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靠点赞互动来维系社交，那古人没有朋友圈，又是如何经营他们的社交网络呢？

答案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风雅。

古人不能在社交媒体点赞，但却能以诗为柬、以酒为媒，通过诗会、雅集等活动形成独特的社交圈。

这种以诗会友的传统，其实早在先秦就已经萌芽了。春秋战国所流行的“当筵歌诗”“投壶赋诗”，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形式的“诗歌竞技”。此后数千年间，诗酒唱和慢慢成为文人间的风雅传统，成就文坛佳话无数。

早期的文人聚会是啥样的？

文人聚会的传统历史悠久。先秦时期，政治权力与文化知识主要集中于贵族及士人阶层，宴饮赋诗成为他们聚会交往中的重要娱乐方式。《春秋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当年齐侯、卫侯和郑伯到晋国，拜贺新君即位。席间行投壶之礼，赋诗助兴。中行穆子举箭而歌：“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投中了，轮到齐侯。齐侯举矢接其茬而歌：“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由此可见，“当筵歌诗”是当时聚会活动的亮点。

西汉时期，诗会的形制逐渐显现。《西京杂记》记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汉景帝的同母弟梁孝王刘武性喜结交四方豪杰，他大兴土木，修筑梁园（又称“兔园”“东苑”等），延揽宾客，为梁园之游。唐朝诗人李白有诗云：“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说的便是这一典故。据载，梁园中“有落猿岩、栖龙岫、雁池、鹤洲、凫岛。诸宫观相连，奇果佳树，瑰禽异兽，靡不毕备”。（《西京杂记》）梁园之游的参与者多是文士，枚乘、司马相如、邹阳、庄忌、公孙诡等人都是梁孝王的座上宾。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美人赋》，枚乘的《梁王菟园赋》《柳赋》，邹阳的《酒赋》《几赋》等文章都是这一时期所作。不过，“梁苑之游”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文人聚会，它还承载着政治功能。梁孝王主办诗会，意在壮大声势、招贤纳士；而文人们参与这种雅集，也多出于结识权贵的现实考量。

及至汉武帝时期，诗会变成了另一番面貌。汉武帝元封三年（108），“柏粱台”建成。相传，有一天，汉武帝在柏梁台大宴群臣。席间，他下令所有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员，每人即兴赋诗一句，共同联句成篇。最终，包括汉武帝在内的二十余人共同创作出了一首《柏梁台诗》。首句是“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时。”接着是“梁王曰：骖驾驷马从梁来。”又有“丞相曰：总领天下诚难治。大司农曰：陈粟万石扬以箕”等等。此时的诗酒唱和变成了官员的例行公事，而集会上所创作的诗歌也是“应制诗”，多用于歌咏升平。柏粱诗体便是来源于这一典故。 

“雅集”因何而“雅”？

魏晋时期，雅集成为诗会的主要形式。什么是“雅集”呢？它实际上就是文人雅士吟咏诗文的集会。雅集的内容不仅限于谈玄论道、赋诗属文，更延伸至宴游赏乐、游戏竞技等多种形式，兼具风雅与趣味。席间文人多好即兴创作，点评切磋，也促成了文学的发展。《世说新语》中便载有多场魏晋名士的雅集盛事，如西晋名士的洛水之游、东晋渡江士人的新亭宴饮（见《言语》）、王导府中的玄谈清会（见《文学》），以及桓温主持的三月上巳诗会（见《排调》）等，皆为其例。

西晋石崇的“金谷会”堪称后世雅集的典范。言及石崇，大部分人最熟悉的还是石崇与人争豪的故事。《世说新语·汰侈》记载：

“与贵戚羊琇、王恺之徒竞相高以侈靡，而崇为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羡，以为不及也。”

“西晋第一首富”石崇在河阳金谷涧修建了一座别墅，这就是金谷园。元康六年（296），石崇为征西大将军王翊饯行，与众好友昼夜游宴，席间，所有宾客赋诗述怀，不能作诗的人要罚酒三斗。会后，石崇把众人的诗作收录成集，命名为《金谷集》，他还亲自撰写了轰动一时的《金谷诗序》。此次宴集之后，金谷园就成了文人聚会的场所，石崇与潘岳、左思等人常在此谈古论今，吟诗作赋。于是，一个文学群体就这样形成了，史称“金谷二十四友”。

除了金谷会，兰亭雅集在历史上也久负盛名。据《世说新语·企羡》记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可见兰亭雅集在初创之时或许有摹仿金谷之会的意味。东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谢安、孙绰、王凝之、王徽之等名士会于会稽兰亭，可谓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他们通过曲水流觞、吟咏赋诗来体玄悟道、畅叙幽情，成诗数十首。之后，王羲之将诗作汇集成编，并乘酒意挥毫作序，终成那篇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可以说，魏晋时期的文人雅集极大地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这一时期的文人善于捕捉并抒写自然之美，山水之趣成为雅集诗文中常见的主题。值得留意的是，此时能够主导并参与这类雅集活动的，多为高门士族——他们不仅拥有文化话语权，更凭借其地位与财力，为文人雅集的兴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

诗酒唱和中的社交

如果说魏晋文人的诗酒唱和仍带有某种超逸世外的理想色彩，那么唐代文人则是真的将它融入了日常社交中。

唐朝的皇帝大多颇具文艺热情。唐高祖武德四年（621）设置修文馆，后改名为弘文馆。它不仅是藏书之所，也是皇帝招纳文学之士之地。而太宗本人雅好诗文，这自上而下地引领了一代风气。事实上，早在身为秦王时期，太宗便与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文士欢宴畅饮、行令吟诗。

初唐盛唐时期，宫廷中的诗酒唱和尤为频繁，与此同时，这一风气也迅速从宫廷传布至士人阶层，在文人士大夫之间广泛流行。许多文士在朝堂之外仍频繁组织集会，以诗会友，以酒寄情。例如盛唐时期的吴筠，长于著述，常在剡中与越地文士举行诗酒之会。他们所创作的诗歌流传至京城，名动京师。

另一方面，文人通过这类集会积极拓展交际网络、巩固情谊，他们的热情也进一步推动唐代文人集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形态。无论是传统节气还是岁时佳节，一些志同道合的文士经常依此为契机相聚，创作了不少诗作。唐代大历年间的“浙东诗人群”就曾创作《忆长安十二咏》，分咏从一月到十二月的长安，足见其雅趣。

除了集会时间，唐代文人集会的场所也是非常多元的。从宫廷盛宴、京都名园，到地方州郡、山寺幽林，乃至寻常的私人宅院，皆可见到诗酒唱和的场景。

天宝十四载（755）二月，独孤及自华州入长安，与好友薛华、裴冀、郑衰等相聚。清明前一日，薛华备好佳肴美酒，在官署厅堂中宴请裴冀、郑裒、独孤及等人。众人斟满酒杯，自中午畅饮至子夜，在花荫下促膝而坐，于月色中即兴赋诗。清明后第三日，几人换上春装，意欲再续前约，择一良辰美景重聚。于是裴冀作东，再次举办宴集。席间作诗云：“上天垂光兮熙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与君觥浊酒而藉落英兮，如年华之相亲。蹇淹留以醉止，孰云含意而未申？”

中晚唐，文人集会的规模虽不及初盛唐时盛大，但诗酒唱和的风雅传统仍在士人群体中绵延不绝。白居易与元稹同在长安期间，便常与李绅、李建、庚敬休等人往来唱和，形成了活跃的诗友圈。他们常常聚于一处，或宴饮赋咏，或诗文酬答。元稹在《江楼月》《亚枝红》《酬乐天吟张员外诗见寄因思上京每与乐天于居敬兄升平里咏张新诗》等诗中，皆曾追忆当年在京师与诸友诗酒交游的旧事，字里行间充满对往昔的怀念。

即便到了晚年，白居易仍组织雅集活动与诸位好友相聚。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春，他邀约六位老者同游山林，饮酒赋诗，史称“香山雅集”或“九老会”。此次雅集堪称中晚唐时期颇具代表性的文人雅集之一。席间七人皆年逾古稀，最长者胡杲已89岁，其余依次为吉皎88岁、刘真87岁、郑据85岁、卢真82岁、张浑77岁，而七十四岁的白居易则是其中最“年轻”的文人。他们虽已退离官场，却仍以诗相连、以酒相系，展现出唐代文人终身不辍的交际热情。

纵观唐代，诗酒唱和之风始终绵延不绝。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大批寒门庶族士人通过考试跻身仕途，形成新兴的科举文人群体，进一步扩大了诗酒唱和的参与基础。上至帝王将相、公卿贵族，下至寒门士子、布衣文人，皆广泛参与其中，彼此唱和往来。诗歌唱和活动逐渐从高雅的文艺活动，演变为文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社交方式。

唐以后，雅集传统依然盛行不衰。元末昆山富豪兼诗人顾瑛主持的玉山雅集，以其空前的规模与深远的文化影响力，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誉为“文采风流，照映一世”。

通过诗酒唱和这种独特的交流形式，文人结识了志同道合之人，实现了情感交流，而普通的社交聚会也因为文人的参与而增添了几分风雅的意味。

参考文献：

[1](晋)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三秦出版社. 2006

[2](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

[3](南朝宋)刘义庆编，朱碧莲，沈海波译注：《世说新语》，中华书局，2018

[4]田旭中：《古代著名的文人雅集》，文史杂志. 2021 (02) 

[5]付林鹏：《古代文人聚会的雅与趣》，人民论坛. 2022 (Z1) 

[6]吴在庆：《论唐代文士的集会宴游对创作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05)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作者：成千，编辑：胡心雅，主编：周斌，校对：火炬、李栋、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