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针对备受关注的普职分流问题，多地作出了回应，政策开始进行微调。

比如陕西省渭南市教育局表示，当地不断扩大普通高中招生规模，2025年中考普通高中招生占比达77%，并在当地4所学校设立综合高中班。

浙江省舟山市则嵊泗县，则让所有初三毕业生均升入嵊泗中学完成高一年级的普高课程学习，待高二年级起根据学生学业表现和自身发展意愿再实施普职分类培养。

而福建省厦门市则在该省率先启动普职融通试点，建立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融通通道，2021年至今，普职融通班学生转入普通高中349人，普通高中学生转入中职学校12人，等等。

这些政策，虽说名目都是“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融合发展”，但内核很清晰，就是扩大普通高中招生，减少分流强度。而这，也被视为缓解焦虑的一个办法。

按道理，普职之间只是教育路径的区别，无高低之分，何以在现实中，这种分流却让众多家庭如临大敌，以至于频频出现从决策面到民间的种种反弹？

一

所谓普职分流，是指在初中后和高中后两个阶段对学生进行分流，分别进入普通教育或职业教育路径。

客观来说，这很正常。不是所有的学生都适合坐在那苦读，有些学生就喜欢动手，人的才能本来也是正态分布的。那么让部分学生进入职业院校，这看似很合理。

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近些年普职分流的比例被相对固定。相关部门曾经表态，坚持职普比大体相当。而这在民间解读里，其实是五五开，一半上普通高中，一半去职业教育。

按照这个分法，故事就变了。无论擅长、喜好、意愿如何，有一半的学生都要去读职业院校了。而这才是焦虑的根源，有那么多孩子被动地要成为“技校生”。

这并不是对技校生有什么刻板印象，而是现实就是，目前很难让家长和学生信服，普通高中和职业教育，“他们都有（一样）光明的前途”。

虽说近些年《职业教育法》大修，职业教育地位被提高到相当的高度，但落差是客观上存在的。比如很简单一点，很多职业教育学生，都无法参加高考。

当然，职教其实也有“职教高考”，但很显然这和民间认知的高考不一样。比如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20年全国中职毕业生抽样调查显示，近1.7万份样本中，约65%的中职生升入了高等院校，其中约10%升入本科院校。

且不说很多学生没有参考，即便考上，大部分也是大专，只有少数比例能上本科。

不念本科有什么后果？一个很简单的参照系是，现在年轻人最爱的考公考编，基本扫一眼，最起码都是本科起步。

而各种城市的所谓落户政策，本科也基本是标配。

也就是说不能上普通高中，就很难上本科，就很难考公，甚至很难在大城市落户。

在今天这个就业大背景下，孩子要真有一半概率这样，你要是家长，你焦不焦虑？

二

从逻辑上来讲，其实职业教育确实也很重要。

制造业的发展，其实离不开专业技能人才。就像现在大热的新能源产业，无论资本故事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归根结底需要有工人进厂，把螺丝拧上去。

而这方面人才确实也缺口严重。2017年，教育部、人社部和工信部联合印发《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就指出，至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缺口率达48.2%。

但是这种缺口其实是人们有意回避的结果。2022年上海市总工会职工调查数据显示，25岁以下的职场新人中，仅有20.41%的人表示愿意做工人。在不愿意当工人的原因中，13.46%的人认为社会地位有待提高。

可见，年轻人压根不愿意当工人。至于原因，很多年轻人认为是“社会地位”。其实社会地位并不抽象，就像上面提到的，考研考公考编的限制，就足够明确了——成为“官家人”都不行，这在传统语境已经足够低人一等了。

此外，像是工作环境苦、时间不自由，也是重要原因。就像前几年热议的“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不愿进厂”，就是这个道理，年轻人宁愿用风吹日晒，去换一个等单、坐电梯的间隙可以刷短视频的自由。

这也是为什么放宽普职分流的呼声如此之高的原因所在。年轻人并不愿意进厂，自然也不愿意去读职校。

“一刀切”式的分流，只会加剧学习内卷，将原本的高考压力提前，在孩子十四五岁的年纪，就要去为了近乎后半生的前程做出一个选择——当然更多是被动选择。

有意思的是，在普职分流的大背景下，相当多的意见其实来源于“体制内”。

比如前面提到的陕西渭南的案例，源起就是九三学社渭南市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推迟初中分流缓解学生过早分流压力的提案》。

此外，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众议就提出，在中考阶段就进行“普职分流”为时过早；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长陈伟志也建议“分轨不分流”，要搭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融通发展的“立交桥”，打造职业教育在成才就业方面的独特“含金量”，等等。

这种现象是很罕见的，这意味着一项政策在落地的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在执行层面已经产生了多元意见。普职分流对社会层面的冲击，由此可见一斑。

三

其实在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施行时，就已经放松了普职分流的比例要求，相关表述被修改为，“国家优化教育结构，科学配置教育资源，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

在这里，没有强调分流必须是高中阶段，“因地制宜”的说法也留足了弹性。但几年过去，这种焦虑依然存在。这说明，哪怕不是5:5，只要一定比例存在，依然足够令家长头疼。

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来说可能只有一个办法，大幅度提高产业工人的待遇。这包括工资收入，也包括抽象的“社会地位”。

其实如果产业工人真的“香”，那么什么不自由、工作条件不佳，都不是问题。想想前几年一些大型烟草国企招聘，岗位是“一线生产操作岗位”，结果应聘者既有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吉林大学、湖南大学等名校毕业生，更有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等海外名校硕士研究生。

在这个时候，什么不自由、工作苦，不存在的。只要能和编制沾边，孔乙己的长衫说脱就脱。

但问题是，大规模提高收入和地位的解决方案，有没有可能推广？恐怕很难。

先看收入。

曾有媒体报道，2020年中国拥有世界500强制造业企业61个，排名世界第一，但是平均利润率仅为2.0%，美国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达到8.3%，英国、瑞士的平均利润率甚至高达12.3%、11.7%。

而这还是制造业头部企业，至于制造业基本面的芸芸企业，利润率只怕还达不到这个层次。所以，所谓的产业工人“不体面”，并不是所谓的传统观念，而是现实折射。这一行业，目前恐怕很难给出非常体面的收入福利。

另一个则是提高所谓的“社会地位”了。这恐怕也不容易，曾有媒体报道，中国制造业500强中民营企业占比超七成。那么，像前面提到烟草国企这种，终究只是少数。

而要考公考编向广大职业教育毕业生开放，这一政策转变的可能性，目前几乎不可预期。

所以，一提到职业教育，家长就开始皱紧眉头、压力陡增，根本原因也在这里。无论如何宣传，这种社会水位没有改变，工人这个行业并不吃香。

这也不是一跺脚称“大力发展制造业”就可以解决的。缺乏利润率更高的技术和产品，缺少正常市场淘汰筛选机制，制造业打破瓶颈并不容易。

而更大的问题是：在今天这个人口形势、教育层次、发展阶段，指望大量年轻人放弃城市化带来的“文化资本”，重回工厂环境，是否还现实？

所谓“文化资本”，即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头脑中的知识和技能，综合文化气质等等。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已经生活在相当现代的环境。

无论出身如何，他们的成长就是做题，娱乐是游戏和短视频，早已习惯了一个高度消费化的语境。这一切都和纪律分明、人身固化的工厂是相反的。让他们重新回到那种按铃上下班的生活，更像一种时代错位。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像上面提到的，巨幅改善产业工人的处境，用无可争议的待遇去弥补工作环境的落差，留足充足的职业发展渠道。这容不容易做到且另说，至少要展现相当的决心和诚意。

如果只是简单地舞动指挥棒、对年轻人说“你进厂吧”，那么也许就不是“分流”，更像“分层”，给家庭制造巨大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