代化。

其次，乡村振兴还需与土地制度改革相结合。土地制度是国家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重要基石。在以城镇化建设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中，土地制度，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15]如上所述，农民群体正经历显著的结构性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对土地没有感觉，更没有感情，进城才是他们的梦想。所以现在无论是耕地还是宅基地，抛荒现象很严重。

本文认为，农村耕地必须严格保护，但宅基地需要流转。农村宅基地的流动，可以使一部分在乡下居住的人口——无论是本地住户，还是从城市返乡或者下乡人口——把农村住宅以财富的方式保留下来。现在传统房地产行业已经达到了顶点，但高质量的房地产行业还未显现。宅基地流动是实现传统房地产向高质量房地产转型的开端。

不过，宅基地转化成为高端住宅需要严格管控。当前，传统意义上的土地集中已经没有可能，但农村相对的土地集中是既不可避免、也必要的，因为这是产业化运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从实际情况看，农村土地制度也必须进行改革，否则，农村基层的腐败情况会日趋严峻。

中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系统立案调查案件总数达22万起，涉及在职或离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高达1.9万人。这些村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相当比例与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及相关经济活动存在直接关联。

最后，乡村振兴应与文化下乡相结合。城镇化发展到如今阶段，预期中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乡村文明消失的情况并未出现，城市文明反而显现其内在缺陷。都市生活质量下降驱使居民转向乡村寻求替代性文化资源，对休闲农业、乡村民宿、特色农产品消费等需求激增，体现了城市对乡村文明的依赖与回归。

此种转向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城乡关系：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并非等级化的优劣关系，而是两种各具特色的文明样态，彼此依存、功能互补。[16]因此，实现“城市中上层下乡”，不仅要推动资本下乡，更应参考费孝通的理论，在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应将文化自觉内嵌于发展战略与实践路径之中，真正实现文化的下乡。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农村的衰败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更是精神和文化层面的。中国发展到今天，在经历精准扶贫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的物质生活基本上已有保障；农村的文化出现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中国农耕文明可以延续数千年的原因，基本上在于文化下乡。

士农工商各个阶层，无论在哪里当了官或发了财，最终还是要荣归故里。过去几千年，我们通过乡村绅士来解决文化贫乏的问题，如此看来，现代城市人的下乡，也可以再造当代“乡村绅士”。很多地方都在恢复所谓的“乡贤制度”，表明这一模式具有深厚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

但是这种流动的或者短暂居住的“乡贤”很难持续参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其与乡村社会的连接机制，构建超越地理空间限制的文化认同纽带，通过制度化的利益关联和责任分担，使现代乡贤在物理流动中保持精神归属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2]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人民日报》2025年2月28日

[3]郑永年：《城市化是中国唯一增长动力》，载《中国经贸》2013年第3期

[4]龙花楼、陈坤秋：《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村居住形态变迁与空间治理转型》，载《经济地理》2024年第9期

[5]王露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6]郑永年：《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39~140页

[7]陆益龙：《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8]吴忠民：《农村历史性变革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性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8期

[9]农业农村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党领导新中国“三农”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载《农村工作通讯》2021年第20期

[10]郑永年、胡淳：《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化问题》，载《社会科学》1986年第9期

[11]郑永年：《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向何处去》，载《中国乡村发现》2018年第2期

[12]宋棠：《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2期

[13]陈航英：《打造“洛川苹果”：乡村振兴中的政府、市场与社会合力》，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5期

[14]许然：《懂经济的扶贫干部一走，产业咋办？》，载《廉政瞭望》2021年第12期

[15]林辉煌、郑永年：《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16]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载《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 （ID：whzh_21bcr），作者：郑永年、朱胤霖，编辑：R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