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者也要反思吗？」

近期上映的电影《爱的暂停键》给观众带来某种情感层面的不适。电影中二婚四娃、无力专注工作的女主角Maria，在婚姻与育儿的琐碎中独自挣扎，去趟超市都状况百出，还因银行余额不够窘迫到打电话借钱付款。

她感觉自己付出了所有，却换来了丈夫的疏远，指责她有「情绪管理问题」；两个大孩子对母亲疏于照料而不满，不愿忍受她的坏脾气，宁愿搬走和她的前夫生活。

当丈夫最终提出离婚时，她的世界崩塌了——「明明该感到委屈的人是我啊，我什么都牺牲了！」

直到走进了心理咨询室，她才发现原来「自己对自己的生活也负有责任」。她早已深陷于一种「受害者叙事」而不自知，她常常使用情绪暴力绑架亲人，会通过让丈夫产生「内疚」来控制他不要离开自己。

在女主身上，很容易看到我们周边不少人的影子。

电影看似是一场婚姻矛盾，实则是女主从「怨妇」到觉醒者的内在成长。

故事的动人之处也正在于此。这呼应着电影的英文名「Loveable」，比爱更难的是，普遍存在着的「被爱的不耐受」——正如热评所言「从未被真正爱过的人，一生都在试图证明爱的不可靠。」

在媒体采访中，导演莉莉娅说，「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她倾向于去扮演亲密关系中的受害者角色，到后来她开始让自己真正地去感受这些痛苦、直面这些痛苦，认清了自己作为受害者的位置。」[1]

真正拥有主体性，要求你认识到自己的受害者身份，但又不能永远停留在「受害者心态」。

01、什么是受害者叙事？

在这部电影的评论区，存在这样一种常见的争论：

为什么付出的人被困住，还要被判定有错之人，需要她「向内反思」，甚至近乎「PUA自己」，才能获得成长？

这不是在指责受害者吗？

其实，心理学视角下，电影聚焦于女主的内在成长，指向的并非对个体的指责，而是延展性探讨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内化的认知模式——「受害者叙事」。这是由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提出的概念，是「习得性无助」理论的延伸。[2]

它描述了我们如何理解好事和坏事发生的不同路径：

▨悲观的解释风格（受害者叙事的温床）：对坏事进行内部（是我的问题）、稳定（这会一直持续）、全局（这会毁掉我的一切）的解释。

例子：失恋后想——「我这个人毫无魅力（内部），永远找不到真爱了（稳定），我的工作和生活也因此一团糟（全局）。」

▨乐观的解释风格：对坏事进行外部（有环境因素）、不稳定（这只是暂时的）、特定（只是这件事没做好）的解释。

拥有这种叙事风格的人，会倾向于：

▨将负面事件归因于外部、稳定且不可控的因素（「都是Ta的错」、「世界对我不公」、「我天生就不幸」）。

▨自我定位为无辜的、无力改变的受害者，通过强调自己的无辜与无力，从而免除自己的心理责任。

▨反复咀嚼痛苦，陷入「反刍思维」，但缺乏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于是，一个「受害-抱怨-继续受害」的循环便形成了。反刍（rumination)是一种持续的思维模式，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过去为主导、集中于负面内容，而且很容易陷入停不下来的恶性循环。消极情绪停留得更久，不仅会影响我们行动的能力，更容易产生对他人的强依赖与攻击性，造成身边的人际关系冲突，从而损害社会支持系统。[4]

陷入受害者心态，从身心健康的角度来看，也更容易提高抑郁等精神健康风险。例如，一项针对1300名成年人的社区调查更是显示，习惯反刍的人患上抑郁症的频率是其他人的4倍。[5]

02、为什么我们难以走出「受害者叙事」？1.受害者心态不是凭空产生的

为什么说导演的表达意图并不在于指责受害者？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受害者心态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往往来自个体在宏观社会结构中的真实弱势地位，也是原生家庭沟通模式这一「微观缩影」代际传递的结果。

电影中其中一场争吵的戏，Maria的丈夫出差了6周，她在嘈杂的超市里应付着玩闹的孩子，信用卡里几乎要分文不剩，好不容易做完晚饭了，还需要叠了三把椅子去处理被安得很高的火警报警器，她整个人几近崩溃。

也因此，她才会在男主延迟回家后，选择在对方亲密的拥抱后快速冷漠转身，在他分享工作细节时打断，暗暗控诉他在孩子教育中的缺席。

浴室里，男主向她表达爱意时，她刺刺地回答:「你总是丢下我一个人，简直是煎熬。」接着又开玩笑说，「我应该向警察举报你谋杀未遂，我今天差点就没命了。」

她拜访母亲时才意识到，一切事出有因。母亲开门就说「你很独立，我们家族的女人都很坚强」。她带了母亲最爱的茶，母亲却没有给出任何正面反馈。她在餐桌上坐下，母亲立刻开始指责她什么也不帮忙，像公主等待伺候，甚至脱口而出，「和你相处真的很有挑战性」。

Maria对母亲说：「你付出的时候并不快乐，我给你礼物你也不开心，就好像你永远在生我的气，好像你希望我离开，希望我难过，好像你想让我感到痛苦一样。」

原来她用言语暴力来获取存在感的沟通方式，来自代际遗传，而她与女儿在学校的冲突也是因为她被母亲要求「独立」的惯性，忽视了女儿其实很需要关注。

三代人似乎陷入了一种共同的困境：她们用以索取爱的方式，恰恰成了推开爱的行为。在无意识的传承中，她们将攻击与逼迫误解为维系关系的唯一纽带，从而重复着「渴望亲密」与「制造疏远」的悖论。

电影导演莉莉娅认为，女主Maria在原生家庭作为孩子时就已经是一个受害者了，她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中成长，小时候父母和她的情感就非常疏离，真实情绪都被忽视了。

「因此，她在情感关系里面选择让自己扮演一个受害者以保护自己，而不是真正直面一个受害者所经历的痛苦，因为扮演受害者就可以去指责另一半，去向另一半表示愤怒」。

2.「受害者身份」隐秘的好处

在长期扭曲的关系中，那种因过度付出而委屈、进而指责对方的心态，是我们熟悉的一种防御模式。

因此，当被指出「你也有问题」时，这接近于创伤应激，第一反应往往是陷入下意识的愤怒还击，仿佛意味着有人试图压制你的反抗，无视你的委屈。

这说明占据「受害者心态」存在一些隐秘的「好处」：

▨获得同情与关注：受害者的故事容易引发他人的关怀。

▨逃避责任和压力：既然我是受害者，我就不需要为改变现状而付出艰辛的努力。

▨道德优越感：我是对的，错的是别人/是世界。

因此，当第二次坐在咨询室里时，丈夫缺席，女主开始不明白为什么有问题的是对方，自己却要坐在这里。

咨询师问：可是他现在做什么对你来说并不重要，你现在必须照顾好你自己和你自己的生活，你必须集中精力解决你的事情，你的问题。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是你扮演了什么角色？

Maria：是他想离开的，你认为是我挑起的吗？

咨询师：你对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是负有责任呢？

Maria：有吧，我可能在其中占了一小部分。

咨询师：那我们就从你的那一小部分聊起。

但是，恰恰是走出受害者身份后，一个有主体性的人才会真正出现。

在咨询师的引导中，她渐渐意识到，原来当丈夫开心返家时，她选择了在亲密拥抱时先转身抽离，是为了让他难过。她渴望被爱，却总是在无形中通过言语与行动让对方内疚与难过，结果是将对方推远。

3、通过「引发对方的愧疚」以验证自身价值

电影中，最经典的案例是丈夫回到家和孩子一起温馨玩耍，邀请她加入，但Maria选择上楼去叠衣服，并且用丈夫分不清孩子的衣服，一件一件羞辱对方，「控诉」他对家庭的缺席。

她内心痛苦而无法有效地接纳和处理这些情绪，只能采取经验性回避的策略——通过推开丈夫的关心（躲开拥抱、叫停分享）和进行「隐晦的攻击」（阴阳怪气），来试图控制自己内心的委屈与不适感。

这与她内心深处的一个核心负面信念有关：「我做得不够好，可能会被抛弃」。为了缓解这个想法带来的恐惧，她发展出一套扭曲的关系逻辑：「我想让他难过，如果对方感到了愧疚，就不会再认为我做得不够好。」她无意识地将「引发对方的愧疚」作为维系关系和验证自身价值的手段。

正是这套认知模式，如同一个滤镜，不断筛选和扭曲个体的经验，将复杂的生活事件简化为单一的只关于受害的故事。

03、按下暂停键，如何重构人生叙事？

这部电影看似是在讲婚姻关系的崩坏，实际上还是在写一个不爱自己、内心觉得自己很糟糕的人，如何直面过往经历与创伤，学会勇敢地爱自己。

导演在采访中写道，我们的流行文化很推崇「爱自己」这个主题，从某种意义上是有些浅显的，很容易成为一种自我pua。

在她看来，她爱自己的前提是先要认识自己，尤其是自己不喜欢的那一面，要去探寻「为什么我会不喜欢自己身上的这一部分，为什么我会这样抗拒自己」。

电影里Maria在经过了母女直面冲突后，发现「内心深处存在一个声音说，我很糟糕」。当她对母亲说：「我并不坏，我有一颗善良的心」时，她终于爆发了强烈的自我认定与自我觉察。

回到家后，导演使用了一段镜子自白来完成人物的成长。她终于看见了自己，直面痛苦，也真正生长出了「主体性」。她在镜子里告诉自己，你值得被爱。她向自己承诺，即便所有人都抛弃了你，「我也会始终站在自己的身边。」

1、受害者心态很可能是一种禁锢

当主体性萌发，视角转换，内心的能量被激发，就不会再允许自己把自己囚禁在过往的创伤叙事中。

心理学家兼大屠杀幸存者伊迪丝·埃格尔观察到，「受害来自外部，受害者心态来自内心。」埃格尔认为，在某个时刻，我们会遭受某种痛苦或虐待，而这些痛苦或虐待是由我们几乎无法控制的情况造成的。但「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让你成为受害者。」

我们之所以成为受害者，并非因为我们遭遇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选择坚守受害者心态。将自己禁锢起来，是内心的挣扎。[7]

2、转向「幸存者叙事」乃至「行动者叙事」

要想走出受害者心态，重构自我叙事是必要的。叙事疗法创始人怀特和埃普斯顿认为，人之所以被问题困住，是因为他们内化了一个充满问题的「主导故事」。对于沉浸「受害者叙事」中的个体而言，这个主导故事是关于其无助、受伤和被动身份的单一叙述。叙事疗法为此提供了关键工具——「外化」，即将人与问题分离。其核心在于，把「我是一个受害者」变成「那个受害者故事正在影响我」。

这一转变看似简单，却能立刻创造一个宝贵的心理空间，个体不再是「受害者」本身，而是与「受害者故事」作斗争的主动者。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受害者身份的根基，为能动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8]

在个体心理学之外，女性主义理论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更深层的支持。女性主义者莎伦·马库斯曾批判那种将女性描绘成纯粹无辜、脆弱无助的叙事，认为这本身就是在解除女性的武装，否定了她们的内在力量。

女性主义倡导的，正是从「受害者叙事」转向「幸存者叙事」乃至「行动者叙事」。这不是否认伤害，而是将叙述的重点从「他对我做了什么」转移到「我如何生存了下来」、「我如何与之抗争」、「我如何在此之后重建生活」。[9]

由此反观电影，其引发观众「观感不满」的原因，或许在于它没有提供一条外部救赎的捷径（比如，呼吁制度的完善，推动男性责任意识的提高，搞钱搞事业等），而是直面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真相：在结构性问题尚未消除的当下，个人的主体性觉醒是打破困境最直接、也最不可或缺的起点。

这并非否认结构性不公的存在，健康的反思不是为了认错，而是为了打破困境。这需要一种比抱怨更艰难的勇气——直视自身、并为自己命运负责的勇气。

在电影的结尾，女主与男主约在咖啡店相见，放下了修复关系的执念，「我说的话也不是想让你内疚，我想让你知道，如果你想离开，你随时都可以。」

玛利亚开始正视自己脆弱的那一面，开始允许自己在一段亲密关系中表现得非常脆弱，表现得没有那么完美。她流着泪，向他坦诚自己的内在恐惧与自我厌恶，并向他道歉，「你关心在乎我这点，我以前不愿意相信，还逼迫你感到内疚，还批判你，把你抓得太紧。」

电影的结局是开放的，女主Maria最后接受了这段情感危机最原本的面貌，开始正视亲密关系中的问题，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寻找到了新的自己，发现了自己新的力量。

她说，「我们分开也没关系，我也会过得很好。即使没有你，我也应该面对自己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