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月里，越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全国机构大调整。

具体动作包括把现有的63个省市合并成34个，撤销县级行政单位，把现有的10035个乡级行政区合并成3000多个，最终实施“省-乡”两个层级的地方行政管理模式（或称“中央-省-乡”三级行政模式）。

这些调整进行得如何，越南方面又有哪些心得呢？

先引用一篇越南官媒的文章，有删改：

“在摆脱战争、实现国家完全统一50年后，越南正迎来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省级行政区划合并与行政机构精简，旨在推动民族稳健前行。

省级行政区划合并与行政机构精简并非我们党新主张，而是早在8年前，即越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于2017年10月25日颁布《关于继续革新和构建精简高效的政治体系若干问题》决议中所提倡的。

（笔者注：苏林这套班子的政治影响力尚未完全巩固，在机构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上仍需要向阮富仲的政治遗产“借力”。）

这是多年审慎研究的成果，体现了越南党和国家突破性创新的决心和战略眼光，旨在精简组织机构、节约财政预算、强化地方分权，同时为形成大规模、具有地区和国际竞争力的新增长极创造条件。

（笔者注：越南目前的安全环境非常好，除了在南海跟中国存在可控的争端分歧外，几乎没有其他外部安全隐患，且内部局势也相当稳定，因此政策面基本聚焦在发展上。）

按第十五届国会第九次会议的议程，6月16日上午，出席会议的全部466名国会代表投赞成票，通过了《地方政府组织法（修正案）》，将地方政府层级从三级减为两级。

中央、省、地方三级政府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有助于合理分权、提升管理效率、促进区域发展。

日本的三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管理国家安全和宏观经济）、都道府县政府（管理地区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和地方政府（管理垃圾、社区发展等公共服务），这种模式有助于快速满足社区的具体需求，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笔者注：日本并不是严格的三级政府，以东京都为例，下面有若干个区/市，区/市下面又有町。实际上，随着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往往无法用统一的两级或三级行政安排，东京其实由23个区、26个市、5个町和8个村构成。）

在德国，三级政府模式提供了强大的权力下放，联邦政府管理外交和国防，州政府负责教育、安全与秩序，地方政府管理城市规划和公用事业。各州拥有自己的立法权，促进社区参与，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

澳大利亚的这种模式在发展当地基础设施和应对自然灾害方面非常有效，地方政府优先考虑符合社区需求的项目，州政府则负责应对各种自然灾害。

美国的三级政府模式遵循联邦原则，确保中央政府和各州之间的权力平衡，有助于维持控制和制衡。

（笔者注：美国同样不是三级政府，以加州为例，下设58个县，县下面还有市。）

虽然中国采用四级政府模式，但经济分权性强，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公共财政管理等方面具有很大的自主权。

1982年，中国进行过大规模精简机构，国务院所属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由100个裁并调整为61个。其中，部委由52个裁并为42个；直属机构由42个裁并为15个；办事机构由5个裁并为3个；人员编制裁减三分之一。

就在越南大力推进组织机构精简的同时，美国也在推进政府改革以提升效能和降低成本，特朗普总统解雇了一批员工，并关闭了一些效率低下的机构。

可见，组织结构调整并非越南独有现象，而是各国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趋势。

2022年统计数据显示，公职人员和职员数量已超过220万人，经常性支出占国家预算的70%，大部分用于支付工资。

组织机构精简工作将为发展投资创造更多的预算空间——这是越南目前站在一个繁荣新时代的门槛上所特别需要的因素。”

越南国会通过机构改革法案后代表们集体鼓掌。越南北部历史上长期受中原王朝统治，文化、习俗甚至相貌都跟中国很像，南部在形象上则更接近高棉人或马来人。

实施两级地方政府模式之前，越南城市化率为42%～43%，在撤销县级区划后，全国城市化率下降到36.4%。

统一思想、论证完必要性之后，越南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问题呢？

1、领导太多。

组织机构调整过程中被裁的往往是普通员工，领导可没法裁。以越南财政部为例，在与计划投资部、社会保险部合并后，该部将有9名副部长。

类似的情况广泛出现在合并后的部门或省市里，再以越南永隆省为例，由于合并了另外两个省，目前永隆省共有6个副书记、24个省级常委（含书记和副书记）。

这样的局面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回归正常。

2、权限划分困难。

从“省-县-镇”三级直接改为“省-镇”两级后，大量原属“县”这一层级的权限亟待厘清——上收到省级将导致忙不过来，而且让地方丧失活力；下放到镇级则相关人员很可能“接不住”，导致执行困难。

除此之外，信息与基础设施不同步也使得许多系统陷入错误，省和镇之间缺乏数据连接，影响了行政办事进度。

某种意义上讲，越南这种把县“一刀切”的做法并不科学，在一些人口稠密地区完全可以保留县级行政区划。

对于人口较少的县级单位，不妨学习日本模式，直接降格为镇并由省直管，最终调整为“省-县-镇”和“省-直辖镇”的混合布局。

日本的省级行政区大阪府采用了一种“混合行政区划方式”，所谓“政令指定都市”有点像我们的计划单列市，拥有上一级行政区划的管理权限。

3、军警系统地位愈发突出。

整个机构调整过程中，越南人民军始终稳坐钓鱼台，其独立性与强势地位愈发彰显。

而作为苏林的嫡系，越南公安部表面上积极响应，宣称裁撤全部694个县级公安局为各部门做表率，可背后却斩获颇丰，势力不降反增。

遭裁撤的县级公安局实际上进行了分流，一部分机动警力去了省厅，另一部分则下放到镇，从整个公安系统角度讲并没有什么损失。

另一边，由于通信部等部门被解散，原属它们的网络信息安全监督等职能被转移到了公安部手中，公安系统的职能进一步扩大。

不仅如此，越南第二大电信巨头越南移动（MobiFone）也随着国资委解散成为直属于公安部的企业，相当于多了一个“钱袋子”。

调整之后，越南两大电信企业Viettel和MobiFone分别隶属于国防部和公安部，“弱者被裁、强者更强”的逻辑在机构调整过程中显露无遗。

事实上，越南经常有高级将领外放干省/市书记的情况，军队影响力广泛延伸至行政和国央企系统，跟1980年代之前的中国比较像。

政治学就是关系学。

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地方治理，都不是抽象的制度运转，而是人与人、单位与单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

从政的第一课就是要搞清楚“亲疏远近”——谁是盟友，谁是对手，谁可利用，谁要防范。

阮富仲去世后，越南政坛处于多龙治水、暗流涌动的局面，又恰逢明年1月份的重大政治节点，各方力量在机构改革大戏里的博弈也就可想而知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江宁知府，作者：印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