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钱不是万能，没钱却万万不能！”在公共讨论中，我们也会用货币这种文绉绉的术语来取代金钱这种略带贬义的词汇。随着2008年以来不断的金融危机，人们相关货币的话题讨论也越加激烈，在2011年伦敦的一场对经济金融危机的抗议游行中，挂在帕特诺斯特广场英国国民西敏寺银行门口的一个纸板横幅就异常醒目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横幅上写着：“我们才是真正的货币。” 那么钱或者货币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对此却说不清道不明呢，好在奈杰尔·多德的《货币的社会生命》在中文世界的出版，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研究。

多德早年在剑桥大学师从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博士论文就聚焦在货币社会学这个主题上。1995年毕业后，他开始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待就是27年，直到去世。瑞士的社会学家帕特里克·阿斯佩尔斯 （Patrik Aspers）在《经济社会学：视野与对话》杂志讣告里评价：“他的写作把社会学、哲学与思想史有机而富于成效地融合在一起。这一路径引导他去研究‘乌托邦式货币’，把货币置于社会以及旨在改革社会的更大社会运动之中来考察。这些著作以及他的其他工作表明，他不仅在经济社会学领域，而且在整个社会学界都处于杰出的地位。”

撰文｜李晋

《货币的社会生命》

作者: [英] 奈杰尔·多德

译者: 陈玉佩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4月

货币与货币的起源之谜

多德追随齐美尔在1907年出版的《货币哲学》的主张，“货币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理念”， 是“向社会要求价值的权利”，为此多德进一步的扩展了这个观点，他想要论证“货币本质上是一种虚构之物，一种具有强大社会力量且为社会所必需的一种幻象……货币并不一定是国家创造的产物，也未必从一开始就是银行发明的一种信用的形式。” （《货币的社会生命》第6页，下同）

然而货币究竟是什么，从何而来，人们却并没有达成共识。按照熊彼特所言，“任何货币理论都不能通过列举理论提出者关于货币原始历史的观点的错误之处而被驳倒，且没有理论可以通过列举理论提出者论断的正确所在而被证明正确。”（ 第21页）人们通常关于货币的起源的解释，一种是以凯恩斯或者奥地利学派为代表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进行解释；而另一派则从人类学的视角将货币和礼物、纳贡以及宗教的祭祀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多德看来，这里面多数货币起源的理论都是自我循环和构建的传说和神话，同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理论毫无意义，它们仍旧影响着人们的认知，类似经济学家约翰 · K· 加尔布雷斯的观点，神话不只对货币、市场、价格的运转有重要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关乎我们对货币本身的理念，关乎我们关于“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信念（第21页）。

最被经济学界所传播的，无疑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在1892年所写的《论货币的起源》。这个观点被视为是货币起源的物物交换经济学理论的典范。门格尔发现了一个有悖于常规的现象，就是为什么有人会愿意接受一个自己并不需要的商品，也就是货币呢。为了解释这个现象，门格尔构想了这样一个过程，在人类早期的物物交换过程中，某些商品会脱颖而出，更容易销售，在长久的实践和习惯中，这种商品越来越被人广泛接受，最终成为货币。一旦这种物品被普遍接纳为货币，人们就更愿意接受它。当然门格尔也承认，尽管“政治权威在根据贸易要求进行度量衡标准化以及确保货币制度的可信度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政治权威并没有决定什么是货币，货币的起源在于市场而非政治组织。”（第23页）门格尔这种强调自由贸易的理论，不仅受到了后来自由主义者的追捧，也几乎成了经济学界广为接受的“真理”。

《货币哲学》

作者: [德] G.齐美尔 / 齐美尔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年11月

然而，该起源假说从一开始就招致了各种批评和质疑。剑桥大学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荣休教授学者杰弗里·英厄姆 （Geoffrey Ingham）就认为其存在关键的逻辑谬误：它不能解释为何所有行动者都选择同一物品当作 “货币”。门格尔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其实是将个体与总体性的社会权威机构进行了隔绝，从而忽视了制度性的起源（第23页）。与此同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指出门格尔的假设在真实历史中并不存在。我们现代人想当然地认为物物交换不方便，所以认为必须有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来提供便捷。但是在一个熟人社会和小社群中，每个人清楚地了解其他人需要什么以及拥有什么，根本就不需要货币，门格尔的构想不过是“站在现在向后推测一个想象中没有货币存在的时代”（第24页）。

另外一个货币起源替代性的理论就是纳贡：货币并不是在以物易物的过程中出现的，而是首先作为宗教和政治的功能出现，货币是作为宗教祭祀和法律赔偿金的一种支付方式而出现。该观点主张，人类社会早期的赔偿金法的设计初衷是避免人与人直接进行打击报复，赔偿金在古代社会中发挥着平息安抚作用。赔偿金制度通过对个人伤害征收罚款，量化了社会角色的功能贡献。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将社会秩序本身所依赖的社会价值观规范化，并且货币作为债务和赔偿金产生，并不是门格尔所说的平等的物物交换，相反支付的对象是权威性的支配力量 （第30-31页）。并且多德也引用了莫斯名著《礼物》一书的观点，指出了将货币单纯理解为一个匿名化的交换工具这种观点的缺陷。事实上，在人类部落中，人们是以礼物的方式赋予一些物品特别的购买力，而且这些物品最初还被认为具有某种魔法、宗教的属性 ，既能够作为财富价值的衡量，也能够在财富之间进行交换流通。尽管最终这些物品经历了去人格化，也因此成了更为稳定的价值衡量工具。

多德为读者梳理了六种理解货币的理论和视角：物物交换、纳贡、量化、礼物、语言符号、暴力。他特别提醒读者们“货币能够被理解为一个多元变化的领域：并非一个确 定的实体，而是有多种多样的可能。这一框架需要一种对于货币理论应该涵盖哪些内容的特定理解，我们也会多次回到这一点。我们应对货币形式的多种属性进行研究—— 可替代性、可信赖性、便捷 性、匿名性等等，并且给予平等的关注，不能厚此薄彼。”（第58页）

《礼物》

作者: [法]马塞尔·莫斯

译者: 汲喆

版本: 商务印书馆

2016年3月

对于习惯将货币以经济学视角理解的读者，或者喜爱阅读《货币战争》相关书籍的读者，在关于货币起源的这章，多德专门谈及了货币和暴力的紧密关系。以理性化，追求最大利益的经济人假说，实际上并不能够解释货币的存在，相反，社会中的个人往往是通过模仿别人来应对变幻无常的不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之外的力量赋予了货币权威，然后这种权威反过来能强制推行市场规则，多德认为这就使得货币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表达着所有社会关系中所固有的强制的暴力；另一方面，货币具有的调控功能又使得权力合法化，被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基础，“因此货币具有两个灵魂，作为社会暴力的疏解通道和主权的载体。因为货币能够平息安抚暴力，但是暴力却伴随着货币，金融投机中常常伴随着暴力。”（第54页）多德对此总结道：

货币是一种社会纽带，一种联结制度，相互依赖、彼此冲突的社会关系 （如买家与卖家、工人与管理者、债务人与债权人）通过这一制度得以疏通解决。因此，暴力与货币关系紧密相关，是权力部门通过规则制度牵制着暴力。这一机制要想有效运转，关键在于信心：不仅仅是对货币的基本价值的信心，还有对整个货币经济的信心。这种信心既依靠中央银行，同时也依靠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模仿在这一关系中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凯恩斯对动物性的论述，对彼此的信任也很可能变为敌对与暴力。因此，信心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这一关系也赋予货币以永恒的矛盾属性。货币既发挥分裂 （分化）的作用，也推动着同质化 （第54-55页）。

货币的债务和负罪

2008年，雷曼兄弟银行在倒闭时仍拥有价值6000亿美元的资产，是美国的第四大投资银行，此后触发了全球严重的金融危机，这背后意味着金融相对于实体经济结构上的改变。多德关注到了银行金融业的变化，1947年，美国金融业对GDP的贡献是只有2.3%，到1987年则上升到5.8%，而2009年，进一步增长到8.4%，并且在1990——2007年，美国三大银行总资产的份额却从10%上升到40%。这些数据意味着，银行金融业逐渐变为了集中化和官僚化的经济体。

对此，多德用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理论解释了这一过程。明斯基在20世纪40年代曾在哈佛师从熊彼特和列昂惕夫，并且更进一步拓展了熊彼特的周期理论，强调了金融市场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在明斯基看来，现代货币体系已经形成了银行间负债的金字塔，公众将银行存款当成货币，而银行把中央银行的存款当作货币使用。不同的还债过程就形成了三种融资方式，一种是所融资金能够通过现金收入来履行支付合同，就是对冲性融资；如果只能支付利息而不能够偿还本金，从而需要发行新债务来履行到期债务的承诺，就称之为投机性融资；最后如果收入现金流连利息都偿付不了，则被称为庞氏融资。在明斯基看来，随着人们预期的信心不断增长，经济一定会倾向于庞氏，原因就在于金融本身就助长了投机，“银行家必然会利用资产构成进行投机交易，在乐观时期卖出有价证券的头寸，为额外的贷款融资。在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家一定有购回贷款能力，出售他们的投资组合，以更高的利率奖励那些准备放弃现金的人”（第144页）。明斯基的理论展现了人们对于货币和金融的微妙预期，在经济繁荣时乐观，在经济萧条时悲观，反而这种预期更加剧了危机的“死亡螺旋”。

然而在这种“明斯基时刻”下，多德认为不少经济学家避而不谈的是债务问题解决的公平性问题。正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缺乏市场力量和政治表达机会的普通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然而银行金融体系却“向社会要求价值的权利”，多德点评道，“最 后取得胜利的一方让社会底层99%的人深陷债务，并利用经济学理论欺骗性地说服他们投票支持有利于1%的人的政策，以牺牲劳工、工业和民主政府为代价（第158页）。”他认为这种后果也塑造了今天的全球政治，因为债务不再是为资本主义提供助力，而是驱使和改变着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

图/IC photo。

在本书接下来的第四章“负罪”标题下，多德讨论了我们现代这种货币—债务社会的精神基础，解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债务会常常和负面、不道德和羞耻感等联系在一起，如同尼采所描述的那样，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是人们最高的权力感和良心。多德提供了受到尼采影响思想家们如齐美尔和本雅明对于货币社会的理解，多德说道，“我们可以探究‘尼采式’的货币观可能包括哪些内容，并且衡量尼采对货币的社会理论和货币哲学的潜在贡献。从分析之中浮现出这样一种货币观，与更广阔的、准宗教性的关于人类生存和 道德的理想紧密相连：关于我们与自己的关系，与时间的关系，以及与上帝的关系。” （第167页）

尼采的货币观敏锐地洞察到现代的焦虑感和金钱之间的关系，人们囤积金钱是为了急切地实现自身一切的欲望。多德认为本雅明在一篇不为人重视的论文《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中深化了尼采的观点。与韦伯提出的宗教和资本主义具有亲缘性的观点不同，本雅明指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宗教现象，“基督教负罪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命定论债务宗教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等同性”（第176页）。本雅明将整个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内在性、封闭的宗教，以债务为运行逻辑，在这个体系下，“一股巨大的、无法找到解脱的负罪感抓住了异教（指资本主义），目的不是赎罪，而是为了将负罪感普遍化，把它敲进头脑意识中，把上帝纳入负罪体系，一劳永逸，从而唤醒对赎罪过程的兴趣”（179页）。多德惊讶地发现本雅明的观点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末尾对原始资本积累的讨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本雅明写道“公共信用成了资本主义的信条。随着国债的产生，不可饶恕的罪恶，已不再是亵渎圣灵，而是破坏国债的信用了。公债成了原始积累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181页）

不仅如此，多德在谈论货币如何塑造着人性时，还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货币心理学视野。多德将精神分析学家诺尔曼·布朗和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观点联系在了一起，用来描述和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私有财产制度本质是负罪感和对死亡的恐惧在经济层面的表现。这个观点绝非耸人听闻，多德在凯恩斯的著作中就发现了暗示现代人的一种精神状况，凯恩斯在《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中就写道，“把对行动的兴趣向后推延，企图在行动中寻找一种假想的、虚妄的永恒性……对他 （人）来说，果酱并不是果酱，即绝不是今天这听实实在在的果酱，而是想象中的、明天的那听果酱 ……”（第189页）。在另外一篇文章《拜金欲》中，凯恩斯还遗憾地感慨： “我们明确地凭借着我们天性进化发展起来”，唯一的目的就是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说，解决稀缺性问题。他接着反问，“如果稀缺性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将会如何？……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毫无畏惧地期待休闲和富足的时代” （第190页）。这些都说明，货币的意义本身已经超出了经济的层面，而和我们的社会文化、精神密切相关。

金钱和文化

熊彼特曾在《货币与通货》中承认文化和货币之间的重要性，却因为过于错综复杂而不得不被忽视。熊彼特说道“在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的头脑与行为中，货币的意义肯定各不相同。把货币的文化意义化约为一个公分母，或许是一件难事，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货币研究者来说，关注的问题是—— 如果我们非提‘意义’不可的话——经济过程中蕴含在货币功能之中的那种意义。对于这一意义而言，另一种意义（‘文化意义’）只有在它影响货币方面的实际行为时才有价值；这里，解释的有效性问题（有待在个案中予以回答）再次出现，即研究者是否能成功抓住特定文化环境中对于解释货币历史而言至关 重要的种种要素”（第269页）。这段也说明《货币的社会生命》一书研究的艰难和重要性。

货币毫无疑问塑造了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无论马克思所指出的货币象征着物对于人的统治，还是尼采意识到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这些都意味着货币从负面腐蚀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成为人与人建立联系的唯一基础，正如尼采非常负面地概括说，“金钱将所触及的万物抹平，特别是金钱联系着肤浅的中产阶级道德，把所有人放在同一水平，将人性降低至最低的共同基准，而不是提升到最高的范例”（第333页）。

在讨论货币和文化的关系时，多德将齐美尔视为理解文化负面意义的古典货币观的典范。货币在齐美尔的眼中，是世俗之神，“使得我们忽视事物的独特价值，造成的结果是生活的意义从我们的指尖溜走……因为人们那种明确的满足感会变得越来越少。货币将会把所有的价值都削平，让人们忽视真理、道德松懈、对他人漠视，而越来越关注金钱本身”。（第334页）

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尽管齐美尔承认，货币作为交换工具的中介，增加了个性与财产之间的距离，给客观的经济活动和个体色彩之间完全分割，也可能塑造了一条强大的经济纽带，扩展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多德察觉到了齐美尔对于货币抱有着一种矛盾的感情，一方面承认货币是“最为理想化的存在力量，个体生活与历史最为深远的趋势”；另一方面却认为货币“全然的冷酷无情反映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而我们的社会文化本身就是由货币决定的”。 （第338页）

因此，多德并非一无是处地贬低货币的价值，他提醒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能会夸大市场道德危险性的梦魇，实际中货币经济也会带来人们文化生活正面的影响，带来新鲜的社会色彩。多德探究了女性社会学家泽利泽（Viviana Zelizer）的观点指出，货币和市场并非完全外在的力量和文化二元对立，相反，社会过程的复杂性和经济要素之间是彼此关联和塑造的。 （第350页）

泽利泽希望人们用一种更加多元的货币观来理解复杂的现代社会。她发现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和货币的使用越发普及，美国家庭也开始重新评估管理家庭财务和收入分配，这套文化编码同时反映了性别和阶层的差异，但都遵循着家庭的规则而非市场的规则。另外一个例子是生命保险，初看保险就是用金钱来衡量人的价值，甚至暗示着生命的价值可以相互比较，似乎用金钱来补偿伤害和死亡是一种道德败坏。然而，泽利泽却主张“儿童人寿保险市场的发展受到对于儿童本身的估值方式的变迁的影响：一开始是一种给‘神圣’儿童一个体面安葬的方式， 随后成了为儿童未来教育投资的方式……生命与儿童保险都不是商品化的简单案例，也不能用来说明市场价值侵蚀了其他领域，其道德结构立刻遭到了破坏” （第350页）。现实人际交往中，货币并非无情，反而表达着强烈的情感，甚至 “货币也许是当代生活中最富有情感意义的物品；承载着如此强烈而多样的情感、意义、努力，只有食物和性可以与之匹敌” （第351页）。人们在彼此的亲密关系中金钱只是表达关系的一种途径，并不是非此即彼，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想想熟悉的压岁钱，里面就交织着各种社会关系，可能会对此会心一笑。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

货币的未来和乌托邦

今天，比特币和稳定币已经家喻户晓，正如互联网没有兑现最初出现的承诺一样，比特币在十几年后也没有兑现所谓的“自由货币”，反而体现出了国家、大资本对此的操控。多德在比特币刚刚出现时就洞察了这一现象背后的矛盾逻辑，他指出如果货币使用者不再对银行或国家在货币价值管理与保护方面的作用抱有信心，或者对彼此也不再有信心，那么比特币使得我们能够不再需要依赖对银行、对国家、对彼此的信心，其方法是将信任融入软件之中。从表面上来看，比特币的基本原理是确保货币摒除社会生命。这是一种技术乌托邦，建立在“不信任的技术”基础上——这么说毫不夸张。比特币作为一种货币理论进 一步激发着人们的好奇心。尽管比特币是一种虚拟货币，但它背后的哲学表明我们必须把货币当成一件物品：一项我们必须在时 间的流逝中保护它的价值的资产。放眼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所有 观点，比特币背后的货币理论基本上是门格尔式的；实际上，我 们可以说比特币是一种虚拟形式的黄金—— 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在理论上来看，其供给量绝对固定。无需依赖信任，将货币视为物品，基于这两点原因，我们可以认为比特币依赖于一种非常传统的，甚至是保守的货币意象。这就是它的发展让人觉得如此有趣的原因：因为似乎它让人们感到兴奋的原因绝不是因为它的保守性。

不仅如此，多德还进一步指出，比特币不受社会生命干预技术乌托邦的背后，反讽地寻求了权力的支持以及危险，他评论道：

比特币试图消除社会生活中的微妙因素—— 即信任、无能、政治权宜之计，在比特币创始人看来，由政府和银行管理的传统货币系统正是遭到这些因素的破坏，但似乎比特币未来的成功需要依靠更大的社会干预，特别是在监管方面。如果说比特币最初的吸引力源自机器的承诺，那么它后续的生命看起来同样可能以货币的社会生命的重新出现为标志。这一情形不该让我们感到惊讶。正如科学与技术社会学家长期以来所论证的那样，技术制品本身无法自主推动组织形式的运转（在这个例子中即货币制度）。人们与技术制品发生互动，使用它们，在这个过程中既塑造着这些物品，同时在实际的使用中也被它们所形塑，伴随着这一过程，人类、社会、政治因素必然会出现。（第450页）

多德提到，“国家”和“市场”的善恶二元观，让奥地利学派或者货币学派对于国家收取“铸币税”，也就是获得货币面值和创造货币成本之间的差额，曾给予过猛烈抨击。但是今天甚至成为全球热点的稳定币，以及如贝宝 （PayPal）这类的移动数字货币，其实都是以同样的方式从支付中获取价值，不仅削弱了国家的税收能力和对货币的控制，也不一定会让社会和普通人获益。作者用了一个高速公路的比喻，这些另类移动、数字货币的出现相当于公路被私有企业接管，但普通人仍旧要为过路付费，甚至支付更高，只不过私人企业取代了国家。多德认为此处真正的问题是，需要脱离那种 “国家”和“市场 （企业）”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从而知道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放弃寄希望于用一个公式解决所有的问题，“在今日的世界，货币带来的问题不存在单一的解决方案，因为问题也不是单一的……更愿意选择多种版本的政治信条……只作为一对相互制衡的存在，而绝对不会作为一套绝对的生活准则 ” （第464页）。

《比特币的崛起》剧照。

闪光之书

《货币的社会生命》试图回答在近来的金融危机之后，货币何去何从的问题。作者之所以在本书中呈现出从齐美尔、尼采、本雅明这类哲学家的观点，也细致讨论了经济学家门格尔、凯恩斯，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学者、文学家等等的各种观点，就是为了指出货币本身是一个过程，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不可能存在一个独特的、单一的社会学或经济学视角就能够阐明其本质，反而如小说家博尔赫斯在扎伊尔中看到了“所有在历史中和寓言中永远闪着光的钱币”这样的象征，我们也应该采取一种开放性的学术视角，提出多种竞争性的理论来理解货币的本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书是继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之后，真正对货币全面思考的巨著之一。

如果说本书有什么缺陷，那么就是因为所涉猎的广度和深度，会对一些刚刚接触货币主题的读者造成阅读的恐惧，甚至对一些单纯的经济货币理论的研究者，也会在齐美尔、尼采、本雅明或者弗洛姆等等的理论面前感到障碍。此外，宽广的理论可能对有些受到过货币数量化研究影响的读者看来，本书缺乏更多深入的数据和实证的研究。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本500多页的书包含着作者一生的心血，瑕不掩瑜，无论是在理论的深度还是广度都能够给读者提供有益的帮助，也适合不同领域的背景的读者进行延伸性的阅读，为了避免读者迷失在浩瀚的文献和讨论中，多德还贴心地在每一章给出了言简意赅的小结帮助读者理解所讨论的主题，也许能够帮助不同层次读者克服这本厚重之书所带来的难度，去阅读“闪着光的钱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