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第357号法令，允许60岁以上男性通过签订合同方式履行国防义务，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这一举措标志着乌克兰兵役制度进入全面动员阶段，其背后是持续三年的俄乌冲突导致的兵力缺口。据公开报道，乌克兰军队中60岁以上士兵占比已达12%，而前线每月需补充数万兵力以维持战线。

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已动员超过60万人参军，但传统征兵制面临严峻挑战。根据欧洲防务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乌克兰18-60岁适龄男性中，约40%已通过“合法途径”规避兵役，包括出国避难、伪造健康证明或利用宗教豁免条款。这种“选择性服役”现象导致前线兵力持续短缺，2025年夏季乌军日均阵亡人数达100人，创历史新高。

乌克兰的兵役政策调整是长期消耗战下的必然选择。自2022年全面动员以来，乌克兰已多次放宽征兵范围：2024年将征兵年龄下限从27岁降至25岁，2025年进一步扩展至60岁以上群体。这一渐进式调整的核心驱动力是前线兵力的持续损耗。据卢甘斯克前线野战医院数据显示，自2024年4月以来，60岁以上伤员数量激增83%，反映出高龄群体在战场中的实际参与度。

更深层原因在于国际援助的不确定性。西方对乌军的支持逐渐减弱，而战场消耗却持续加剧。为填补空缺，乌克兰政府采取“能用尽用”策略：2025年强制征召医学生接受军事训练，2026年初将60岁以上公民纳入合同服役体系。这种“祖父辈参军”现象，本质上是兵源枯竭的无奈之举，其背后是乌克兰在军事僵局中求生的战略挣扎。例如，2024年乌军新兵平均年龄升至43岁，凸显人力资源的结构性危机。

泽连斯基政府将目光投向60岁以上男性，源于对人口结构的精准计算。乌克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该群体中约15%曾接受过军事训练，且拥有工程、医疗、通信等专业技能。例如，利沃夫州65岁的退休工程师伊万·彼得罗夫通过合同服役，为乌军提供了关键的通信设备维护支持。这种“技术型服役”模式，既弥补了前线技术兵种缺口，又避免了大规模征兵对社会稳定的冲击。

老年人参与合同服役的动机包括经济补贴（如每月120,000 hryvnias的薪资）和荣誉感，但顾虑集中在健康风险和家庭责任。例如，一名60岁士兵若阵亡，其家庭可能陷入经济与情感双重困境。此外，代际关系的重构也影响选择：子女对父母参军的态度变化，以及社会舆论对“老年战士”的评价转变，均成为执行中的变量。

合同服役中，老年人健康评估与医疗支持不足。例如，战地医疗资源紧张时，老年士兵的优先救治问题凸显。同时，心理疏导的缺失导致部分老年人因战争环境产生焦虑，而社区组织、宗教团体的支援网络尚未完全覆盖。

政策出台后，乌克兰国内反应复杂。一方面，部分民众视其为“爱国义务的延伸”，尤其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背景下，一些老年人主动响应号召。另一方面，广泛存在质疑声音：民众担忧此举会“拖垮家庭结构”，加剧社会分裂。例如，60岁以上群体多为退休人员，服役可能中断养老金领取，引发经济焦虑。

伦理层面，争议集中于“老年人是否应承担战争风险”。支持者认为，合同制服役是“自愿贡献”，能发挥余热；反对者则质疑，这实质是“变相强制”，尤其当指挥官审批权缺乏监督时。社会学家指出，政策可能加深代际矛盾：年轻一代因征兵年龄下调已感压力，而老年人服役或被视为“牺牲品”。

西方国家多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战争疲劳的标志”，可能延长冲突周期。例如，美国智库分析指出，乌克兰兵源政策“从青年到老人的扩展，显示其已接近人力极限”，呼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相反，俄罗斯方面则将其解读为“乌克兰的绝望之举”，强调其“战斗到最后一人”的意图，但同时暗示此举可能加速内部崩溃。

在军事层面，该政策或引发连锁反应。北约国家担忧，乌克兰的“全面动员”模式可能波及地区稳定，尤其当高龄士兵被部署至非战斗岗位时，后勤保障压力将传导至盟友。同时，发展中国家关注其对全球兵役制度的影响：若老龄化兵员成为常态，可能挑战传统军事伦理。

乌克兰的兵役政策演变轨迹清晰：从常规征兵到“志愿合同制”，再到“能用尽用”，每一步都是对人力缺口的修补。其底层逻辑是“生存优先”：当战场伤亡持续累积，社会资源被军事化吞噬，政府只能通过扩大动员范围来维持战线。然而，这种策略面临“人性代价”——老年人服役不仅涉及身体风险，更可能引发家庭破裂与社会怨恨。

更广泛地，该政策反映了现代战争的“非对称性”特征。乌克兰以“合同制”替代强制征兵，试图降低社会阻力，但实际执行中，自愿原则可能被战时紧急状态稀释。历史经验表明，类似动员往往导致“半强制”局面，例如一战期间各国征兵的“自愿-强制”混合模式。泽连斯基政府正试图避免重蹈覆辙，但兵源枯竭的现实使其政策空间日益狭窄。

未来，该政策能否缓解乌克兰的军事困境，取决于其执行细节与社会承受力。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当战争吞噬代际资源时，和平的曙光或许更需通过外交智慧而非军事动员来实现。乌克兰的兵役政策调整，不仅是一国之策，更是对全球冲突治理的警示——唯有平衡人力与道义，方能避免“战斗到最后一人”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