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对象浮现：一流高校中的“考碗族”

近年来，不少高校应届毕业生纷纷报考公务员职位，立志进入机关事业单位而成为体制内的一分子，他们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个群体名称“考碗族”。这些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不同生源地的青年四处参加公务员考试，为的是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找到一个稳定的落脚点，历来被称为“铁饭碗”的公务员工作是他们求职的优先目标。

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就业形势愈发严峻，大到企业组织小到学生个体都会逐渐做出更稳定、更有保障的决策，而不愿意去冒险做一些短期内看不到效益的事情。对于出生于90年代的毕业生来说，他们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也赋予了其一个鲜明特点：在考虑工作时，物质奖励与薪水不再是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有些是追求平淡与稳定，有些是真的想去基层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开始具有明显向体制内卷的特征，特别是在一流高校中，“考碗族”队伍越来越庞大。

体制内工作对于名校生、留学生等群体焕发出巨大的吸引力，甚至包括过去被视为不具备吸引力的乡镇公务员、街道办人员等基层岗位。2020年8月，一则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办的招聘录用公告在网络上引起关注，其街道办招录的8名工作人员，“清一色全是清华、北大的硕士毕业”，引发了诸如“人才浪费”“大材小用”的大讨论。

在报考群体中，应届毕业生与往届生和社会人士相比，整体上占据政策优先性，在这种情况下，高校负责就业的行政部门也在不断做出应对。很多“985”“211”高校就业中心的教师以前未必会把学生“考公”当作年度重要工作来抓，但现在公务员考试、中央选调生考试已经成为部门业绩考核的重要“KPI”，甚至是各学校之间竞争力的指标。还有一些考公类教培机构跟各大高校合作，针对该校有志于“考公”和考选调的学生设置“定制班”。在北京大学，力行计划、知行计划、“薪火班”选调生返校培训等与公考直接挂钩的政务实习机会也越来越“供不应求”。

较高的社会地位、丰富的机遇与挑战、真实的服务社会的场域、宽广的改变社会的平台、提供便捷通道的定向选调政策，无不在吸引着一流高校大学生走上“考碗”的就业之路。而“碗”内究竟是“围城”还是“避风港”，局中人的感受最真实。这些在社会情势、学校托举、个人择业的综合考量下最后选择了进入政府机关做公务员的名校毕业生，带着追求平淡稳定的心境或者有价值的工作的就业想象，其实际的工作感受如何？他们如何在刚工作的一两年之内反思自己的就业选择？本文的研究问题缘起于此，希望对准确把握高学历青年人才的就业状况、进一步做好青年就业工作有所启发。

二、从一流高校毕业生到公务员：四个案例画像

本研究寻找从一流高校中走出的大学生“体制人”，特别聚焦其职业选择动机、职业感知、职业适应等情况。通过本文的一位研究者在校内实习和暑期政务实习的机会，找到了已在政府机构工作的第一位受访者，然后采用滚雪球的方法并遵循信息饱和原则，获得了与另外5位受访者的交谈机会。为避免落入方便抽样无法涵盖所有情况的陷阱，采取了“边界分析法”，即请求受访者推荐与其相似和相反两端的个体作为访谈对象，以尽可能穷尽“反差感”和“逃离”与否的极端情况。

最终本研究所找到的6位访谈对象，已足以能够构成“边界分析”的两头——职场想象与工作现实强反差的和弱反差的、一度想要逃离的和坚定决心扎根的；另一方面每一位受访者也都是独特的，他们以一流高校毕业生身份进入体制内就业的动机不同、进入方式不同、遭受的经历与对经历的感知也不同，这种不同的产生机制也是用于描绘体制内就业前后理想与现实反差的重要证据。

由于本研究意在分析大学生“考碗族”的职业感知“反差感”的成因与应对，从想象与现实、驻足与逃离两个维度出发，本研究弱化了此两类特点不鲜明、特征与主要案例具有同质性的两位受访者，最后将其中4位受访者作为从一流高校毕业生转变成为公务员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个案信息如表1所示。正式访谈阶段采用半结构访谈法收集口述材料，并获得受访者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的同意。由于研究问题涉及个人职业规划、工作细节等不便透露的信息，资料呈现对个体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一）赵小理：有备而来中的期待渴求

赵小理，读新媒体专业，通过选调去了政府某部门，自认为是一位在遭受企业“毒打”后追逐社会服务理想的“体制人”。赵小理在同学心目中是一位政治理想强烈、工作热情饱满、“如鱼得水”的“体制人”，实际访谈下来发现确实如此。不同于其他受访者，赵小理曾有过清晰的“新闻人”“调查人”理想，在新传行业工作两年后，考研上岸了985高校的新媒体专业，但两年不如意的工作经历让他坚定不移地要报考公务员，对这份工作的坚定选择可谓是“有备而来”。稳定性、工作压力、薪酬，这些他都考虑过，但这些都不是他进入政府部门的最重要理由。

“小组研讨，大家依次讲自己的公务员报考经历和职业选择原因，好几位工作七八年的，感觉就是各种条件妥协之下报考又幸运上岸，听完就是：这不是我想要成为的样子。”“我是有服务社会的理想和抱负的，本来我想去当社会调查类记者，后来觉得相较于记者，直接从政既有了解的机会、也有直接推动解决的机会，我是非常热爱这份工作本身的。”尽管工作压力大，也夹杂着“理想”之外的琐碎，但这份工作的根本价值是他“心悦诚服”的，个中酸甜苦辣在他看来皆是“乐在其中”，是自己不断前进的证明。

赵小理的特点在于，他完全理解并认同公务员工作的方方面面，他既告诉自己要“能接受自己逐渐泯然，自身价值与平台组织强挂钩而无法凸显”，同时也“时刻做好准备”，抓紧一点一滴的时机武装自己。所谓“繁琐的不符合高大上预期的端茶倒水改格式的差事”，对于已经有过工作经历的他来说是“习以为常的，干什么工作最开始不是这样的呢？”当然，赵小理也坦言自己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内容比其他岗位要来得更“务实”些，相对来说琐事也就少些。

“与其抱怨领导布置的任务你不满意，不如建立自己能力的壁垒和护城河。能不能有自身的提高，不依托于平台或其他，自身的强大才是硬道理。况且，咱们公务员本来就是‘人民公仆’，‘仆’这个字形象且到位，是很耐人寻味的。”赵小理对公务员工作的认知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改观，但他始终能够正视并悦纳它，因而非常快速地就找到并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当被问及对目前的选调生政策有什么看法时，他出人意料地说“选调生下基层”的必选项并不是他期待的。“优秀的人组织自然会找机会给他下基层、提拔的机会，但对我来说，我刚刚适应了这里的工作节奏，有了一定成果，就要离开这里去基层，我的连续的表现机会就断了”。对他来说，年龄是硬伤，他迫切渴求也时刻准备着一切能够崭露头角的机会，等待着“破格提拔”的到来。

（二）钱小双：意志传承下的舒适惬意

钱小双，本科人类学专业毕业就通过选调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是一位早早“坚定理想信念”的人，受专业和父母的影响过早作出“将政府部门就业作为首选”的职业定向，但成为公务员后对岗位认同感并不强烈。类似赵小理，钱小双也是对政府部门工作有着自始至终的坚定选择，早早就规划了进入体制的就业路径。

他表明一方面自己人类学的专业难以找到对口的工作，另一方面其父母双体制内的身份使其对体制内工作有着天然的“意志传承”，于是决定进入体制。钱小双的朋友圈里有一段非常华丽的作为高端会议的海外列席组小组秘书的经历展示，从朋友圈文案中看似乎他对工作给自己带来的政治效能感颇为满意并希望父母以此为荣。

而他则指着这条朋友圈坦言：“发这些只是为了回应朋友和父母对公务员高大上的普遍印象，并以此获得外部的表扬和内心的安慰，其实工作内容是很枯燥琐碎的。”“互联网喜欢给人打鸡血，那体制呢？体制内靠党性、靠良心、靠政治站位。这些就是我站位的体现，但我的人生理想不过是吃好喝好罢了。”

对钱小双来说，工资少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他不会因此而在生活中计较得失，也没有计划攒钱，公务员已经给他提供了职业安全感。尽管也烦恼于频繁的加班，苦闷于宏大工作想象之外的琐事缠身，但因为是在较小的年纪进入职场，他自嘲能满足“吃好喝好”这些工作的“基本价值”已足够，因而也就生活得相对舒适惬意。

（三）孙小花：命运推动下的找寻平衡

孙小花，通过选调去了政府某部门，是一位一度想要“逃离”而又被规训的“体制人”。孙小花进入体制是“命运的推动”，而非本愿的选择。最初计划进入互联网就业的她抱着“随大流”的想法报了一些体制内的岗位，结果一路轻轻松松过五关斩六将拿到了令导师、家长和自己都满意的选调机会，加上对自身专业背景在互联网“赚大钱”的想法不看好，她非常突然又懵懂地进入了体制内，因而对公务员工作的印象建构也是“随大流”的：稳定、轻松、工资少、实现公共服务理想。然而事实是，加班多、工作忙才是孙小花的日常。

在刚工作时孙小花经历了轮岗，原本所在处室和轮岗处室两头的工作都要兼顾但又两头不讨好，这使她感到了强烈的工作压力。工作几个月后，她发现这种加班不同于学生时代的晚自习，那是能在消耗时间的同时“学到东西”的，而工作则完全是“任务量大、重复性高、自我效能感低、无意义地加班”。在防疫工作还遥遥无期之时，单位严格限制外出，只允许单位和住处之间两点一线，她曾一度想出国读博享受自由，但又觉得刚毕业还一事无成，终究没有逃离的足够勇气。

孙小花是个热爱生活的女生，热衷于打卡新鲜事物，爱精心装点自己的生活。而端上“铁饭碗”后，她谈道“在这儿只能‘局里局气’地穿搭，穿T恤走在办公楼里就格外不自在，天天白衬衫黑裤子又好没意思。所以我买了各种颜色的衬衫、各种裙摆的半身裙、各种款式的小领结、各种花样的胸针，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花枝招展’了”。也只有在工作与生活的夹缝中不断寻求平衡，她才觉得自己勉强不与还在学校或是在体制外的同龄人脱轨。

（四）李小意：自我探寻中的自我否定

李小意，新媒体硕士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曾面临高薪的互联网工作和稳定的政府部门工作之间的抉择，最终选择了政府部门就业。李小意进入体制更多是源于“服从父母意志”或“解锁人生体验”，是一种自我探寻之路上的“意料之外的选择”，可这种选择的结果却不断被其自身质疑甚至否定。

他深谙新媒体运营，熟练掌握微信工作号和非工作号、微博好友圈和非好友圈的应用，他的社交平台是“前后台”分明的：前台是他向外营造的粉红色的世界，后台才是他自己点滴记录的真实。在他社交平台的公开内容中，几乎是清一色工作的美妙图景：高大上的活动、高站位的知识内容、高频次的会议精神转发。只有工作号的朋友圈签名透露了一丝丝端倪：“顺遂即可”。

李小意戏称自己的能力是“将一切合理化起来”，这可以说是他在暂留此地和不断寻找出逃的夹缝间，摸索出的一种寻求平衡的方式。而在李小意的社交平台好友圈里，不乏他对“加班”“住单位办公”的吐槽：“假期第三天依然在单位，总结一下职场大怨种：投行的工作时长、学生助理的工作内容、起征点的工资收入”。在整个疫情期间，李小意一直与单位的行军床为伴，在储藏柜间用绳子搭起简单的晾衣架，工资也是少之又少，“工作内容、晋升制度、工作氛围就不吐槽了”。

在发泄对工作的不满之外，还可以看到大量的“出逃性发言”：“下班得知最想去的互联网岗位今年不招人，是命运要把我拴死在这里吗？”“梦到面试入职互联网了，恨不得醒来就去上班，刻在骨子里的想换工作。”李小意是一位真正做出“出逃”行动的体制人，与他的交谈从“等我先在体制苟到28岁分了房再说吧”，变为“等我过了五年服务期再说吧”，再变为“我已经在继续向互联网投简历了，管它什么服务期，不过就是被辞退罢了，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可以看到，李小意逐渐坚定了逃离体制的意向，但这种逃离仍在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

这四个案例对“体制人”的职场想象与现实感受之间的反差基本构成了一个维度上从低到高的四个点位：从坚定决心扎根到极度想要逃离。当然，每一位受访者都是独特的，各自的动机不同、进入方式不同、遭受的经历与对经历的感知也不同，但他们皆是以一流高校毕业生身份成功走上公务员岗位，可以作为“群像”的代表。

这些一流高校毕业生都曾经对公务员的职业有着诸多的美好想象，对政府部门就业的种种隐性福利有憧憬甚至臆想的成分；而当带着“从政渡人”美好愿望的他们兴致勃勃地走上工作岗位，却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现实泼了冷水。不适的与抗拒的、坚守的与改变的；或踌躇徘徊，深感对工作的不适应并身处其中自我怀疑，想方设法试图出逃；或正在被“敲打”继而变得柔软，不断放弃幻想认清现实，探索体制内的生存法则。

他们也在自我询问：“学而优则仕”并不是一条好的出路吗？职业期望与实际感知的反差是如何形成的？自己该如何挣扎地面对？在这些问题背后，必然有着更为微妙的个体世界。

三、从大学生到公务员的职场想象与个体选择

四位已经成为“体制人”的个案进行职业选择之初，都经历了来自政府政策、社会环境、重要他人等对体制印象的建构，对政务部门工作的某些优势产生了好感和向往。他们最开始会这样描绘“碗”内工作的图景：合适的工作强度、得到保障的业余时间、中等偏上的收入水平、完善的福利体系、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基于地位的社会网络资源……

而真正进入体制之后，他们基于自身经历重构了对“体制”的印象：繁琐细碎而又高强度的工作内容带来低效能和高倦怠，待遇补贴的实际落实情况造成较大的心理反差，优待政策的笼统与模糊导致个体感到并不被信任，履职能力与政府单位的实际要求不相匹配，对发展出路的疑虑使得缺乏长期留在体制的信心和动力……

特别对于一流高校毕业生来说，他们在进入体制前对“价值感”“获得感”的讨论是较多的，而在进入体制后感到不适的浅层原因，也更多归结于此。换句话说，他们期待进入政府部门实现“士大夫”之志，但实际可能只是一个端茶倒水的“小角色”。这意味着先自持一个“精英身份”的职场想象，但“又穷又忙又没意思”的工作现实却偏离了个体最初的角色预设，裂解了身份优越感，这种反差带来了对个体的职业规划甚至职业生存的挑战，他们必须经常思考自己的去留，做出适应性的进一步选择。

（一）“精英身份”的职场想象：优秀大学生与公务员职业地位的相互建构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个体自我的生活与生命中重要他者的生活是相互联系的，人们所嵌入的变动的关系网络可以被看作一种社会控制，互动世界与社会关系网能够将个人与发生在社会中更广阔的社会变化联系起来。由于大多受访者在进入政府部门前是第一次求职，他们对体制的印象更多是在与其父母、导师、朋友等重要他者的互动中构建的，这指引他们做出了考公务员的决策。

当孙小花谈及其选择政府部门工作时，她所谈论的政府部门就业印象的来源与呈现可以作为代表。“父母传统思想肯定是觉得公务员好。”“导师给我做思想工作，说我最终的归宿是去体制，这是他作为过来人的经验。”“之前在互联网的同事们说互联网对我这种非核心岗位还是不太友好，尤其在互联网已经饱和的情况下；但当公务员只要没有太高的物欲，基本的衣食住行组织一定会有保障；但要想像企业一样没事就出去旅个游，背着大牌包是不可能的。工资满足不了你，也不可能给这么多自由。”

从她的表述中看到，在这一过程中她受到了家庭、导师、同事等重要他人包括社会观念的影响，对互联网工作和政府部门内工作有了简单的认识。

综合4位受访者的回答来看，这种对体制的印象无外乎从个体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出发，与外部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强关联，并且这种印象是优劣兼具的。稳定的职业保障、实现仕途抱负的路径、服务社会创造价值的机会、较轻的工作压力、较短的工作时长、丰富的生活福利等，被他们普遍提及，并投射到孙小花们身上。

这些一流高校的毕业生们都曾或多或少提到他们在进入政府部门尤其是以选调生身份进入时，985高校毕业生的身份是被特别考虑在内的就业优势，或者说反过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公务员的职业地位来保持其优秀大学生的精英身份。李小意就充分感受到了这种“被照顾”的感觉：“领导知道你是名牌高校毕业的会比较器重你。”“如果其他方面都差不多，它能够让你更加突出，不会像在企业就唯绩效论。

学历是让你更胜一筹的优势，且这种优势是时刻伴随你的。”孙小花得益于导师的门生“遍天下”而获得额外青睐：“在单位现在名牌高校毕业生还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下，会碰到一些已经在政府部门干得很好的校友。我的处长就是我导师的在职硕士。他遇到学校、学院相关的新闻就会和我分享，或者看到我朋友圈里他认识的老师也会跟我聊。”

儒家传统文化倡导“学而优则仕”，自古以来国家公职人员都被赋予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象征着一种精英身份。而当我国大学每年不断扩招，向社会持续供应高学历人力资源时，普通高校毕业生的精英身份不断被消解，劳动市场寻求优质人力资源时往往将目标转向名校和更高学历的大学生。

政府部门的职业身份一方面成为其重新标识或者说强化精英身份的一条路径，另一方面优秀高校毕业生的身份也能够帮助其先于他人脱颖而出。赵小理先前有过在企业工作的经验，曾在工作中感受过较之他人能力不足而带来的地位劣势，就非常希望用公务员的社会地位来弥补这种负向的身份体验。

“名牌高校的身份也给我了一定的加持，尤其我在做完一个比较出色的工作后，领导们会说果然是这所学校出来的，而不夸我个人的能力，确实身份会给我带来一些助力。但这种身份优势在体制外尤其是我之前那种全能力导向的企业就很难体现出来。”

（二）“骨感”的工作现实：精英身份的裂解

真正入职一段时间后，“体制人”对“铁饭碗”的实际感知发生了鲜明的转变，大致可概分为“适应”与“不适”两类。这种印象新塑一部分来源于入职前对体制内职场想象建构的证实和延续，另一部分则来自亲历职业后的推翻与重塑。

1. 期待落空带来的压力感知

在李小意看来，公务员系统对“能力”的考核标准与互联网行业完全不同，“在互联网是拿能力说话，而在这边能力不是最重要的。那些有能力又老实的人是苦大头。”钱小双也经常拿互联网行业与自己的工作对比，“现在的单天工作时长包括周末加班时长甚至比在互联网还要累”，认为自己“超级不值钱”。

就算是最认同公务员职业的赵小理也看到，“体制内多的是躺平不干活的老人，新人一旦表现出十分驯服，就会被不停摊派额外的工作，任劳任怨也不会多一分工资。”“稳定”的福利却反而招致更大的工作强度，单调的工作内容被低效的工作方式挤占，向上生长的空间被不唯能力论的晋升路径所限制，服务社会的理想被低价值的工作内容取缔，逐渐缩减的福利待遇令人期待落空。

在此，一流高校毕业生的身份成了“双刃剑”——高学历带来了高期待，高期待带来了高标准和高关注，相应地也就给个体带来了一定压力和负担。李小意认为“我更觉得这工作其实门槛很低，之前干任何工作学任何专业，只要会考试都能考”，这让他感觉自己的“名牌高校毕业生身份太招摇了，一定要把姿态放得很低，才能避免成为别人的靶子”。

孙小花也深有同感并不堪重负，“人家会觉得以你的学历应该太胜任这个岗位了，给出来的东西一定得有高品质，但是我没有，所以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和负担。”实际上，一流高校毕业生选择进入体制并不都是想躺平过小日子，更多还是追求职业成就感和工作效能感的，但当这种追求与工作实际性质不匹配时，成就感的消失使得所谓体制内工作的意义与价值变得更像是一种外在的“面子”，里子是空心的。

2. 能力危机伴随优势裂解

低价值的工作内容意味着低成就感，低效率的工作方式则意味着低效能感。在李小意和孙小花的日常工作里，办文办会是大头。如果说写文字材料还算有一定的“含金量”，那么一些惯性的低效与惯习的留痕在他们入职前对这份工作的“高大上”认知中是难以预见的，而在入职后则成了习以为常的无奈甚至挂在嘴边的调侃：“等哪天文字工作都交给Chat GPT了，咱也就只能干干摆席卡的活了。”

对孙小花来说，被这些鸡毛蒜皮的工作填满的生活是致命的，尤其是“领导不走我不走”的无效加班，使她甚至慢慢养成了这样的节奏：“不到下班的时候没有工作动力”。简单又高重复的工作使她日益丧失了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学习能力，而被填满的时间也使她无暇专注能力提升，哪怕要逃离，她也时常担心自己已经深陷体制而不具备抽离的能力。

李小意因为时刻怀抱要逃离的心思，在他眼里，这份工作的优势被消解的同时劣势被放大，所以经常不由自主地对眼下的工作进行反思：“这份工作至少得有一点是让你满意的，如果它很闲但没什么钱，我可以接受，剩下大把的时间回家干副业也可以；或者是它很累但是钱很多或者很有意义，我也能接受，但它不能一头都不占啊。”

（三）职场想象与工作现实的反差：个体选择的主动性影响

选调生培养制度是我国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一项重要举措，自1965年开始至今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大批一流高校毕业生通过选调生考试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成为省市级政府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人才。本世纪开始，各地方组织部门开始面向国内重点院校招录定向选调生进入各地党政部门工作。

与传统选调生的不同点在于，由于招录院校和招录对象的特殊性，定向选调生制度具有一定的“引智”色彩，对一流高校毕业生也有诸多优惠政策，日益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优秀年轻人走上“考碗”之路。

从省级层面来看，有以江苏省名校优生定岗特选计划、吉林省定向招录高层次选调生计划等为代表的招录政策，四川省甚至将定向选调生政策视为省级层面重大的工程项目之一。再者，一流高校也相应在对选调生招录工作的教育、选拔和培训以及后续跟踪支持上花费了越来越多精力。

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为吸引毕业生择业时面向政府部门，诸多一流高校在绝大部分省区市建立了校地合作、开拓基层实习实践基地、成立选调就业服务相关学生群团组织、开展选调生考试培训、组织选调生校友返校宣讲等。政策倡导、学校引导和地方政府对人力资源的争夺，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对象——从一流高校毕业的“体制人”对职场想象的基本语境，也是职场想象与工作现实之间的反差的制度根源。

1. 价值偏好决定个体选择

从个体的动机来看，本文的四个案例刚好分成两类：在工作前便对体制有着清晰、全面考察的大学生，他们往往是主动选择进入体制，如赵小理和钱小双；在工作前仅仅对体制有着模糊想象的大学生，他们往往是被“命运推动”意外地进入体制，如孙小花和李小意。

主动选择者对“体制人”的职场想象是更全面和真实的，因而他们在经历亲身的职业体验后，其印象建构往往是被证实、被延续、在可接受范围内被补充；而意外选择者则要经历艰难的想象重构过程，因其职场想象具有被动性与模糊性，想象与现实构成了反差。

具体来看，主动选择意味着“铁饭碗”工作是行动者的首选，他们或出于发展仕途的志向或出于服务社会的价值或出于专业导向等，在较早时间就确立了职业目标并相应地进行政府部门职业的准备与规划。

一方面，他们有着更长的时间和更丰富的渠道深入了解体制的“内幕”，对体制的认识和考察更为清晰真实；另一方面，主动性意味着他们对政府部门工作有着更为强烈的认同感，因而在进入体制后面对出乎意料的困境时，他们的包容性更强，能够积极调整心态寻求适应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赵小理进入体制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坚定选择：“当初跨专业考新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有一定的社会理想和抱负，想当记者做调查类的工作；后来觉得直接从政可能既有做社会研究的机会，同时又能把这种机会付诸实践，调查到问题后直接推动解决。所以公务员就是我理想的工作。”

相似地，钱小双甚至在本科期间就早早确定了政府部门的就业路径，尽管这种选择一定程度上受父母意志的影响，但他确实是发自内心认同这份工作的价值，这促使他对这份工作进行了较为清晰、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并最终为其规避了一部分潜藏的风险。

意外选择则意味着行动者并非自己主动选择进入体制的，也并没有强烈、单一、坚定进入体制的意向。这类“考碗族”往往在一开始拥有“市场”或“体制”这泾渭分明的就业路径选择，且政府部门工作并非他们的坚定首选。以孙小花为例，是“命运”推动她进入体制，非常突然又懵懂。在职业选择之初她一门心思准备投身互联网领域，也有过多份在互联网公司实习的经历，对类似工作情景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和切身的体验。

同时，她也投入了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面试互联网岗位并最终得到了一份“非核心岗”的互联网工作，父母、导师和她自己对这份工作都不看好。而考公甚至一开始都不是她的选项，出于“多一个备选”“随大流”“低成本”的想法，她机缘巧合开始考公。当这种“随性”成为重大选择的“确然”以后，她劝服自己接受并认同这份工作，不曾仔细考量过的劣势也就变成了她眼里确定无疑的陷阱，因此她的认同感无疑是被动的、脆弱的。

与孙小花类似，感受到较大职业身份反差、有过逃离念头并付诸行动的李小意，其进入体制内是一种反抗中的妥协，“不去体制就是对不起家人”。因而，他只能把自己最终进入体制的选择自我和解为“解锁新的人生体验”，其职业价值与身份认同终究与体制是不一致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对李小意和孙小花而言，“考碗”更多是一种补充性选择，或出于随大流的跟风，或出于给父母交代的敷衍，或出于寻求人生体验的新奇，但都一路开挂似的得到这一机会并最终阴差阳错地进入其中。他们对体制内工作的优势有着充分期待的同时，对其劣势并没有足够的认知和适应性，也就更强烈感知到体制内就业的职业想象与真实的工作现实的反差。

2. 信息壁垒造就特殊事件

此外，本研究的四个案例在“碗”里的位置并不一致，这也导致其各自的感受大相径庭。李小意把各人的处境看作“命”：“体制的东西很多都是看‘命’。比如选岗之前你根本不了解这个岗位这个部门是干嘛的，因为你不是‘碗里’的人；就算认识‘碗里’的人，不认识具体口的人也没用；认识具体口的人，他不跟你说实话也没用；也有一些过得很快乐的人，或是已经分了房的、职级不错、保障也给得很到位。但很多新进来的年轻人很难这样，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信息壁垒”这就是已被诸多研究者所验证过的“体制壁垒”的分化效应。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既有国外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般性特征，又有其自身的鲜明特色，政府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解析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各种形态，如城乡分割、区域分割、所有制或部门分割、行业分割等，并通过相关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具体的分割形态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形成机制和形态演变。林楠和边燕杰最先提出在中国城市存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分割，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首先依附于单位，而职业次之，通过进入国有部门就业能够明显提高社会经济地位。

此后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国有-非国有”部门分割的研究不断涌现，人们也称之为“体制内-体制外”的体制分割或“公有制-非公有制”的所有制分割，诸多学者都指出部门分割是当代劳动力市场中最重要的分割因素，所有制是本源的分割类型。而在这种二元分割之下，正如韦伯所提出的社会封闭过程，社会集体限制或排除“外人”对内部权利和资源的觊觎，使内部参与者尽可能垄断机会，得到最大化的回报。

体制内根据自身掌握的资源和权力能够保持优势，进而造成相对于体制外的“体制壁垒”，既有研究也基于体制内、外的差异证实了这一向外排斥的体制壁垒会体现在福利待遇（住房、医疗、教育等）、工资报酬、发展空间、主观工作体验、职业流动等多方面。也因此，关于体制内的“传说”鲜少流露于外界，“信息不透明”是体制的鲜明特点，尽管“考碗”也被比喻为是“玻璃房里的考试”，但在体制内工作则并非在“玻璃房”中。

不同于互联网等企业工作的“公开性”，体制内工作尤其是公务员工作往往因其“机密”的工作内容（信息不对称）、“难接触”的工作体验（实习机会少）和“不可说”的工作环境（缺少引路人）而给其蒙上了一层“体制外人”难以透视的面纱，而恰恰这些“碗内”独有的不足为外人道的工作内容、工作环境是影响就业感知的重要方面。关于这部分的空白或想象给真正走入体制的新人当头一棒。

到了这个阶段，这些被当做具有精英身份的体制人必须调整自己的认知，即究竟什么是“最好的”工作？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工作？

“在找工作过程中，我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只是选择大家都觉得好的。找工作和读书不一样，你知道清北就是全中国最好的学校，但没有一份工作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最好的工作。”孙小花就是带着这样的认知一直徘徊在“别人认为适合的”与“自己认为最好的”两种工作之间。而对“最好的”的追求恰恰是一流高校毕业生的思维惯性。

当他们在“适合的”与“最好的”之间难以抉择并不愿意承担自我决策的重负时，就很容易归因到“命运”“别人都这么认为”“疫情”这些玄之又玄的外在因素。在孙小花的叙述中，她轻易推翻了自己最初的职业期望，同时四处听取他人对体制的意见，对公务员职业有了“稳定”“有保障”“适合自己性格”等的印象建构，以此“劝服”自己是适合这份工作的。

自始至终，孙小花都没有从自我生发出对工作的强烈认同感。实际上，进入体制内工作的试错成本远比在互联网实习要高，孙小花们的出逃意图再次沦为对另一个工作的职场想象。

“疫情”这一特殊事件确实对这一代大学生就业选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20年大多数企业取消了“校园秋招计划”，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不少中小企业因经营困难而破产，就业岗位和机会减少，使得应届毕业生就业环境雪上加霜。

对一流高校大学生来说，他们不得不接受在劳动力市场中陷入“大流”的命运。一些突发性社会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具有更为强烈、更为广泛的“风险的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效应，除了肉眼可见的物质层面，也会在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层面、精神文化层面给个体留下长期难以修复的“创伤”。

李小意谈到疫情对其在身心方面造成的“后遗症”：对他来说除了住在单位生活条件简陋，更为棘手的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覆盖了李小意的工作试用期，期间尽管他已经生发了逃离的念头且试用期离职的成本要远小于现在，但因为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导致当时很多互联网大厂在停止招聘的锁岗阶段，被动的环境更激发了李小意对“创伤”的感知和对工作的反感。

几位受访者都谈到，这种身处其中的烦恼在“碗”内不能也不敢同同事说，同家人朋友讲也难以得到理解，只能艰难寻求自己的“同类”，这种迷茫和孤独无疑更会加剧他们的压力感和反差感。

（四）驻足还是逃离：从“考碗族”变成“体制人”后的二次选择

从“考碗族”变成“体制人”，当职场想象与工作现实之间的“反差”已是既定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经验的积累，“体制人”们的行动路径出现了驻足与逃离的分化。相似的是，从一流高校毕业的体制人们在经历了复杂的挣扎过程后，大多会从“被动”转向为“主动”积极寻求适应，试图通过自我开解来合理化工作压力，通过寻找价值来为工作赋予意义，社会危机的解除也给其带来喘息和转圜的可能。

对于孙小花而言，就算产生过逃离的想法，也不过是“萌生了想要出国，或者继续读个博，或者在国外穷游，每天享受着自由的时光”，但她并没有展开周密细致的离职计划，也没有明确离职后选择何种岗位。换言之，她对当前工作的排斥更多是一种对当下处境的不满，而非对工作价值本身的不认同。

而当“疫情”这一危机解除，“碗”的优势开始显现，她渐渐主动开始寻求自洽的解释：一方面通过与“同病相怜”人诉说以缓解自身的压力，另一方面主动地补充知识技能慢慢去适应体制的节奏和工作，逐步主动培养“政府思维”。

如她所言，现在就是“走一步算一步”，这种“躺平”或许意味着主动寻找出路自我和解，或许意味着看不到未来出路的自我蒙蔽；无论如何，孙小花已经不再像先前那般排斥体制内工作了，而选择至少短时间内驻足此地，寻求“不适中的同床共枕”（uncomfortable bedfellows）。

不同于孙小花，李小意则有着反复徘徊但螺旋上升的离职意向，截至本文写完初稿，他已经坚定表示要不顾一切代价现在就向体制外行业投简历。尽管他曾多次因为企业发展的不景气、疫情带来的各种不便、五年服务期的限制、个人的谨慎性格等暂缓离职的行动，但自始至终，他都坚定自己的离职意向，并持续性地做出具体的行动。

“看到我处长生活的样子基本能想到我二三十年后大概也就这样，我不愿意过这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我觉得我每天都在演剧本杀扮演一个人设。虽然干久了一定程度上会被培养成所谓‘政府思维’，但它只是你看问题的角度，底层的价值观其实蛮难被改造的，我还是会有自己的坚持，我也觉得我现在内心更强大了。”对他而言，最初进入体制即是一种“燃烧自己照亮家人”的被迫之选，而在能给爸妈交代后，沉重的“碗”内反差立刻使其“犟驴”似的决定逃离。

不同于孙小花，李小意深知自己的职业价值观和人生路径规划，他对企业工作表达了鲜明的倾向性，也多次表达了对政府部门工作底层逻辑和工作价值的不认可。较之企业，他所排斥的体制低效的工作节奏、非纯能力导向的评价标准等，才是他寻求逃离的根本动力。

当然，这种逃离并非盲目扎猛子似的，李小意也曾一度综合考虑尽可能降低离职风险的选择，然而，他仍旧担心自己在体制待得越久，未来能走的路越窄，沉没的成本越大。他认为在体制留守是越来越被体制规训的过程，他觉得自己终有一天完全无法进入市场。

在“碗”内的每一天，他都在担心“进来之后就跳不出去了，干不了很业务性的工作”。当被问及“如果现在走，什么都捞不到，会不会觉得亏”时，他笑着回答“回到最开始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解锁人生体验’，走过这么一遭，无论是离职还是被辞退，也都不遗憾了。”无论是自我安慰，还是真情实感，李小意初入体制内职场的体验还远未结束。

四、结语

从“考碗族”到“体制人”，一流高校的毕业生经历了反复权衡的选择过程，政策倡导、重要他人的影响和社会经济形势的剧变等影响了他们的职场初体验。因个体选择的主动或被动，工作前对职场的想象与工作后的职场体验之间存在或低或高的反差，使得他们或是选择通过自我开解来合理化工作压力、通过寻找价值来为工作赋予意义，或是在失意的状态下反复尝试寻求逃离的机会。

本研究中四位典型个案选择“考碗”的动机之一在于他们所建构的体制内职场想象能够满足他们期许的某种生活方式，而他们排斥体制工作对自我价值和个性能力的压抑从而想要逃离的行动同样显示出这种动机。

如果把四个案例合成到一起，从整体上勾勒这些一流高校毕业的“体制人”的大致特征则是：年纪轻，通常二十四五岁进入公务员队伍；个人素质普遍较高，聪明伶俐，思维敏捷，领悟力好，举一反三；学历高，清一色985以上高校毕业；带着一点青涩的乖乖学生气，又有点社会阅历的小大人模样，不同于互联网上的“整顿职场”生，从校门到“碗”里都是不折不扣的乖巧好学生。

凭借选调生身份进入体制的他们，拥有很好的开端基础，配合自己端正的工作态度和不断磨炼的情商，一般都能很快在工作中脱颖而出。但在这里，他们学习的不再是专业知识和技能，比拼的不再全然是智力和能力，他们需要不断“去能力化”从而提高自己的“体制内专业度”，去努力掌握体制内才有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一些看似鸡毛蒜皮不足为道的问题，却经常不经意间决定了他们的职位升迁和职场平顺与否。

诚然，既然选择了某种职业，必然会面对这一职业或行业的惯例；但对于对政府部门就业抱有高“社会价值”期待的他们来说，掌握规矩不是问题，规矩的存在本身才是真正的问题。

对于从“最好的学校”走出来的他们来说，“铁饭碗”或许是他们瞻前顾后审慎决策出的“次优解”，但或许人生本来就不是解答题。已经步入体制“正轨”的他们，有些人以最快方式迅速学习、调整并适应，将体制内的制度环境作为实现相应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手段；有些人凭借高自律逼自己一把，打算“脱轨”去进入新的赛道，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节奏。

或适应或逃离，都是在不断寻求自身与当下境遇的合宜的切口。他们自比为现下网络流行语“河蚌青年”，“在人生的长河中开开合合，在‘躺’和‘卷’的两个极端间游走，时而想苟在原地闲散一生，时而想努力逃跑”，在“仰卧起坐”间不断尝试自我合理化。也许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恰好是体制的“铁饭碗”已经给“体制人”提供了稳定的基础条件，才能让这些从一流高校走向体制的毕业生们在初探职场后，誓要用自己的能力在体制内外作为一番天地。

诚然，本文所选取的个案不能代表我国入职公务员系统的全部高校毕业生，由其得出的研究结论能否推广到一般情况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在普遍性、可靠性方面存在挑战。访谈的样本量偏小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从四类典型出发构建从大学生到公务员路径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分析的证据和要素呈现也可能不够充分。

但本文尝试进行超越个案的类型化概括，也一定程度上走出个案、呈现了“驻足”与“逃离”两条典型路径，路径上的不同个体“考碗”之路一路走来的历程仍可启发我们更好理解大学生的职业认知、职业选择与职业感知。特别对于孙小花、李小意这类带着较高期望进入体制，又失望迷茫意欲逃离的“考碗族”来说，他们终究是做出了离经叛道而又令人忍不住为其勇气咋舌的选择，这也是本文格外将视角聚焦于“逃离”者，意欲探寻他们的内心世界的最初目的。

如何帮助在“碗”内感到失意的个体适应反差、降低其试错成本；而体制又该如何更好地甄别适应它的人，是寻找消解反差之法的重要考量。适应的那部分人是否能够长久地适应并最终悦纳体制，逃离的那部分人又是否能够无悔于自己的选择并寻得内心真正的皈依，则是需要持续追踪的话题。

马克思在其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对青年选择职业的态度及其影响作出了深刻探讨，强调青年人的职业选择既是通向践行人生使命和理想的道路，更是奠定青年一生发展基调的重大命题，需在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同时独立、审慎选择。这就要求青年人不要成为受社会风气、私欲名利摆布的傀儡，而应忠于自身的专业爱好与性格特点、职业理想与人生信念。

诚如马克思所言，“我们的使命绝不是求得一个最足以炫耀的职业，而是能长期从事却始终不会使我们感到厌倦、始终不会使我们劲头低落、始终不会使我们的热情冷却的职业”。无论是马克思谈到由虚荣心所致的“对某种职业的突然热情”，还是“由自己幻想而生的职业美化”，抑或是“从远处观察的靠不住的职业判断”，都无法长久地支撑个体的职业信念。

这一点在本文的研究对象身上也得到了确证——“幻想”着、“远观”着的孙小花、李小意在彷徨中进退两难；有备而来、心悦诚服的赵小理、钱小双则在坚定中持续深耕。特别对于本文所着重刻画的一流高校毕业生而言，其精英身份带来的“最好的”与“合适的”间的两难抉择，或许也可从马克思所言在“最广阔的场所”追求“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境界”中，找寻到安慰与启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探索杂志，作者：林小英、谭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