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城的波斯珠宝店里，一位粟特商人正用流利的唐朝官话向顾客介绍来自波斯的宝石，不远处的新罗坊里飘出新罗泡菜的香味，而珠江畔的蕃坊清真寺刚刚结束了一次礼拜。

波斯王子卑路斯站在长安城的西市，眼前是肤色各异、语言嘈杂的人群，这位流亡的萨珊王朝后裔发现，自己虽然失去了故国，却在这个东方帝国的都城找到了新的家园。

公元7世纪中叶，他的国家被阿拉伯帝国灭亡，而他与大量波斯贵族、商人一起沿着丝绸之路向东迁徙，最终在长安和洛阳定居下来。他们的到来只是大唐帝国“国际化”的一个缩影。

大唐帝国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人口超过百万。这座城市的设计本身就体现了开放的特质，它的棋盘式街道布局将城市划分为一百零八个坊，而西市和东市则是国际商业活动的中心。

唐代长安的外国人数量惊人。根据史料记载，仅仅在长安城定居的突厥贵族就有近万户。贞观四年唐朝征服东突厥后，将其上层贵族安置在长安，“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

这意味着在唐朝政府中，有一半左右的五品以上官员有着胡人背景。这种官员构成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

走在长安的街道上，你可以看到各种肤色的面孔。有着深邃眼眸和高挺鼻梁的粟特商人正在推销他们的珠宝和香料；皮肤黝黑的昆仑奴跟随在贵族车马之后；来自新罗的僧侣正在前往大慈恩寺的路上。

这些外国人中，有些是短暂停留的使节和商人，有些则是已经定居数代的“老移民”。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了唐朝社会，娶妻生子，置办产业，以唐人为子女命名，甚至参加科举考试。

唐朝专门为外国考生设置了“宾贡科”，相当于今天的高考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吸引了不少外国学子前来应试。

唐代外国人的大量涌入，首先得益于丝绸之路的畅通。这条连接东西方的贸易通道在唐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唐太宗时期击败东突厥，高宗时期又平定西突厥，使丝绸之路的安全得到保障。唐朝政府在沿途设立守捉、驿站，为商旅提供保护和便利。

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主要是被称为“兴胡”或“商胡”的粟特商人。粟特人原本生活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以善于经商闻名。

他们组成商队，从中亚出发，经过西域，最终到达长安、洛阳等唐朝都市。这些商队往往规模庞大，有专门的武装保护，携带的商品包括珠宝、香料、马匹等奢侈品。

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交易案例：西州百姓石染典用18匹大练向一个叫康思礼的人购买一匹马。交易契约的保人中，有“兴胡罗也那”、“兴胡安达汉”等粟特人名字。

这反映了粟特商人在当地经济活动中的深入参与。他们不仅从事跨国贸易，也参与地方性商业活动。

粟特商人的成功不仅因为他们的商业头脑，还因为他们掌握了多种语言。在长安、洛阳等地活跃的“译语人”中，往往就有粟特人的身影。

他们成为唐朝与西域各国沟通的桥梁，有些人甚至因此进入唐朝政府，担任外交和翻译职务。

随着外国人的大量涌入，唐朝的社会文化生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被当时人称为“胡化”。

元稹在诗中描绘了这一现象：“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这位诗人本身就有鲜卑族血统，却对胡化现象表示担忧，这反映出文化认同有时比血统更为复杂。

胡乐在唐朝的流行程度令人惊讶。唐玄宗时期，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天竺乐、高句丽乐等纷纷传入中原，与中国传统音乐融合。

就连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其原型也是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曲。这首乐曲经凉州都督献给唐玄宗，由玄宗亲自改编而成，成为盛唐文化的象征之一。

外来乐器也大量进入中国，如琵琶、筚篥、羯鼓、箜篌等，这些今天被视为中国传统乐器的，实际上都源自西域。它们丰富了唐朝的音乐体系，也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趣味。

服饰方面的变化同样明显。唐代女性流行穿胡服、戴胡帽，面部化妆也吸收了外来元素。这种开放的审美观念，与后世封建王朝对女性着装的严格限制形成鲜明对比。

饮食文化也受到影响。胡饼成为长安街头常见食品，各种香料被用于烹饪。来自西域的葡萄酒酿造技术传入中国，丰富了唐朝的饮食文化。

除了通过丝绸之路陆路来的商人外，还有许多外国人通过海路来到唐朝。广州、扬州、泉州是主要的海上贸易港口。

唐代的广州已经有专门的外国人居住区——“蕃坊”。这里居住着大量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他们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法律和习俗处理内部事务。

蕃坊设有“蕃长”，由唐朝政府从外国商人中选拔任命，负责管理蕃坊事务，处理贸易纠纷。

扬州在唐代后期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有“扬一益二”之称（扬州第一，益州即成都第二）。这里汇聚了来自各地的商人，包括许多西域胡商。

扬州的外国人社区中，波斯和大食商人主要从事珠宝和香料贸易。他们在市场附近聚居，形成自己的社区，并组织类似于唐朝行会的商业组织。

有趣的是，这些外商每年还会定期举办珠宝展览会，展示他们的珍贵商品。这种商业活动形式在当时无疑是相当先进的。

外商在扬州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地方政府有时在需要额外经费时，会向他们寻求捐助。例如李德裕任淮南节度使时，曾为整修开元寺瑞像阁向外商募捐，捐款最多的正是波斯商人。

唐朝的外国人中，除了商人，还有各类使者。他们有些是正式的外交使节，有些则是以“进贡”为名的商人。

唐代文献中记载了大量“朝贡”记录，但这背后往往有复杂的动机。一些遥远小国向唐朝“进贡”，实际上是为了获得丰厚的回赠。

唐朝政府通常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回赠的价值往往超过贡品的价值。这种朝贡贸易成为外国商人获利的重要途径。

日本是向唐朝派遣使者最积极的国家之一。公元862年，日本真如法亲王（又称高岳亲王）率60人使团抵达明州（今宁波），随后前往长安。

这位亲王原是日本平城天皇的第三子，曾被立为皇太子，后因政治变故削发为僧。他入唐的目的是求取佛法，但也带有外交使命。

关于日本使者，还有一个著名的围棋故事。据说唐宣宗时期，日本王子来唐，与唐朝棋手顾师言对弈。顾师言使出“镇神头”绝招获胜。

王子询问顾师言是唐朝第几高手，接待官员回答是第三高手。王子叹道：“我在日本国内已可算是第一高手了，想不到还不及你们的第三高手。”实际上，顾师言正是当时唐朝的第一高手。

这个故事反映了唐朝在文化上的自信，也展现了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唐朝的宗教政策相当开放，各种外来宗教得以在中国传播。除了早已传入的佛教外，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摩尼教和伊斯兰教都在唐朝有所传播。

波斯人阿罗憾的经历是唐代外国人融入中国的典型案例。这位“波斯国大酋长”在高宗显庆年间（656-661年）来到中国，被授予“右屯卫将军”的官职。

阿罗憾曾担任“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并在“拂林西界”立碑。学者对“拂林”所指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是东罗马帝国，有的则认为是中亚某个地区。

阿罗憾还参与了武则天时期的天枢建造工程。这座巨大的纪念建筑由各国使节和商人捐资建造，象征着唐朝的国际地位。

阿罗憾于景云元年（710年）在洛阳去世，享年95岁。他的墓志铭记载了他的事迹，成为研究唐代外来人物的珍贵资料。

关于阿罗憾的宗教信仰，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他是景教徒，因为他的名字“阿罗憾”可能是Abraham的音译；但也有学者认为他并非宗教人士，而是波斯贵族。

无论如何，阿罗憾在唐朝的活动展示了外国人可以在唐朝政府中担任要职，为唐朝服务，并最终在中国终老。

唐朝军队中有大量外族将领和士兵，他们为唐朝的扩张和防御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太宗时期的名将阿史那社尔是突厥王子，归顺唐朝后屡立战功。契苾何力是铁勒部首领，也是唐朝重要将领。高仙芝是高句丽人，曾率军远征中亚。

安史之乱后，平定叛乱的名将李光弼是契丹人，仆固怀恩是铁勒人。这些异族将领在唐朝军事体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甚至曾有意推举胡人担任边将，理由是“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即胡将不会威胁他的宰相地位。这一政策虽然出于私心，但客观上增加了军队中胡人将领的比例。

当然，异族将领也带来了一定风险。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粟特人，他们的叛乱几乎摧毁了唐朝。但即便如此，唐朝后期仍然继续任用异族将领，这反映出唐朝对外族人才的依赖和信任。

唐代法律并不禁止胡汉通婚，这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法律基础。事实上，唐朝皇室本身就具有胡汉混合的血统。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鲜卑人，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也是鲜卑人。

这种皇室的血统混合，使唐朝统治者对民族问题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他们不强调华夷之辨，而是主张“华夷一家”。

在平民层面，胡汉通婚也十分常见。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外国人聚居的城市，有许多胡汉结合的家庭。这些家庭的孩子通常接受唐朝教育，参加科举考试，完全融入唐朝社会。

一些外国人家族甚至在唐朝连续居住数代，完全汉化。他们的姓氏可能还保留着胡人特征，如安、康、米、何等，但文化上已经是完全的唐人。

来唐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做出了多方面贡献。他们不仅带来了商品，还带来了知识和技术。

在天文学方面，印度天文学通过来华的印度僧人和学者传入中国。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瞿昙悉达就是印度人后裔，他编译的《开元占经》包含了丰富的印度天文学知识。

医学方面，来自拜占庭的“秦鸣鹤”曾为唐高宗治疗头痛。西域的医疗技术和药物也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医体系。

数学方面，印度数学家带来的数字和计算方法对中国数学发展产生了影响。虽然现代阿拉伯数字是通过后来的交流传入的，但唐代中印数学交流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艺术方面，西域的绘画和雕塑技术影响了唐朝艺术。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就融合了中原和西域的艺术风格，有些画家可能就是来自西域的胡人。

文学方面，一些外国人也留下了作品。日本僧人空海（弘法大师）在唐学习期间，不仅学习了佛法，还学习了书法和文学，回国后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安史之乱（755-763年）是唐朝对外政策转变的转折点。这场由胡人将领发动的叛乱给唐朝带来了巨大创伤，也改变了唐朝社会对胡人的态度。

叛乱平定后，排胡情绪在社会上蔓延。唐代宗时期，宰相李泌曾下令检括定居长安免于赋税的胡人户口，查得4000余人。

朝廷给他们两个选择：要么入籍成为唐朝百姓承担税赋，要么返回西域。结果没有一个人选择返回，因为他们已经在长安娶妻生子，置办产业，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

尽管这些胡人选择留在唐朝，但社会氛围已经发生变化。唐朝后期，对外政策趋于保守，对外贸易和交往规模也不如前期。

随着唐朝国力衰落，陆上丝绸之路的安全性下降，海上贸易逐渐成为主要渠道。广州、泉州等港口的地位上升，而长安、洛阳等内陆城市的国际性则相对减弱。

晚唐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帝国的直接接触增加。公元751年，唐朝军队与阿拉伯军队在怛罗斯发生冲突，唐军战败。这场战役虽然规模不大，但标志着两大帝国在中亚的势力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