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我国跨入“十五五”时期的元年，“十五五”时期不仅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常规五年规划周期，更是承接“十四五”规划成果、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关键五年。

图/中经视觉

“十五五”期间新质生产力肩负着重要历史使命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范式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变，过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生产要素量的扩张，而未来经济稳定增长则必须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十五五”期间便是这一“转型升级”的攻坚决胜期。

在这一宏大叙事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被看作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意味着它不是某一个具体产业的代名词，而是一种能够渗透到国民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通用能力。无论是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还是未来产业的培育，其核心逻辑都是通过技术赋能提升效率，从而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而这一过程的关键便在于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培育。

可以预见的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是贯穿“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的核心战略主线，承载着三重使命。

其一，在面临全球地缘经济格局的重塑与挑战时，推动我国逐步摆脱外部技术依赖。步入2026年，全球经济格局呈现出“碎片化”与“阵营化”交织的特征，大国竞争已进入深水区，竞争的焦点从贸易领域扩展到了对未来技术主导权的争夺。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使得“安全”成为“十五五”规划的前置条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首要任务便是构建安全可控的产业体系，过去依赖国际大循环获取技术外溢、以市场换技术的模式已难以为继，我国必须在保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通过自主创新，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将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二，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助力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产业链、供应链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这意味着在“十五五”时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建设被提升至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战略高度，成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国家经济发展根基的重要抓手。新质生产力作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其内涵不仅体现在技术体系的创新突破与先进迭代，更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自主性和可控性提出了刚性要求。这意味着，针对能源、粮食、关键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等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发展命脉的重要行业，中国的产业布局与发展逻辑将实现重大转变，不再单纯以经济效率最优化、生产成本最小化为单一导向，而是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放在优先位置，通过构建多元化供应体系、布局备份产能、设置合理的产业冗余、完善风险预警与应急保障机制等方式，实现效率与安全的动态平衡，从根本上防范产业链供应链断链等系统性风险。

其三，在纵深推进“双循环”战略的过程中，承担起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纽带作用。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是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内核”。新质生产力通过带动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将有效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体系的安全与独立。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不仅解决了高端供给不足的问题，还通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创造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这种供给侧的质变，能够精准匹配并引领日益升级的国内消费需求，从而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堵点，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使国内大市场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富有韧性。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可以提升国际循环的“层级”。在国际大循环方面，新质生产力正在重塑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随着以“新三样”为代表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新增长极，中国正逐步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向高端攀升，改变了过去依赖要素驱动和低成本竞争的传统模式。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中国企业在国际标准制定、品牌建设和核心技术领域的掌控力与话语权，使得中国能够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姿态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汇聚，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十五五”期间新质生产力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将加速对传统生产力三要素的重构。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创造性发展与重构。在这一崭新的理论范式下，经典的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不再是简单的数量叠加，而是发生了从实体形态向数字形态、从单一维度向多维空间的质态跃升，共同驱动着生产力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

在劳动者要素方面，“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实现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型升级。在新质生产力的架构中，劳动者的核心竞争力已基本摆脱了对单纯体力投入的依赖，转而聚焦智力资本的深度开发。在“十五五”期间，两类人才将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一类是具备原始创新能力、能够突破“0到1”技术瓶颈的“战略人才”，即顶尖科学家与科技领军人物等，他们是新质生产力的“大脑”；另一类则是能够熟练驾驭复杂算法、操作高端设备并解决工程化难题的“应用型人才”，即卓越工程师与高技能工人，他们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躯干”。这种人才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对国家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预示着在“十五五”期间，教育体系将更加注重产教融合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实现人力资本供给与产业技术变革的精准匹配。

在劳动资料要素方面，“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实现从“机械化设备”向“智能化设备”的跨越。生产工具作为划分经济时代的标尺，在过去几年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数字化变革。传统的物理机械正在被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系统等新型劳动资料所赋能，使得生产全过程具备了可感知、可模拟、可预测与可优化的能力，极大地提升了制造系统的柔性与响应速度。最具代表性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正深度嵌入生产力系统，逐步内化为核心生产工具，通过人机协作模式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认知边界与创新能力，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跃升发展的“智慧引擎”。此外，“十四五”期间，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被纳入到生产函数的核算之中，成为继土地、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后驱动经济增长的“第五要素”，而“十五五”规划的全面实施将为数据资产化工作提供前所未有的政策机遇，将进一步推动数据从要素资源转变为数据资产，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在劳动对象要素方面，“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实现从“实体资源”向“全域要素”的扩展。传统的劳动对象主要局限于地表的土地、森林及浅层矿产等自然资源，而随着深空探测、深海作业及深地钻探技术的日益成熟以及商业航天、深海经济等未来产业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生产活动已逐步向“深空、深海、深地”等未知战略领域挺进。这种劳动对象的拓展不仅有效缓解了陆地稀缺资源的供给瓶颈，增加了稀土等战略性资源的潜在储备，更极大地延展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理空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与能源保障。与此同时，数据要素通过与其他要素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价值创造机制。当数据渗透进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时，它不再仅仅是被加工的对象，更是一种“催化剂”和“黏合剂”。通过数据流引领物资流、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能够大幅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产生显著的“乘数效应”与“倍增效应”。这种深度融合不仅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更通过精准对接供需，释放出传统经济模式下难以想象的价值增量，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

另一方面，“十五五”期间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底色将更加凸显。绿色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体系中占据基础性与先导性地位，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质的转变——从过去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的粗放型增长，转向追求低碳、循环、可持续的高质量高效率型发展。

首先，发展方式的全面绿色转型，是应对未来国际竞争格局重塑的战略抉择。展望“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碳达峰”的关键窗口期，绿色科技创新将逐步接替传统的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国际贸易新规则正在构筑新的绿色贸易壁垒。在这种环境下，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生产力不仅面临国内资源环境的硬约束，更将在全球价值链中被重新定义为“落后生产力”，面临被征收高额碳税甚至被剔除出全球供应链的生存危机。

其次，数字化与绿色化的深度融合，正在构建我国企业新的“核心护城河”。新质生产力的“新”，在于技术手段的革命性突破，基于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构建的碳足迹公共服务平台，使得碳排放数据可追溯、可量化、可核查。这不再仅仅是企业的合规成本，而是企业获取国际市场准入证、提升品牌溢价的“标配”。数字化工具让绿色生产能力具体化、数据化，从而成为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硬实力。

最后，制度创新为绿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大的要素保障。绿色发展不仅靠技术，更靠制度，随着绿色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扩容，资本市场对于绿色新质生产力的敏感度也在显著提升。金融资源正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工具，精准滴灌至低碳前沿技术领域，引导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向绿色新质生产力集聚，从而在制度层面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起强有力的支撑体系。

“十五五”期间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经济发展

“十五五”期间，新质生产力对于经济的赋能将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强筋壮骨；三是助力未来产业扩容扩围。

在传统产业方面，一种常见的误区是将传统产业视为“落后”的代名词。事实上，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生产制造体系，正是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底气所在。“十五五”期间，传统产业的发展逻辑不是简单的产能扩张，而是通过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双轮驱动，实现从“老旧重”向“高精尖”的蝶变。在高端化方面，传统行业正推动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例如，为满足深空经济的需要，钢铁行业正从生产普通建筑钢材向生产航空航天特种钢材转型。在智能化方面，传统行业正通过“智改数转网联”，普及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利用工业互联网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数据，实现柔性制造和个性化定制。在绿色化方面，传统行业正通过工艺革新和设备更新，大幅降低能耗和排放。这不仅是环保要求，也是应对国际“碳关税”等绿色贸易壁垒的必要生存手段。因此在“十五五”期间，新质生产力并不排斥传统产业，而是助力传统产业通过“工业强基”实现转型升级，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攻坚战。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十五五”期间重点在于提升产业链的完整性和竞争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的比重有望在“十五五”期间得到进一步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在具体方向方面，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行业的新增长极，正处于从“起步试点”向“爆发增长”跨越的关键期，其核心任务在于破解空域管理协同不足的痛点。通过构建适配新型空域的管理体系，推动管理模式从被动审批向主动供给转变，实现空域资源的动态化与数字化配置。此外，商业航天正加速从试验验证迈向规模产业化，“十五五”开局之年的2026年有望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元年。在“链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带动下，通过“共链行动”整合上中下游资源，上海、酒泉等地已形成竞相发展的发射基地与产业集群。未来，随着卫星互联网的全面部署，商业航天将为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与全球物联网提供核心支撑，成为支撑大国竞争的太空基础设施底座。

在未来产业方面，“十五五”期间是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关键时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往往伴随着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通用技术，正在成为赋能千行百业的“加速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特别强调了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布局，其中重点提及了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领域，这些未来产业虽然目前规模尚小，但具有巨大的爆发潜力，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质态，是开启未来产业大门的“金钥匙”，而未来产业则是验证新质生产力成色的“试金石”，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图景。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筑牢根基，通过要素创新性配置注入活水，通过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拓展空间，中国必将在未来产业的全球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的竞赛，更是一场关于制度、人才和生态的综合较量。唯有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勇于变革生产关系，才能在不确定的未来中赢得确定的发展机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十五五”——新质生产力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阶段

总的来看，“十五五”时期注定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分水岭”，这五年不仅是连接过去中高速增长与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桥梁，更是新质生产力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决胜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面临着深刻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外部是西方国家“去风险”与“脱钩断链”带来的长期围堵与技术封锁，内部则处于改革深水区，面临有效需求不足与传统动能减弱的双重压力。面对这一时代的“动能之问”，我国给出的战略答案清晰而坚定：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引擎，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这一战略转型的首要支柱在于技术维度的革命性突破。在“十五五”期间，科技创新将不再局限于单一产品的改良，而是聚焦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及量子计算等颠覆性领域。这些领域代表了“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旨在通过“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技术，从而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这种突破不仅是为了应对外部的“小院高墙”，更是为了抢占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生态优势。

与技术突破相辅相成的是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这是激活经济潜力的关键变量。在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与技术之外，“数据”作为第五大生产要素的价值将在“十五五”期间被彻底释放。2026年作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数据将从单纯的资源转变为可交易、可增值的资产，为产业链提供倍增效应。与此同时，金融要素的配置也将发生质变，“耐心资本”的概念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同于追求短期回报的游资，耐心资本具备“长周期、高风险承受力”的特征，它们不以短期财务收益为首要目标，而是愿意陪伴硬科技型企业穿越漫长的研发周期，这种资本形态的成熟，将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最坚实的血液供给。

在技术与要素的双重驱动下，产业深度的转型升级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实体载体。这并非对传统制造业的抛弃，而是通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改造，重塑产业竞争优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将实现深度融合，生产性服务业将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从而构建起一个具有强大韧性和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然而，生产力的飞跃离不开生产关系的变革。为此，“十五五”时期的改革将聚焦于制度维度的破壁。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促进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同时，财税体制改革将进一步理顺央地关系，为地方政府培育新产业提供动力，破除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真正为新质生产力“松绑”。

尽管前路注定不平坦，但“危”与“机”始终同生并存。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创新驱动与改革开放，新质生产力必将从理论蓝图转化为生动的实践图景。展望2035年，这一转型不仅将奠定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实基础，更将通过在数字文明与绿色转型上的探索，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具有普世借鉴意义的“中国方案”。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杨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