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天，上海天蟾舞台的后台灯光昏黄，只有一盏钨丝灯在微弱地闪烁。冯喆穿着呢大衣，靠在化妆间的门口，手中紧握着一张已经撕裂成半边的火车票——这张票是从北京来的，车次是14次，票面上写着硬座。票根背面，钢笔字工整地写着：排完《家》的末场就走，别回头。 这张票冯喆并没有用上。就在那时，黄宗英从侧幕探头出来，轻声说了一句简单却平凡的话：冯哥，下场对词。她的声音柔和，却像是一把钝刀，毫无预警地把冯喆钉在了原地。谁也没想到，这一钉，竟然钉了他整整半生。后来，人们常用才子佳人来形容他们，可实际上，当时的剧组更像是一个临时拼凑的小江湖：有些人刚刚从重庆逃难回来，有些人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藏在棉袄的夹层里。排练厅的木地板嘎吱作响，灯光昏暗到只能隐约看清彼此眼睛里的血丝。可是，就在这灰扑扑的背景下，冯喆的六国语言、钢琴技巧和书法才显得异常璀璨——他在台上演着觉新，演完后随便便用德语背诵一段里尔克的诗，再用毛笔给黄宗英写一副扇面。黄宗英那时才二十一岁，穿着一件阴丹士林的旗袍，细腰纤弱得像能轻易被掐断。可她台词中的一句我想活，却能让整个剧组静到听得见胶片摄影机的转动声。戏是假的，然而那种绝望却是真实的。

戏散场了，但两个人的关系并未随之散去。黄宗英和冯喆像把舞台当成了公园，半夜里他们在侧台分着一包花生，讨论易卜生、斯坦尼拉夫斯基的演技理论，甚至聊到上海米价的涨幅。冯喆曾说过，等局势安定后，他想拍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电影，黄宗英则笑他说他在做梦。转身，她却把自己刚写完的散文读给冯喆听——她的声音低沉，读到爱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时，突然卡住了。冯喆伸手帮她翻开了下一页稿纸，他的指尖停在了收回两个字上，但却没有再继续翻动。就在那一刻，后台的灯泡突然发出噼啪一声，闪出一个小火花，仿佛在替他们说出了话语。

然而，那个火花终究无法照亮黄宗英家门口的那条弄堂。黄宗英的母亲见过太多为生活而挣扎的人，每当冯喆去拜访，老太太总是用一句唱戏的靠不住把他判了死刑。她没有骂人，只是在每天晚餐后把门闩拉得格外响亮，铁器摩擦木头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1947年初春，程述尧上门提亲，他带来了中央银行襄理五个字和一封盖有钢印的聘书。在婚礼前一周，黄宗英托人把冯喆写给她的信件全部退回，连牛皮纸绳都没有拆，信封的边角磨破了，看起来像是被无数次反复摸过。那些信最终仍旧原封不动地送回了冯喆手中。

冯喆此时已身处北京，住在前门饭店。他在那里待了三天：第一天，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擦得闪亮的皮鞋能照出人影；第二天，西装外套被丢在椅背上，他穿着衬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鞋底摩擦着地毯，留下一道浅浅的沟痕；第三天，前台收到了一封挂号信，信里只有一张剧照——那是《家》中觉新与梅表姐对视的场景，冯喆在背后用铅笔写下：我等你到戏散场。 信未拆，原封返回。多年后，林彬在回忆录里提到，冯喆当时将信点燃，看着火焰吞噬它，他第一反应是用手去挡，生怕烧到桌上散落的照片。结果，手背被烫出了一排水泡。这些水泡后来化作了疤痕，成了他在《南征北战》中饰演的高营长眉间那道挥之不去的阴影。

1953年，黄宗英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食堂排队买红烧肉，她隔着几排桌子，看见冯喆低头吃饭，白衬衫的领口已经磨破了边缘。她犹豫了一下，刚准备朝他走去，冯喆却突然站起身，把饭盒盖好，匆忙转身离开，步伐快得像是在逃。那天食堂里卖的是咸得让人发苦的带鱼，黄宗英后来跟朋友说：我一口也没吃，全部吐了，吐完了才想起，他以前最爱吃红烧肉的。

1961年，黄宗英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写的是她在老剧院拆建过程中偷偷跑去看，捡到的一只半截破旧灯泡。文章最后写道：灯泡碎了，光还在。 可没人知道，那只灯泡最终被冯喆的同事在电影学院的道具仓库里找到了，并用红绸布包着，绸布上有一行已褪色的铅笔字：家，1946.11。尽管标签褪色，包裹的绸布却仍显得格外鲜亮，就像刚沾过泪水。

1969年深秋，冯喆去世。当这个消息传到黄宗英耳中时，她正在厨房剥毛豆，手一抖，指甲把豆仁掐出一个小坑。她没有哭，只是那天她多炒了一盘咸菜豆瓣，吃到最后，盘底满是油腻，她加水调开后仰头喝下，就像在吞下某种难以下咽的东西。多年后，黄宗英接受电视采访时，主持人问：如果当年……她摆了摆手，袖口滑落，露出腕上一道旧疤——那是1947年婚礼前夜，她自己用剪刀划的，伤口并不深，但恰好见血。她说：哪有什么如果，我们不过是被风刮散的沙，风停了，各自找各自的坑。她顿了顿，指向镜头外的灯：瞧，灯泡还在呢。 灯依然亮着，然而戏已散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