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现代人每日奔波于通勤之路时，或许会好奇：千百年前的古人，又是如何“上班”的？在明代，从庙堂之高到市井之远，一幅幅鲜活的“职场图景”早已展开。

首先登场的，自然是朝廷官员这群最典型的“上班族”。无论品级高低，俸禄总是履职的回报。常有人说明朝官员工资微薄，实则若置身当时的经济环境中，其收入并不算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即便只是正九品的县主簿，年薪也有六十石禄米，足以媲美江南富庶地区一个地主家庭的年净收入。更何况，官员还享有“优免”特权——不仅免去赋税劳役，还可借此兼并土地。到了明朝中后期，“士大夫又多田产”已成常态，不少以“清贫”自居的文人，名下田产实则惊人。

但这俸禄起初并不易得。明初官员赴任，必须严格遵循《授职到任须知》，后改为《责任条例》，其中密密麻麻列满任期事项。考核时逐条核对，一条未完成就可能招致严惩。即便不涉贪腐，仅因公务疏漏而被治罪者亦不在少数。难怪明代学者何良俊感慨，明初为官真是“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惊骇”。也正因如此“官不聊生”的严苛管理，明初吏治一度清明，工农各业蓬勃兴起。

官员之外，明代手工业中的“上班族”群体也在迅速扩大。明初工匠常需轮班进京服役，负担沉重；自中期起，政策渐松，工匠得以“自由趁做”，手工业随之腾飞。据载，当时行业分工已极其细致，有“三百六十行”之说。正德年间仅江宁县一地，铺行就达一百零四家。

具体到各地：徽州冶铁，每夜炉火通明，轮班工匠多达四五十人；嘉兴石门镇，二十余家油坊聚集，雇工超过八百；景德镇瓷窑更会聚匠人数万；造纸名镇石塘，纸工亦不下两千。纺织业尤为典型，江南“机户”常备织机二三十台，雇工数十。苏州城内，染工、织工各以千计，内部分工细如“车工”“纺工”“缎工”。每日拂晓，玄庙口已有数百工人等候雇主管事前来挑选，市声熙攘，俨然早期的“劳动力市场”。

“上班族”的收入自然也千差万别。根据《宛署杂记》，县衙差役年入约二十两白银，赶车马夫可达四十两；装钉匠日薪七分银，装炭匠却可达三钱；而更夫、铺兵等职，辛苦一年仅得数两。可见有技在身，方能谋得优酬。景德镇的瓷工、石门镇的油工，多“按日以银”领取工钱，油工日薪约二分。若手艺出众，收入更可跃升——嘉靖年间擅制小木器的鲍匠、万历年间精于铜器的胡四，作品皆价同金玉，一器难求。晚明张岱曾叹，许多工匠未曾读诗书，却凭巧技积财万千，甚至“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森严的等级之墙，已在工匠的指尖劳作间悄然松动。

然而繁华之下，暗涌渐生。农村看似远离“上班”，实则明代中后期，越来越多农民被迫转型。土地兼并日益剧烈，赋役多转嫁贫户，种地难以维生，大量农民弃田成为“流民”。与此同时，商品经济兴起，为这些流民提供了另一条出路——进城“上班”。《宛署杂记》记载，北京郊区农民若坚持耕田，一年所得难以果腹；但若去周边窑厂、炭厂劳作，收入却能翻倍。于是“弃田就贾”之风盛行，竟致京郊“土阔人稀”，“编民百无一二”，几无安心务农之人。

这一幕，仿佛明代社会的一体两面：一边是百工兴旺、市井喧嚣的蓬勃景象，白银在织机与陶轮间流转，技艺打破身份的藩篱；另一边却是田园荒芜、流民日增，农田被置换为炭窑与工坊。无数人从土地走向坊肆，从农户变为雇工，在时代的浪潮中寻找新的活路。

回望这段历史，古人“上班”的模样，远比想象中更加生动、复杂。他们不仅奔波于官衙与作坊之间，更置身于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迁之中。那些晨光中等待雇主的工匠，那些毅然离乡的农民，连同案牍劳形的官员，共同织就了明代一幅纷繁而真实的“职场长卷”，也让我们看见：每一个时代的忙碌背影里，都藏着社会发展的密码与回响。

□胡文洲

当现代人每日奔波于通勤之路时，或许会好奇：千百年前的古人，又是如何“上班”的？在明代，从庙堂之高到市井之远，一幅幅鲜活的“职场图景”早已展开。

首先登场的，自然是朝廷官员这群最典型的“上班族”。无论品级高低，俸禄总是履职的回报。常有人说明朝官员工资微薄，实则若置身当时的经济环境中，其收入并不算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即便只是正九品的县主簿，年薪也有六十石禄米，足以媲美江南富庶地区一个地主家庭的年净收入。更何况，官员还享有“优免”特权——不仅免去赋税劳役，还可借此兼并土地。到了明朝中后期，“士大夫又多田产”已成常态，不少以“清贫”自居的文人，名下田产实则惊人。

但这俸禄起初并不易得。明初官员赴任，必须严格遵循《授职到任须知》，后改为《责任条例》，其中密密麻麻列满任期事项。考核时逐条核对，一条未完成就可能招致严惩。即便不涉贪腐，仅因公务疏漏而被治罪者亦不在少数。难怪明代学者何良俊感慨，明初为官真是“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惊骇”。也正因如此“官不聊生”的严苛管理，明初吏治一度清明，工农各业蓬勃兴起。

官员之外，明代手工业中的“上班族”群体也在迅速扩大。明初工匠常需轮班进京服役，负担沉重；自中期起，政策渐松，工匠得以“自由趁做”，手工业随之腾飞。据载，当时行业分工已极其细致，有“三百六十行”之说。正德年间仅江宁县一地，铺行就达一百零四家。

具体到各地：徽州冶铁，每夜炉火通明，轮班工匠多达四五十人；嘉兴石门镇，二十余家油坊聚集，雇工超过八百；景德镇瓷窑更会聚匠人数万；造纸名镇石塘，纸工亦不下两千。纺织业尤为典型，江南“机户”常备织机二三十台，雇工数十。苏州城内，染工、织工各以千计，内部分工细如“车工”“纺工”“缎工”。每日拂晓，玄庙口已有数百工人等候雇主管事前来挑选，市声熙攘，俨然早期的“劳动力市场”。

“上班族”的收入自然也千差万别。根据《宛署杂记》，县衙差役年入约二十两白银，赶车马夫可达四十两；装钉匠日薪七分银，装炭匠却可达三钱；而更夫、铺兵等职，辛苦一年仅得数两。可见有技在身，方能谋得优酬。景德镇的瓷工、石门镇的油工，多“按日以银”领取工钱，油工日薪约二分。若手艺出众，收入更可跃升——嘉靖年间擅制小木器的鲍匠、万历年间精于铜器的胡四，作品皆价同金玉，一器难求。晚明张岱曾叹，许多工匠未曾读诗书，却凭巧技积财万千，甚至“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森严的等级之墙，已在工匠的指尖劳作间悄然松动。

然而繁华之下，暗涌渐生。农村看似远离“上班”，实则明代中后期，越来越多农民被迫转型。土地兼并日益剧烈，赋役多转嫁贫户，种地难以维生，大量农民弃田成为“流民”。与此同时，商品经济兴起，为这些流民提供了另一条出路——进城“上班”。《宛署杂记》记载，北京郊区农民若坚持耕田，一年所得难以果腹；但若去周边窑厂、炭厂劳作，收入却能翻倍。于是“弃田就贾”之风盛行，竟致京郊“土阔人稀”，“编民百无一二”，几无安心务农之人。

这一幕，仿佛明代社会的一体两面：一边是百工兴旺、市井喧嚣的蓬勃景象，白银在织机与陶轮间流转，技艺打破身份的藩篱；另一边却是田园荒芜、流民日增，农田被置换为炭窑与工坊。无数人从土地走向坊肆，从农户变为雇工，在时代的浪潮中寻找新的活路。

回望这段历史，古人“上班”的模样，远比想象中更加生动、复杂。他们不仅奔波于官衙与作坊之间，更置身于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迁之中。那些晨光中等待雇主的工匠，那些毅然离乡的农民，连同案牍劳形的官员，共同织就了明代一幅纷繁而真实的“职场长卷”，也让我们看见：每一个时代的忙碌背影里，都藏着社会发展的密码与回响。

□胡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