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女性常常以护士、助产士或病患的角色出现，而作为知识创造者与权威实践者的“医生”形象，则长期被男性所占据。从古老的“智慧女人”（wise women）到现代意义上的女医生，女性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近代医学走向制度化和专业化时，女性被系统地排除在正规教育体系与行业认证之外，其作为治疗者的历史被遮蔽。至维多利亚时代，一整套结合了科学证据、社会道德与性别气质的严密话语体系，将女性阻隔在医学殿堂的大门之外。《女医生的诞生：第一代女医生如何变革世界》（下文引用本书时仅注明页码）追溯了西方近代第一代女医生们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策略性的论述和开创性的机构建设突破性别和职业禁锢的历史；刻画了彼此鞭策、相互影响，又一起辩论、相互追问，个性互不相同的女性先驱群像；深化了我们对于性别与医学、职业、婚姻与权力等关系的理解。

《女医生的诞生：第一代女医生如何变革世界》，译林出版社2025年5月

一、漫长的道路：从女性治疗者到女医生

随着女性医疗史研究的繁荣，研究者在历史文本中越来越多地发现女性在治疗中的角色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其他机构中，女性都是生、老、病、死这些生命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她们是没有执照的医生和解剖学家；是堕胎者、护理者和健康顾问；是草药种植者和药剂师；是走家串户的产婆。她们被正规的教育拒之门外，靠着互相学习和口口相传积累经验。这些女性治疗者通常服务于贫苦大众，在民间被称为“智慧女人”。

女性治疗者的历史研究

13世纪随着医学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女性治疗者逐渐被边缘化和非法化，女性无法成为“正规”医生，大学将她们拒之门外，专业协会也拒绝给她们颁发执照。14世纪随着教会对医学院和医疗实践的控制和垄断，女性治疗者被进一步污名化。在教会的组织下，欧洲开始了大规模的猎杀女巫运动，据估计，在这场持续了四个世纪之久的杀戮中，数以百万计的女性被处死，其中很多是因其治疗者的身份被划入女巫之列。虽然这一运动并没有完全消灭下层阶级的女性治疗者，但她们被永远地打上了迷信、甚至巫毒的标签。

到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进入医学领域面临着制度与教育壁垒、职业与法律障碍、社会观念与文化偏见等诸多禁锢。几乎所有英国的大学和医学院，如牛津、剑桥以及伦敦的各大学院，都明确禁止女性入学。医学资格考试机构拒绝女性参加考试选拔，主要的医师协会也禁止女性加入，这意味着女性即使自学了医学知识，也无法获得官方认可的行医资格，无法成为合格的“注册医师”，公立医院也不会雇佣没有正式资格的女医生。

加之，维多利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女性的天职是成为贤妻良母，承担家庭事务。社会及家庭都希望女性表现出某种友好的无知，具备顺从而驯服的精神、柔顺的脾气和谦逊的思想。当时的社会观念认为女性的智力、神经和体力都不足以承受医学教育和高强度医疗工作压力；学习解剖学、接触尸体、处理血腥场面会损害女性“娇弱”的身心；医学教育涉及大量关于人体（尤其是男性身体）的敏感知识会对女性“纯洁”和“谦逊”的品质构成威胁。总的来说，在当时女性参与公共领域是不符合女性气质的，尤其是需要理性、冷静和权威的医学领域。

1829年英国出版的女性生活指导手册《年轻女士之书：优雅的娱乐、锻炼和追求手册》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观念下，女性行医举步维艰。如果女性想不被家庭所禁锢，投身医学，她必须要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女医先驱们内心十分清楚这一点，她们知道女人离开从属地位，寻求医学教育的尝试是革命性的。她们也为此做好了长远斗争的准备，除了聪明、努力之外，她们还必须要勇敢、无畏和坚持，与此同时还需要协调激进、理智与端庄，证明自己是有号召力和领导力的，可以做科学并且富有魅力。女医先驱们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寻求机会，公开发声启迪女性后来者，团结女性成员一起加入战斗，相互鼓励和帮助，同时不遗余力地争取各种支持，包括一些男性同盟。尽管波折不断，这些女医先驱最终打开了女性行医的大门，她们的行动使未来几代女性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可以由女性自己来定义女性的工作是什么。

二、推开一扇门：“女性为女性服务”

传统观念常常利用科学理论来“证明”女性在智力上低人一等，为厌女症和性别歧视披上“科学”的外衣。许多女性疾病被认为是由子宫本身引起的，古希腊理论认为子宫太久没有受孕，就会在女性身体内游荡，引起各种各样的病症，如阻碍呼吸，导致剧烈咳嗽，以及钻进胸腔，引起胸痛和心悸。歇斯底里症这一疾病术语成为扣在每个不驯服的女人头上的帽子。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女人的全部天性，包括个性、智力和体能，都被认为由子宫的奇思妙想所控制。男性医学权威将子宫病理化，逐渐形成女性是脆弱的、不稳定的、情绪化的刻板印象，促使妇女被排除在各个公共领域之外。

“歇斯底里”疾病概念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超越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症》

面对这些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早期女性医学先驱们努力打破这些偏见和不公，证明自己不仅可以胜任，还可以比男性表现得更加优秀。她们甚至得到了一些男性医生的赞许，英国爱丁堡大学著名妇产科医生辛普森，氯仿用于产科麻醉的开拓者，就称赞曾担任其助手的女医先驱埃米莉·布莱克韦尔：“在你驻留此地与我并肩学习的八个月期间，我拥有最好、最公平的机会来检验你的医学知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宣布，我很少见到哪个年轻医生能像你这样既熟悉古代和现代语言，又对文学、科学和职业实践的细节方面有这样丰富的了解。”（第126页）

女医先驱们敏锐地观察到社会道德规范为女性诊病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这一时期，裸体或暴露隐私部位是一种禁忌，即便是在医生面前也不行。这样的风气导致女性的健康问题特别容易被误解、漏诊和治疗不当。许多妇女因为遵循“谦逊”和“纯洁”的女性气质要求，宁愿忍受病痛，也不愿向男医生透露私密症状，大量女性正在承受痛苦，而男性医务人员对此不以为意。

19世纪道德禁锢下为女性诊查的场景

女性行医对于改善妇女乃至家庭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只有女医生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女性疾病，从而为女性提供更好的治疗，改善她们的健康，否则这些痛苦永远不能缓解。照顾家庭和孩童是女性的传统领域，女医先驱者将这一角色扩展，号召“女性为女性服务”（women’s work for women），将传统的女性角色与一个新兴的职业角色连接起来，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过渡。女医先驱者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在英国进行《女性在医学职业中的影响》的巡回演讲，指出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治疗和护理的责任，从医是这种责任的自然延伸。女医生可以向女病人及其家人传授环境卫生、营养和个人卫生方面的知识，从而对人们的健康产生独一无二的深远影响。女医先驱者把培养女医生塑造成一项社会急需的慈善事业和道德责任，这使得她们的诉求带有利他主义色彩，更容易感召女性加入医学行业，也更容易被社会接受。

女医先驱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演讲集

女医先驱者开创了专门为妇女儿童服务的妇幼保健院和慈善药房，为妇女儿童提供医疗、外科、药品服务，培训护士为社区服务，同时发起健康教育服务。这些行动受到了广大女性的欢迎，来就诊的病人不仅包括周边居民，还包括来自各个角落希望由女医生诊治的女性，尤其是妇科疾病患者，这在实际层面解决了女性就医的“体面”问题。后续女医先驱们还开办了女子医学院，为女医学生提供了临床实践和接受医学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女性后来者在女医先驱们创办的女子医学院和医院接受教育和培训，她们走向各地，走向全球，开办自己的诊所和医院，让女性，尤其是贫困女性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一些女性还在医学生涯中做出了重要发现，为医学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女医先驱们以一种“非威胁性”的姿态，为女性赢得了进入医学领域的初步权利。这一论述成功地帮助女性在医学内部开辟了妇科、产科、儿科等最初被视为“适合女性”的专业领域，这些领域至今仍有很多女性从业者。然而，这种策略也强化了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导致后来女性进入外科等被视为“男性领域”的科室埋下了新的障碍。时至今日，医疗领域关于两性差异的刻板印象依旧存在。男性智商高、行动力强、头脑冷静、抽象能力好、适合使用技术，是理想的医生人选；女性耐心、温柔、体贴、适合照顾病人，是理想的护士人选。外科依旧更多地被看作是男性领域，护理更多地被看作是女性领域。

三、并非铁板一块：女医先驱的内部分歧

女医先驱们的斗争史，常被后人描绘成一幅团结一致的画卷。实际上，这些先驱者并非铁板一块，她们在策略、理念与个人选择上存在分歧。这既揭示了性别突围的复杂性，也丰富了她们留下的遗产。

在如何打开医学大门的具体策略上，女医先驱们有不同的观点。索菲亚·布莱克在遭遇种种挫败后，坚信在敌意的男性体制内寻求公平是徒劳的。她开始主张建立女子医学院、医院和资格认证体系。这条路径的核心在于，通过创建属于女性自己的、不受男性干扰的空间，来培养女医生、服务女病患，并以此证明女性的能力。这确保了女性医学教育的延续性，但也面临着被主流边缘化的风险；伊丽莎白·安德森倾向于利用现有体制的漏洞、规则与男性开明人士的支持，从内部攻破堡垒。她通过药剂师协会获取资格，并一生致力于在男性主导的医学机构（如英国医学协会）中争取席位和认可。这条路径的目标是让女性作为平等的个体被现有权威体系所接纳。这一路径时常面临被体制同化或被迫妥协的压力，也会被误解为温和软弱和缺乏斗争性。

即使在共享女性从医的同一目标，先驱们的理论根基也存在微妙的差异。一些先驱在公开论述中强调“女性为女性服务”的论点。她们强调女性的同情心、母性本能和道德纯洁性，将其塑造为女性从医的独特优势。这种论述策略性地利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意识形态，将限制转化为前进的武器；一些先驱坚信女性在智力、能力与职业抱负上与男性毫无二致，她们不想妥协，也不屑于寻找特殊关照，她们认为自己追求的是本就属于女性的平等，女性是否可以行医、是否能够行医，不应该由男性群体做主。这种内在的张力，使得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争取一份工作，更是一场关于女性本质与能力的哲学论争。

在婚姻与事业抉择这一永恒的难题上，第一代女医生因人生际遇、性格理念不同，做出了不同的个人选择。一些选择独身，将医学事业视为一种“召唤”或“使命”，取代了传统的婚姻和家庭角色。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从医学事业中获得了自由与满足，终生未婚，她指出“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女人都必须迎合，压抑她的个性——即使拥有最好的丈夫和孩子，她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每日牺牲自己，但真正的工作意味着完美的自由和充分的满足”（第132页）。这种选择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她们是严肃的、专业的，其职业承诺不容置疑。她们向世界证明，婚姻不应该是女性唯一的规定命运，职业成就和自我实现同样可以成为女性生命的核心支柱；一些女医生幸运地找到了志同道合、支持她们事业的丈夫。伊丽莎白·安德森的婚姻就是一个成功范例，她的丈夫支持她的职业，在实际生活中分担家庭责任，确保她能够继续行医和参与公共事务。这种婚姻要求丈夫不受传统性别观念束缚，愿意在家庭内部进行角色重构。这些先驱者们通过她们的个人选择，无论是不婚还是开创性的新型婚姻关系，都在重新定义“女性的人生可以是什么样子”，让女性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她们的人生故事为后世职业女性开辟了道路，使得“事业与家庭”的讨论成为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女医先驱不同的选择和分歧，并没有弱化这场斗争的力量，反而是其活力与深度的体现。它表明，女性进入医学领域，并非一个单线条、同质化的过程，而是一场多元化的社会实践。策略的竞争催生了更灵活的斗争手段，理念的张力深化了运动的思想内涵，个人选择的多元化则为所有女性提供了更多样的生活范本。正是在这种“并非铁板一块”的复杂图景中，女医先驱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共同完成了一项不朽的功业：不仅为女性赢得了穿上白袍的权利，更开启了重新定义性别与医学、职业、婚姻与权力等复杂关系的漫长进程。

结语

《女医生的诞生》鲜活地记载了女医先驱们的困境与突围。她们的斗争，不仅是在争取一纸文凭或一个行医资格，更是在撼动一整套将女性排除在公共知识与权威之外的话语体系。女医先驱们推开的，不仅是医学殿堂的大门，更是一个让后世女性得以持续思考、辩论并拓宽自身边界的思想与实践空间。直至今日，当我们探讨医学领域的性别分工，或谈论事业与家庭平衡时，依然能感受到这群先驱者所开启的、远未终结的漫长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