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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到1936年,给蒋委员长送上一封密报,清清楚楚写明日本接下来几年的侵华计划,中国抗战的命运,也许真的能被改写。
这不是空想,这是一次建立在历史真实之上的“假如”,一次以《钢铁雄心4》为背景推演的深度演绎。
而令人震撼的是在那个国弱民贫、军阀割据的旧中国,如果真的能看清形势、果断变革,我们或许真的能赢在起跑线上。
所以如果我们看穿了日本的野心,中国能否提前实现“抗战成功”?
很可能,先来看一下密报中揭示的事实,1936年,中国陷入混乱。 全国只有57个陆军师、27万人,财政混乱、物资短缺、工业基础基本为零,军官靠裙带,武器落后,军心涣散。
这一切给了日本人可乘之机,而就在一年后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枪响,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战火烧到南京,带来国破家亡的惨剧。
可如果蒋委员长提前一年知情呢?
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蒋委员长做出了一系列看似“游戏指令”的真实应对。
开展全国动员,军事委员会一手抓军队整肃,一手抓扩军;科研系统启动现代 武器研发;经济系统全面转入战时体制,开始推进工业化;全国军阀形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提前实现。
更关键的是面对现实中的卡脖子问题,比如军队补给靠马拉、后方工业无力支撑前线、上海海防几近空虚,蒋委员长采取对症措施。
优先研制卡车,摩托化后勤快速铺开;分化枪械生产线,既保留老步枪产能,又推动新武器换装;启动战略布局,在四川、陕西新建军工厂,从内陆打造“抗战心脏”。
这是一场提前到来的“战时经济+全面动员”组合拳,一下就扭转了前线被动、后方萎缩的格局。
打仗从来不仅是武器的对抗,更是体制与国策的比拼。
抗战初期中国最致命的问题,根本不是缺枪缺炮,而是缺信心、缺集权统筹、缺真正统一的民族意志,而密报正是扭转这一点的“时间调节器”。
到了1937年情况已经完全不同,我们看到中国在面对日本的挑衅时,不是像历史那般措手不及,而是早谋划、早部署。
96个师扩军完成,分成两个集团军,杜聿明、薛岳等悍将尽出,日军的登陆计划接连受挫。
卢沟桥事变后各地军阀纷纷归中央统帅,仅两个月便反攻玉田、解围京津,打出了抗战初期的“顽强基调”。
沧州、唐山、青岛等地,面对日军多次登陆,皆出现“海防军主动出击”、甚至“歼敌三万”的经典战例。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果:1937年的中国,不再是原来那个四分五裂、沉睡的大国,而是一个被狙击之后迅速站起并反手一巴掌的“预设强国”。
别小看这所谓的一年准备期,现代战争是国家体制的对撞。
历史上的抗战初期,因为多重因素中国用了整整一年才建立起全国统一战线;花了三到五年才组建成足以对抗日军的部队规模;直到1945年,才逐步反攻中原北平。
而这一次推进一整年,仅到1938年,我们就打出了这样的战绩。
实现京津保线战略收复,天津压力解除;新式山炮研发完成,卡车列装前线,火力与机动力全面升级;军队改革彻底清除腐败,民族精神全面提振。
你说这是不是早一年,就能换一个结局?
而最让我动容的是一点:1938年夏,全国已整装待发,蒋委员长一句“攻守易形”,正式启动全面反攻。
要知道现实中中国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不得不被动全面反攻。而现在中国直接在1938年抢先卡位,打破了历史的宿命。
到了1940年7月,仅仅三年,中国就以 90万人伤亡换下日军及伪军217万人命。全面收复东北,占领朝鲜半岛,完成大陆清洗。
日本最终不得不提出停战协议,但此时的蒋委员长直言拒绝,要求“必须彻底胜利”,只接受“登陆本土、审判战犯”,这就是未雨绸缪和战略超前的力量。
那么这盘“逆天改命”的棋局,对当下我们意味着什么?
第一,不要小看预判能力,国家层面的提早研判战略动向,是任何风险与机遇的分水岭。无论是经贸谈判,还是科技突围,提前预判敌我可能动作,是打赢未来战争的根本。
第二,工业化才是立国之本,用“工业带动军队改革,科研服务战时战略”这一思路,在今天依然关键。
从芯片到装备制造,每一条自主产业链,都是一场未雨绸缪的“战争动员”。
第三,统一思想,才有统一战线。无论面临怎样的挑战,中央集权下的民族共识,是我们赢得最后胜利的底气所在。
“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不只是抗战法宝,也早已是今天高质量发展的政治基础。
落后并不可怕,只要清醒,怕的是放任差距、沉睡愚昧;可一旦我们认清了对手,坚定了方向,哪怕起步再晚,也能跑赢时间本身。
这个“钢铁雄心”的假如,不只是历史逆推的一次游戏演绎,它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未来的战争一定不是靠临时准备赢的,而是靠系统规划、提前部署、全民动员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