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6月12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为何唯有杜甫成“诗史”？》的报道。

有人曾问：唐代诗人数量繁多，浩若星辰，仅《全唐诗》就收录了2000多名诗人的近5万首诗，为什么只有杜甫能够赢得“诗史”的美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问题。探究杜甫成为“诗史”的内在原因，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杜甫，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AI时代文学创作的理念、价值和追求。

早在1300余年前，唐代礼部尚书郑惟忠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他问史学家刘知几：为什么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刘知几回答，“史才须有三长”，即才、学、识。自古以来，能同时具备这“三长”的，“罕见其人”。到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刘知几的观点作了补充，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所谓史德，就是著述者的心术必须端正。前贤关于史德、史识、史学、史才的论述，为我们分析杜甫何以成为“诗史”提供了绝佳的视角。

这是2月23日拍摄的丙午马年“人日游草堂”祭拜诗圣仪式。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史德：最纯粹的儒家人格

杜甫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从小受到精良的儒学教育，确立了正统的儒家理想和价值观念。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杜甫的儒家人格十分突出。他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忠孝观念，对儒家描绘的圣贤境界和升平气象非常向往，立志成为一个像“稷”与“契”那样的贤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他却生活在一个儒学日渐式微的时代，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儒服弊于地”，过去那种儒风鼎盛，“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的风光不再。杜甫宦游长安，仕途蹭蹬，与这种大环境不无关系，因此曾激愤地浩叹：“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尽管如此，他从未失去儒家的信念，他在先祖的纪念碑前发誓：“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决心恪守“奉儒守官”的传统，“不坠家声”。之后，他终其一生都在按照儒家的准则生活，于己勤勉节制，于人慷慨仁慈，于家耕读不辍，于国忠君爱民。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仍然对儒学抱有极大的期望，当目睹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肃穆的祭孔典礼时，他情不自禁地赞叹：“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

儒家经典塑造了杜甫的人格，其中《孝经》的烙印尤为深刻。唐代奉行孝治，为了推行孝道，将《孝经》列入童蒙教育课程和科举考试范围。学童七岁启蒙，先学《孝经》，再习《论语》，资质超群的孩子往往四五岁就能背诵《孝经》。杜甫少年时熟读《孝经》，青年时又在儒家圣地齐鲁地区漫游数载，“忠孝”观念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按照《孝经》的经义，所谓“忠臣孝子”并不是简单地服从君亲，而是要勇于谏诤，父亲、君王如有“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一定要做“诤臣”“诤子”“诤友”。而敢谏诤、好直言，正是杜甫最典型的人格特征。在朝廷他谏君，在幕府他谏主，在平时他谏友，在山野他谏民，哪怕为此下狱问罪、权贵疏远、仕途蹉跎，他也在所不惜。

勇于谏诤，正是一名良史必须具备的“史德”。只有具备这个勇气，才能做到“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知惧”，而不是“退处士而进奸雄，排死节而饰主阙”。杜甫能不计个人的进退荣辱、利害得失，直击时弊，对君王的昏聩、权贵的荒淫、边将的骄悍、酷吏的刻剥极尽讥刺，这就是“史德”的体现。

史识：最敏锐的历史洞察

通览杜甫1400余首诗可知，他本是一个乐观豁达、温暖深情、风趣幽默的人，性情深处却有一种饱含忧患的底色。追溯他一生的心路历程，能够发现，忧患这重底色是在他30岁后才进入心灵的。这一年，唐玄宗盛世自满、厌政求福，改年号“开元”为“天宝”，也就是从此时起，杜甫开始为大唐的命运深深担忧。正是这种忧患，促使他放弃自由放任的漫游生活，转而赴长安求仕，希望规谏唐玄宗迷途知返；也正是这种忧患，让他在担任左拾遗时恪尽职守、犯颜谏诤；还是这种忧患，让他在漂泊蜀地、江陵和湖南期间，“身在南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深沉的忧患意识，赋予了杜甫敏锐，让他总能在别人看来司空见惯甚至醉迷其间的社会现象中，看到不祥的苗头，捕捉动荡的端倪，写出《兵车行》、前后《出塞》、《丽人行》等不朽诗篇。

杜甫还具有令人折服的历史意识，这一点表现在关于诗歌创作的思考上，“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总在历史的坐标中衡量自己的诗歌。他的历史意识，也表现在他善用历史经验去观察当世的政治社会。例如，他用开元盛世的太平作比较，尖锐批评后来的社会经济政策；他引西汉和亲的得失为警示，深入分析西南边境的治理策略；他以东汉初年公孙述称帝为镜鉴，沉痛揭示藩镇割据的历史危害。杜甫的历史意识，甚至影响到他诗歌的艺术风格。南宋张戒说：“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杜甫作诗善于用典，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表明他的历史意识远超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深远的历史意识，赋予了杜甫远见，让他很少孤立、静止地看待事物的发展，因而总能从“起于青蘋之末”的微风中，预见到“舞于松柏之下”的狂风。

杜甫的个人命运其实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过的是一种既贵又贱、既富又贫的生活。一方面，他混迹于皇亲贵戚、公卿大夫之中，在长安，“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在成都，“幕下英僚每日相随提玉壶”。另一方面，与权贵们打交道，又难免要放下自尊，仰人鼻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横跨权贵和平民的“两栖”生活方式，赋予了杜甫清醒，让他能够在历史的裂缝里，深刻地体悟到潜藏在盛世表象下的社会矛盾和危机。

杜甫的预见能力是惊人的。清人钱澄之批评他“去秦而秦乱，去梓而梓乱，去蜀而蜀乱，公皆挈其家超然远引，不及于狼狈”，又何尝不是他强大洞察能力的反证呢？

史学：最渊博的文史储备

从其诗文的内容看，杜甫应该是唐代文史知识最渊博的诗人，这与他的家庭背景、个人禀赋和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杜氏一族，家学源远流长，往上可追溯800年，西汉的杜周、杜延年父子是法学家，东汉的杜笃是文学名士，魏晋时期的杜乾光、杜叔毗、杜预善治《左氏春秋》。虽然相隔久远，但杜甫的先祖们对唐代文化生活仍然有很大影响，《文选》等士子必读书目选录了杜笃的文章；唐代钦定的“五经”“九经”“十三经”注本中，《春秋》的注释者就是杜预。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近体律诗的奠基者，五律号称“初唐第一”，“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

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杜甫天资聪慧，“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他的学习条件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他的老师都是当时的名士，他拥有“读书破万卷”的图书资源，十四五岁时就“出入翰墨场”，增长见识和阅历，并且有机会观摩和参与国家祭祀大典等重要礼仪活动，这是儒家教育学以致用的重要途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养成了终身勤读的习惯，无论身在哪里，无论境遇如何，他的诗句里都会出现书卷摊床、群书系船、整理书帙等情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杜甫一生都在行走。从20岁开始，他度过了十年漫游生活，以太湖为中心，他遍游吴越地区；以兖州为中心，他走尽齐赵大地。他的漫游，实际上是一种沉浸式的、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游学活动，一路上，既访求上自春秋、下至秦汉的历史古迹、人文传说，又饱览大唐南北的山川形胜、出产风物；既在交游酬唱中养成了优游风雅的气质，又在呼鹰逐兽中锻炼了坚韧强劲的意志。30岁以后，他的行踪遍及梁宋、两京，更在今天的甘肃、四川、重庆、湖北和湖南等地漂泊十余年。数十年间二万里行程，让杜甫的见闻、知识大大突破了个人生活范围的局限。读他的诗，往往令人大为惊异，他的文史储备、地理常识是如此丰富，生僻的典故，信手拈来；远方的风土，了如指掌。同时，即使他身处僻远、人在旅途，也能及时掌握朝廷和各个地区的政治动态、人事变化、军事态势和经济状况。

500年前，杜甫的先祖杜预因处理政务“无所不有”而赢得“杜武库”的美称。其实，杜甫胸中所藏，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称其为“杜武库”，在其先祖面前应该毫无愧色吧。

史才：最勇猛的诗歌精神

杜甫20多岁时写下千古名篇《望岳》，是泰山诗中第一首脱离鬼、仙、禅主题，具有纯粹审美意义的诗歌。他从年轻时就显示出来的摆脱束缚、首开风气的魄力，一直到老也看不到丝毫衰竭的迹象。

杜甫的才力，来自取法高远、努力不懈。“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他年少时就把当时最高的文学典范作为自己超越的目标，一生孜孜以求，竭力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晚节渐于诗律细”。杜甫的才力，也来自海纳百川、博采众长。他对诗经、楚辞、汉赋、魏晋诗文烂熟于心，运用自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东下姑苏台”“放荡齐赵间”的漫游经历，暗合当时南北文学融合的潮流，使他的诗歌不仅词句清丽、音韵婉转，而且格局宏大、气象开阔。杜甫的才力，还来自饱经风霜、渡尽劫波。在那个充满动荡的时代，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天灾与人祸的交叠、苛政与战乱的摧残，使他的诗歌愈发呈现出沉郁顿挫、悲凉厚重的风格。杜甫诗歌的丰富性是空前绝后的，元稹说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样的评价，即使放在今天也不过分。

杜甫的才力所及，使他的诗歌抵达一个绪密意深、千汇万状、随心所欲的境界。他勇于复古开今，在恢复“诗经”教化功能的同时，努力拓展诗歌的表达能力；在规矩谨严的前提下，运用自如地开辟新路，自成一家。他创制了“以诗纪传”的诗歌体裁；他创造了“即事名篇”的乐府诗创作方法；他创新了一种“戏题”的、以诗论诗的诗论形式；他还打破千年来的审美禁忌，突破诗、文、史的界限，在诗歌中把“议论”“叙事”“典故”“俗语”等元素用到极致。他的勇猛精神，使诗歌描写历史事件、承载历史内容成为可能。明人李东阳对此有精辟论述：“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著不得。其势必久而渐穷，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

正如刘知几所言：“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杜甫兼具史德、史识、史学、史才“四长”，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