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日占时期的北平，李友勋与李杨氏夫妇二人居住在北平市内二区太平湖营房11号。34岁的丈夫李友勋做小生意，妻子李杨氏23岁，无业。战时北平百业萧条，为贴补家用，李杨氏帮邻居刘福来捡废纸。9月的一天，李友勋等到夜里一点多钟，妻子才回来，竟说是与刘福来一起看电影去了。李怀疑妻子与邻居私通，很不满，但也没做什么。又一日，收工后，刘福来送李杨氏回家，后据法庭口供记录，二人当天在外面发生了关系。

转年到1944年，随着日军节节败退，北平城内愈加混乱，粮食匮乏，居民生活很艰难。刘福来与母亲都劝说李杨氏，不如跟着刘福来回原籍生活。李杨氏决定“弃夫潜逃”。2月28日早8点，她与刘福来从北平前门外东车站坐火车，到通县南关，在段家小店暂住。刘福来留下5元钱，回北平料理家事，说过一两天就回通县，带她一起回老家。就在此时，李友勋报警寻妻，称刘福来有嫌疑，警方在段家小店抓获刘、李二人。1944年3月6日，北平伪地方检察署以“通奸罪”起诉二人。

这是第一财经年度历史图书《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中呈现的第一个案子。书中提到，当时的通奸罪属“妨害婚姻家庭罪”类，该类罪名下还包括“诱拐”“重婚”等罪行。这个案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多重面向，比如战时社会不安定导致经济衰败、粮食紧缺、居民生活困难，以及妇女迫于生计违背道德准则和法律规定的行为，也呈现了巡警接到报案后处理相应案件的过程、由检察署与地方法院依法裁定家庭纠纷的司法程序等。这一连串视角，反映了当时普通人的生活境况和可以做出的选择，也能够看到妇女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参与城市的商业、交通、娱乐，以及犯罪的边界。

传递普通人的声音

这本聚焦大城市普通人的书，虽是一部历史学术著作，但它的内容鲜活，文字生动，讲述了特殊时期底层妇女的生活困境和顽强努力。作者马钊现为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中国近代历史与文化副教授，他在20多年前开始接触北京市档案馆的民国时期司法审判档案，注意到其中众多女性在法庭上的口供自述。

口供里不仅有丰富的真实信息，如姓名、家庭住址、家庭成员情况、职业、生计状况等，一些地点至今尚存，还展现出了80多年前北京的城市社会、商业、基础设施运行、公共管理等方面的状况。

中译本甫一上市，就吸引了多重读者群体的关注：有人受书名吸引，想看看当时的女性如何在家庭与生活愿景之间进行抉择，有人对战时社会的状况有兴趣，有人则想看看特殊时期的北京是怎样的面貌。

李杨氏这样的北平普通妇女，当时面对的是活跃的“地下世界”，这引起了马钊的强烈关注。在法规、行政、治安管理和男性主导的生活与职业秩序之外，大量非正式经济活动、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邻里关系、家庭权力结构、非法关系和犯罪活动，共同构成了这个隐秘的“地下世界”，某种程度上也带有一定反抗性。20世纪上半叶的城市管理者，则致力于通过改革“消除这个地下世界存在的政治模糊性、道德暧昧性和犯罪可能性”。但是，这些做法在战时的艰难时势中效果大打折扣，也不一定都是合理的。

当时的底层妇女依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探索“灰色地带”的生存手段。她们通过搬家、更换工作等方式，以各种新的尝试面对公婆、丈夫、子女，面对其他亲属、朋友和大杂院中的邻居。她们怎么看待婚姻关系本身，如何考量结婚、再婚甚至冒险重婚，展现了来自普通人的强大生活力量。犯罪与否，虽有法条甄别，在后人眼中也不再那么绝对，她们的口供中展示出的是生活愿景和针对具体问题的判断和选择。

“过往精英阶层受到的关注多，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能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和帝王将相有着遥远的距离。他们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优势，超出了普通人可以想象的空间，”马钊说，“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是被顶层设计的结构所左右，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主动性？我觉得向下延伸去研究和写作，是很有意义的。”

让历史写作更接地气

马钊告诉第一财经，新书出版后，他在读者反馈中收获了很多惊喜。跨越了八九十年的时间，有的读者依然感到自己能与书中的女性产生共鸣，有的读者则关注两性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关心城市底层社会的主动言说。

“刑事档案里面的故事活色生香。大概在2005年，北京的城市建设已经大规模展开，拆迁区很多，但是我在老的街区里还是能看到民国时候留下的蓝色门牌。通过案卷中的供述，甚至能完整复原一个个主人公的行动范围——去哪里买菜，去哪里看电影，与邻居之间隔着多远的距离。很多地方至今还可以看到。”马钊表示，这样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也让他感到很享受。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学术交流活动中，马钊回忆，当年为美国学者玛丽·莱恩教授的著作《性别的奥秘：美国历史中的女性与男性》担任研究助手的经历，对自己的影响很大。莱恩研究美国妇女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协助其工作期间，他读到的大量欧美城市史与性别史文献，也启发了自己的思维。

美国妇女史专家劳瑞尔·乌立奇在《接生婆的传奇：玛莎·巴拉德日记中的人生，1785-1812》一书中，使用了接生婆巴拉德在50~77岁写下的日记，里面事无巨细，记载了18世纪的丰富社会细节。同样，当马钊通过查阅400余件刑事审判案卷，有幸“结识”700余位妇女之后，20世纪40年代北平普通妇女在法官面前陈述的日常生活，便显得活灵活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