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沉默的荣耀》里, 蔡孝乾是一个重要人物。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曾参加过红军的长征,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他奉命潜返台湾,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被捕叛变,出卖了我党的地下组织,最终导致整个地下组织被侦破、瘫痪直至瓦解。
蔡孝乾,1908年出生于台湾彰化县花坛乡,6岁进入彰化公学校。当时日本统治者强行在台湾学生中推行日语教育,蔡孝乾在公学校学的是所谓的“国语”,即日语。1922年毕业后,留校任代教员一年。1924年春,蔡孝乾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由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创办。瞿秋白、施存统、彭述之等著名共产党人曾担任系主任,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任弼时、董亦湘、李汉俊等人担任教员。上海大学学生在瞿秋白等教师的影响下,特别重视社团活动。在这种气氛的熏陶下,蔡孝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活动产生浓厚兴趣,迅速成为台湾左翼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他积极参与组建各类学生团体,参加各种反对帝国主义和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
1928年4月15日,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等7人在上海法租界举行了台籍共产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建立台共 (当时称“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 。彭荣(即瞿秋白)代表中共出席并领导这一重要会议,林木顺、林日高和蔡孝乾三人当选为台湾共产党中央常委,蔡孝乾负责宣传工作。
1928年4月25日,谢雪红在上海法租界被驻沪日本总领事馆警察逮捕,押回台湾,6月初被释放。为躲避日本警察的逮捕,1928年8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蔡孝乾与其他几名台共干部秘密乘船离台,来到福建漳州,在石码中学、龙溪女中任教。为了生活,蔡孝乾还当过短时期的公路工程处临时职员。
1932年4月20日,红一军团东征进入漳州城。4月24日,两年前曾以“巡视员”身份和蔡孝乾联系过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委员”李文堂找到蔡孝乾。李文堂是海南岛人,海员出身,曾参加过1924年省港大罢工。他来找蔡孝乾,邀蔡到中央苏区工作。
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接见了蔡孝乾,对他说:“欢迎你到红军中来工作。我们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需要文化工作者。苏区物质条件差,生活苦,只要能吃点苦,工作是愉快的。”接着告诉蔡,军团政治部编印的一种刊物《红色战士报》,原来由他自己主编,现在要交给蔡负责主编。
在罗荣桓的安排下,蔡孝乾进入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化名“蔡乾”。在中央苏区工作两年多,蔡孝乾接触过不少党政军领导人, 如周恩来、项英、毛泽东、刘伯承等。
1934年10月,蔡孝乾参加并完成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到达陕北,由此也成为唯一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台共干部——这是他最大的政治资本。
1937年抗战爆发后,蔡孝乾随八路军总部赴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 (至1939年),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战斗在太行山前线,对日军和汪伪军队进行心战工作。后因前线形势严重,蔡孝乾被调回延安。
抗战结束后,台湾重归中国。延安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指定蔡孝乾为负责人并潜返台湾。
1946年5月,台湾省工委在台湾正式成立,蔡孝乾任书记。7月,蔡孝乾回到台湾开始全面主持工委的工作,地下党正式在台运作。
由于蔡孝乾离台已有十八载,家乡人事全非。他对战后初期台湾的政治和社会情况颇为生疏,因此只好侧重于联络老台共党员以发展组织,但成效并不显著。
随着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台湾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地下党的任务是很迅速很切实地来准备力量配合解放军作战。
但是局势很快急转直下。1949年12月,蒋介石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 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国民党军警对我地下党组织展开有效破坏。从1950年1月起,军警相继逮捕杀害多名地下党员。
1949年7月《光明报》案出现后,基隆中学校长、台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被捕。夜以继日的讯问,让钟浩东濒临崩溃,恍惚间,他反问审问他的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老郑怎么样?”这句话犹如导火索,引发了另外44名地下党员的被捕。
“老郑”就是蔡孝乾,但钟浩东并未透露谁是“老郑”。这引起了谷正文的警觉,意识到“老郑”是个大人物。不久,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被捕。特务在陈泽民身上搜出记事本, 里面又出现了“老郑”的名字。陈泽民不愿意供出老郑是何许人,只说他见过老郑几面。特务刑讯逼供,陈泽民熬不住,被迫说出了老郑落脚处的地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保密局立刻派出一组人员在屋内外隐秘处轮班守候。
1950年1月29日,化名“老郑”的蔡孝乾被捕。“老郑”只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却要求提供美餐。被称为军统“活阎王”的谷正文认为,“老郑”有追求享受的弱点,便天天给他买饺子。一周后,“老郑”终于说出“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的话,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餐厅买。吃完后,“老郑”又说:为表示感谢,可带他们找共产党的一个据点。立功心切的3个小特务便让“老郑”带路,结果走进一个黑暗厂房时,“老郑”突然跑掉。
蔡孝乾被捕时,公文包里记事本上的一串名单中有“吴次长”三字,“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直接暴露。由于吴石身居高位,又与保定军校同学陈诚及时任参谋总长的周至柔是莫逆之交,保密局并未轻举妄动。蔡孝乾叛变后,保密局还在他身上一张拾元的新台币钞票上发现了两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便是他直接联系的华东局特派员朱枫。
1950年2月底,保密局特务闯进吴石寓所,称有人指控他是共产党,请他去队部问话。吴石当面驳斥,特务搜查后带走其夫人王碧奎。经讯问,王碧奎承认“老郑”曾多次到吴家,吴石的地下党身份暴露。1950年3月1日,保密局正式逮捕吴石。
在笔记中用真姓实职记录重要联络人,这是隐蔽战线的大忌。作为蔡孝乾,是不应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的——他的这一低级错误让壮志未酬的吴石付出了血的代价。
不久,谷正文得知逃跑的蔡孝乾躲在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他的特务去查找。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便在乡间路上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特务一看,正是“老郑”。原来蔡孝乾在乡下躲藏两月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1950年3月中旬,蔡乾第二次被捕,马上叛变,愿交代所有地下组织。他只提出一个条件,即让已同他姘居两年的16岁的妻妹马雯娟来监狱同住。谷正文满口答应。
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供出了分布岛内各地的地下党员名单,其中包括华东局特派员朱枫。
据不完全统计,蔡孝乾投靠国民党后,共有400多人以“匪谍”罪名被抓捕,造成台湾省工委成立以来的毁灭性打击,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1952年4月25日,重整后的台湾共产党在苗栗山遭到破坏,400余人被捕。从此,我党在台的地下工作转入低潮。
谷正文曾在评论蔡孝乾:“一个人说话是不是诚恳,从他的双眼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而蔡孝乾被捕后的最初几天,应讯虽然大方,但是眼神却闪烁不定,所说的内容大抵不着边际,这点,我暂时不与他计较。从第一眼印象,我便假定他很注重物质生活。这种人,如果能充分满足他的物质欲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个时候, 他什么话都会说。”
谷正文还评价道:“我认为,假如当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活动的人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历史的演变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报纸发表了一份公开自首声明,并在电台广播。蔡孝乾叛变后,任职于“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情报局等情报单位,授予少将衔,上级交付其任务为专事写作及研究分析工作。
1982年10月,蔡孝乾因病在台北死去,结束了罪恶的一生,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