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珍的导游笔记本第三页，写着一行中文：“中国游客特点：爱喧哗，喜炫耀，不守时，购物狂。”这是她从前辈那里继承的“经验”，旁边还画了三十六个“正”字——每验证一次就添一笔。

今天这个上海来的精品小团，是第三十七次验证的开始。秀珍穿着最挺括的民族制服，嘴角挂着标准的十五度微笑，心里却已经给眼前六位游客贴好了标签。

戴金表的中年男人——炫耀。不停自拍的年轻情侣——肤浅。总在纠正她中文发音的老教授——难缠。安静得有些阴郁的女士——挑剔。一直记笔记的大学生——故作深沉。

“各位贵宾，欢迎来到平壤。”秀珍的声音像玉流馆的冷面，清爽但没什么温度。

参观万景台少年宫时，事情出现了第一个意外。

表演结束后，那个“炫耀”的金表男人突然走到舞台边，用流利的朝语对拉小提琴的孩子说：“你第三节的揉弦可以再轻一些，像这样。”他做了个手势，专业得让秀珍愣住。

孩子眼睛一亮，重新试了一次。音色果然更动人了。

“您会朝语？”秀珍忍不住问。

“八十年代在朝鲜留学过。”男人笑了笑，“学音乐的。现在做乐器生意。”

秀珍笔记本上“爱炫耀”三个字，被轻轻划掉了。

第二天去妙香山，大巴车上，“肤浅”的年轻情侣一直在低声争吵。女孩眼睛红肿，男孩面色铁青。秀珍准备好调解的说辞——她处理过太多情侣在旅途中闹矛盾的情况。

但停车休息时，她看见男孩在山泉边小心翼翼地给女孩冲洗被草叶割伤的手指，而女孩从背包里掏出药膏，轻轻涂在男孩晒红的脖颈上。他们不说话，只是沉默地互相照顾。

“他们不是来旅游的。”老教授不知何时走到秀珍身边，“女孩刚确诊重病，男孩辞了工作陪她完成心愿清单。朝鲜是第三站。”

秀珍握着导游旗的手紧了紧。“故作深沉”的大学生正在帮“挑剔”的女士拍照。女士在佛影台前站了很久，突然轻声说：“我丈夫生前最想来这里。他是研究朝鲜佛教艺术的。”

原来她不是挑剔，是心事重重。原来大学生不是在记笔记，而是在画速写——他悄悄把女士孤独的背影画进了画里。

那天晚上，秀珍翻来覆去睡不着。她起床翻开笔记本，看着那些被划掉的标签，第一次感到羞愧。

行程第三天，发生了秀珍导游生涯中最意外的插曲。

参观平壤地铁时，那位生病的女孩突然晕倒。深度昏迷，需要立即送医。但最近的医院在十五公里外，正值晚高峰，救护车至少需要四十分钟。

“我知道近路！”秀珍几乎脱口而出——一条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巷道小路，“但需要步行一段。”

“走！”金表男人二话不说背起女孩。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一个朝鲜女导游在前面狂奔引路，六个中国游客轮流背着病人穿越平壤的大街小巷。经过居民区时，有窗口探出头来；经过小卖部时，老板娘递来湿毛巾；经过学校时，放学的中学生自发组成人墙，挡住拥挤的人流。

十五分钟，他们冲进了医院急诊室。

女孩脱离危险后，医生对秀珍说：“再晚十分钟就麻烦了。你们是她的家人吗？”

秀珍看向那六个满身大汗的中国人：老教授的衬衫湿透了，金表男人的名表表带断了，大学生的手在颤抖，女士的丝袜划破了，男孩紧握着女孩的手，自己的制服沾满了灰尘。

“是的，”她说，“我们是。”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团队”——不是名单上的七个名字，而是在危急时刻会为彼此奔跑的人。

接下来的行程，一切都不同了。

在开城吃铜碗饭时，老教授用朝语给大家讲高丽王朝的笑话，连不苟言笑的餐厅服务员都笑出了声。参观板门店时，女士默默把一束在路边采的野花放在和平纪念碑前——那天是她丈夫的忌日。

最让秀珍震撼的是最后一个晚上。

按照惯例，旅行社会为每个团安排简单的告别会。但这次，中国游客们提出了一个请求：“我们想去秀珍家看看。”

这是违反规定的。但旅行社社长在电话里沉默良久后说：“特殊情况，批准。”

秀珍的家在普通居民区，五十平米，整洁但简朴。她不好意思地解释：“我和母亲同住，父亲早年去世了。”

母亲端出自制的打糕和米酒。狭小的客厅里，七个人盘腿坐在地板上。没有导游和游客，只有七个分享故事的人。

金表男人讲他八十年代在朝鲜留学时，房东大妈如何把最后一块肉留给他。老教授讲他研究朝鲜历史时，如何被这个民族的韧性打动。女士讲她丈夫如何梦想着来朝鲜进行学术交流。

男孩握着已经好转的女孩的手：“在朝鲜这几天，她笑了十二次。比在上海一个月都多。”

秀珍的母亲突然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本相册。里面是秀珍父亲的遗照——一位人民军退伍军人，还有秀珍从小到大的照片。

“她爸爸走的时候，秀珍才十岁。”母亲用简单的汉语夹杂朝语说，“他说，希望女儿能让世界更多人了解真实的朝鲜。”

所有人都安静了。秀珍第一次在游客面前流泪。

“我以为...”她哽咽，“我以为导游只是一份工作。”

“所有真诚的工作都是桥梁。”老教授轻声说，“你已经在做了。”

送别时在机场，每个人都给了秀珍拥抱。金表男人留下他在上海乐器行的地址：“如果你来中国，我教你女儿弹钢琴——你说过她喜欢音乐，对吧？”

老教授留下一本他签名的著作，扉页上写着：“给李秀珍导游——你是比我更优秀的文化使者。”

女士留下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是她丈夫收藏的朝鲜传统纹样图册的复印本：“他说这应该属于真正热爱这片土地的人。”

年轻情侣留下两张上海音乐厅的门票：“等你来，我们请你听音乐会。”

大学生留下那幅速写，画上是秀珍在妙香山讲解时的侧影，下面写了一行小字：“你让我们看见的，比景点更多。”

飞机起飞后，秀珍坐在机场大巴上，翻开笔记本。第三十七个“正”字只画了两笔就停住了。她拿起笔，在这一页写下新的标题：

“中国游客教会我的事：”

下面还是七行字，但内容完全不同：

“金表下藏着三十年前的青春记忆

相机后是倒数计时的深情

挑剔的眼神在寻找逝去爱人的足迹

年轻的画笔试图理解另一个民族的灵魂

疾病的阴影挡不住对世界的热爱

学术的严谨下是跨越国界的尊重

而我——一个普通的朝鲜导游——可以是桥梁，而非标签”

合上笔记本时，秀珍想起父亲的话：“真正的理解不是用眼睛看标签，而是用心听故事。”

大巴车驶过平壤大街，晚霞把未来科学家大街的玻璃幕墙染成金色。秀珍忽然觉得，这座城市和她自己，都因为那六个中国人而有些不同了。

三个月后，秀珍的导游考核评语上多了一句特别备注：“该导游在跨文化理解方面表现突出，能超越刻板印象，建立真诚的人际连接。”

她不知道的是，在上海的一间书房里，老教授正在撰写一篇论文，题为《旅游中的“去标签化”：以朝鲜导游李秀珍为例》。论文结尾写道：

“我们总以为是在‘了解’一个国度，实际上，是在邂逅一个个具体的人。而当标签脱落时，人性最朴素的光芒才会真正显现——那光芒无关国籍、身份、经历，只关乎我们是否愿意看见彼此真实的样子。”

而秀珍那本划掉三十六个“正”字的笔记本，如今静静躺在她的书桌上。第三十八个团即将到来，她准备好翻开崭新的一页——这一次，没有预设，只有期待。

因为她终于明白了：导游的真正使命，不是验证偏见，而是见证那些偏见如何在真实的相遇中，一片片剥落，露出人类共通的、温暖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