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的尾声，我军的百万野战军横渡长江，迅速展开了三路进攻，迅猛击破了国军的防线。第三野战军在沪宁杭一带展开大规模的攻势，成功消灭了汤恩伯领导下的国军中央嫡系力量；第四野战军则从中南地区出击，发起了震撼的南线追歼，和白崇禧的主力展开了生死搏斗；而最令世人惊讶的，还是人数最少的刘邓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尽管仅有45万兵力，其中还包括了第四野和贺龙总部队的支援，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二野却几乎消灭了近90万国军，战绩堪称惊世之举。这一战果，几乎是东野辽沈战役歼敌人数的两倍。那么，二野的胜利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深刻原因呢？

在渡江战役后，我军将关内的解放作战划分为三个方向，分别由三野、四野和二野负责。第三野战军承担了东南和华东的战斗任务，林总领导的四野负责中南五省以及云南，而刘邓的二野则负责大西南的战斗任务。虽然二野的兵力在表面上显得较少，但其中的精锐部队却极为强大，尤其是陈赓的第四兵团被抽调支援林总与白崇禧作战时，二野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增强。渡江战役前，陈赓的第四兵团和杨勇的第五兵团各有8到9万兵力，但经过激战后，这两个兵团的有效战力实际剩余大约只有8万人左右。

为了确保大西南战役的顺利展开，刘邓向军委提出了补充兵力的请求。报告中提到，计划从山东调兵补充2万新兵和3万俘虏，补充至每个兵团约10万人，并要求从京沪两地调配物资。然而，最大的难题并非兵力补充，而是干部问题。二野的地方干部极为缺乏，必须从华东地区调派一些有限的干部，甚至还动员了一些学生参与。经过补充后，二野手下的两个兵团以及刘邓直属部队的兵力合计约为23万人。

与此同时，第四野由于抽调了陈赓的第四兵团，也将部分驻扎在湖南的部队划归刘邓指挥，最终形成了一个33万人的大军。贺龙总部的18兵团和第7军近12万人也从北方进入四川，加入了二野的指挥体系。如此一来，刘邓的二野战斗群的总兵力达到了45万人。

在西南，国军的力量虽然在人数上占优，但他们的战斗力远不如我军。西南地区的国军力量主要由四个集团构成：宋希濂集团（包括第14、第20兵团），胡宗南集团（第5、第7、第18兵团），朱鼎卿的第3兵团、孙元良的第16兵团、何绍周的第19兵团和郭汝瑰的第22兵团，以及刘文辉、邓锡侯等地方军队，合计约70万人，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装，整体国军力量接近95万人。

然而，尽管国军在人数上占优，但他们的战斗力大打折扣。许多部队在淮海战役后已遭重创，实力大减。孙元良的兵团，原本就是从淮海战役中撤退后的残部，而朱鼎卿的兵团则由湖北保安部队升格而来，战斗力极为薄弱。除了胡宗南的第5兵团和部分老牌部队，如宋希濂的14、20兵团保持了一定战斗力外，其余的部队大多是新编兵团或地方武装，战斗力极为脆弱。

即便国军在兵力上略占优势，但在战斗力上，显然无法与我军的强大对抗。而且，在西南的战场上，国军的指挥系统已经开始崩溃。许多指挥官已经意识到大势已去，甚至在战前准备投降。宋希濂曾公开表示，如果四川失守，他准备带兵撤退至滇缅边境，保全实力，待时而动。这种心态反映了国军的内部分裂与指挥失调。

更为致命的是，蒋介石的战略失误加速了国军的崩溃。他坚信通过西南的天险与我军决战，认为我军不可能越过川蜀地形进入四川，因此坚持让国军在西南死守。然而，这一死守策略，恰恰为我军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许多国军部队在执行命令时，反而加速了自身的崩溃。

随着国军高层的动摇和部分部队的投降，解放军的战果也越发显著。到战役结束时，约有50万国军选择起义，整个西南几乎在没有太大抵抗的情况下被我军占领，西南的解放进程大大加速。

二野的成功，除了战略上的优势外，还离不开四野和贺龙总部部队的鼎力支持。在战后，刘邓特意感谢了四野和贺老总的帮助，尤其是在协同作战中的默契与牺牲精神。正是这种团结协作，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最终实现了西南的解放。

这场战斗，犹如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不仅展现了我军强大的战斗力，也映射出国军内部的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