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不用坐办公室” 正在悄然成为全球年轻人的新身份信号。

根据美国市场调研公司 Demand Sage 去年 10 月发布的数据，全球约有 4000 万人以 “数字游民” 的身份工作，这一数字自 2019 年以来增长了147%。随着全球超过 50 个国家推出数字游民签证，泰国、印尼、越南等地逐渐形成成熟的国际化数字游民社区。

而在国内，“游牧生活”、“数字游民” 等相关讨论热度也在不断攀升，截至 2025 年 9 月，小红书上 #数字游民 话题已有 2.5 亿浏览，125.5 万讨论。云南大理、浙江安吉、海南等地成为国内数字游民的热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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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游民不再只是小众的浪漫想象，而是作为一种切实重塑工作与生活边界的新兴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解并参与其中。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在流动中催生的全新生活方式与消费需求。

一、轻装上阵、体验优先，数字游民的日常生活图景

数字游民是一群怎样的人？

NCC 共居共创社区发布的《2024 年全景式数字游民洞察报告》勾勒出这一群体的基本画像：典型数字游民年龄在 31 岁左右，四分之一拥有硕博学历，近两成有留学背景，他们普遍偏爱户外活动与共学社群。然而，“诗和远方” 的浪漫想象背后亦有现实考量，超过 56% 的新人年收入不足 10 万元人民币，因此在选择旅居地时，生活成本成为关键因素。

从职业构成来看，数字游民广泛分布在信息技术、创意服务、教育培训等领域。MBO Partners 报告显示，19% 的数字游民投身信息技术行业，14% 提供创意服务，还有不少人从事教育培训、营销公关、财务会计、咨询顾问与研究类工作。

虽然职业背景多元，但数字游民们在工作与生活安排上都体现出 “轻装上阵、体验优先” 的理念。小红书旅居博主 “游牧夫妻” 的职业分别是自由撰稿人与视觉设计师，当他们 30 岁从 996 互联网大厂裸辞后，便开始了环球旅居的生活，他们的日常是每天只工作 4 小时，其余的时间用于体验当地的文化生活。

从事市场营销的 Julia Luo 在云南、巴厘岛等地旅居期间，将工作安排在早晨和晚上，白天则完全留给探索与体验。“行李必须轻便，一个背包就足够。除了证件和银行卡，其他都不是必需品。” 她强调出行方式一定要极简。

自由撰稿人、自媒体博主 Junjie Wang 同样践行着轻装旅居的理念，在广东、云南等地的工作生活中，他也坚持 “行李尽量少，但与当地的互动要尽量多” 的原则。

而金融分析师 Cecilia Lin 则因公司自 2020 年起实行远程办公，已在英国剑桥、谢菲尔德等城市长住五年。“每座城市都带来不同的灵感，我打算继续这样生活下去。” Cecilia 分享道。

二、面对新需求，品牌如何与数字游民一同“在路上”

流动的生活也催生了新的住行需求，对数字游民而言，办公环境的需求成为关键。

“工作时间我会尽量外出，在家容易让人松懈。书店和咖啡馆是我的移动办公室，” Junjie Wang 坦言。Cecilia 则指出，数字游民虽省去了通勤，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上下班都在同一空间，需要刻意营造节奏感。”

Junjie 与 Cecilia 指出了数字游民普遍存在的问题。对此，诸如 Anyplace 一类的平台出现，他们通过租赁房子并将其改造为 “办公友好型空间”，例如添加办公需要的各种家具设备等，为数字游民提供舒适的中短期住宿办公空间。

酒店业也随之推出新产品与服务。例如，亚朵提出 “第四空间” 概念，即打破传统酒店仅作为住宿场所的局限，将酒店打造成一个集住宿、办公、社交、休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全季、亚朵等品牌着力打造办公友好空间，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在其酒店大堂办公学习的体验。

对于独自旅居的数字游民而言，孤独感是这种长期流动的生活方式的一大挑战。Cecilia 表示：“过去在办公室有同事聚会、行业论坛等社交活动，但现在几乎没有这类活动。为了让自己保证足够的社交，我现在更多依靠兴趣社群，例如舞蹈课和徒步。但我也希望能有机会结识其他数字游民，交流生活经验。”

值得关注的是，不少数字游民社区不仅仅提供住宿或办公空间，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融合社交连接、兴趣共创与情感归属的综合社区。

浙江安吉 DNA 数字游民公社的主理人梭梭曾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强调，他们旨在提供一个自由、松弛、有机的社区氛围，其设计更像一个扁平的广场，而非狭窄的楼房。在这里，从组装自行车、集体包饺子到跨年篝火夜，再到自发组织的骑行、木工小组，所有的活动都源于数字游民的自发组织。这种自由温情的社区生态有助于弥补线上工作者的人际交往缺失，减少孤独和焦虑。

三、低物欲、高心流，如何理解数字游民的精神转向

选择成为数字游民，本身即是对 “学历-职场-家庭” 这一传统固定轨道的一种偏离。这种生活方式的背后，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价值排序：他们主动剥离了与特定地理位置绑定的职业路径和社会期待，转而追求更内在的满足感与心流体验。

据《2024 年全景式数字游民洞察报告》对数字游民的MBTI调研，以 “小蝴蝶” 和 “快乐小狗” 为代表的 NFP 型人格高居榜首（占约 35%），反映出数字游民的 “理想主义者” 倾向。值得注意的是，83.15% 年收入不到 10 万的数字游民给自己的生活打出了 4 到 5 分的高分。他们对于生活的追求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的满足，而是更加渴望精神层面的自由与探索。

“在云南旅居时，我很少像在上海时那样关注大众的潮流，反而从当地人与当地文化中获得更多 ‘财富’”， Junjie 分享道，“那里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创业，做手工、开咖啡馆，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参与当地，为当地创造新的景象，既自由又扎根。他们让我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这种精神上的收获，令我内心很充盈，反而少了很多对物质的需求。” 

这种价值取向的转变，意味着与数字游民群体的互动需要另一种逻辑。他们打破了传统的成长路径，因而追求的并非“他人眼中的成功”，而是 “自我价值的实现”。正如 Junjie 观察到的：“很多人选择成为数字游民，是为了跳脱出原有的框架，尝试换一个身份，寻找新的自我价值。”

面对这一趋势，一些地方开始探索与数字游民建立新型互动关系。福建屏南县推出的 “新村民” 计划，通过提供长租优惠和创业支持，吸引数字游民驻村发展。这一计划不仅为数字游民提供了低成本的生活空间，更让他们有机会深度参与当地社区建设。如今，屏南已建立起一批由数字游民创办的设计师民宿、文创主题空间和咖啡馆，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

浙江黄龙乡则搭建了数字游民与本土产业联动的价值转化平台。该平台通过开发 IP 数字化营销方案、组织 “数字游民+原住民” 技能共享课堂、举办艺术生活节等活动，创造了双向赋能的机会。数字游民可以将其专业知识和创意能力应用于实际项目中，而当地产业也得以获得新的发展视角和资源。

安徽黟县则是将地方产业需求转化为具体的 “任务包”，向数字游民群体发布。这些任务涵盖文旅规划、包装设计、内容创作等多个领域，数字游民可以根据自身专长选择参与，并按照成效获得相应奖励。这种模式不仅让数字游民在旅居过程中获得收入，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对当地发展的实际贡献，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数字游民潮流的兴起，不仅代表着工作方式的革新，更是一种强有力的文化风向标，标示出当代青年对生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以低物欲的姿态和高心流的追求，构建起一套关于消费、成功与幸福的崭新秩序。

这股潮流的影响力也并不局限于数字游民群体本身，社交媒体上的 “游牧” 日常之所以能引发网友们的共鸣与向往，正因其精准地投射出当代大众对过度消费、固定轨道的集体反思。因此，数字游民群体已成为一扇关键的观察窗口，理解数字游民，便是理解一种正在成型的、追求更高自主性与意义感的社会心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Vogue Business，作者：Eva Liang，编辑：Evelyn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