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远帆，今年三十二岁。

此刻我站在罗安达机场的到达大厅，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工作签证，汗水把衬衫领口浸得透湿。

安哥拉的热风裹着咸腥的海味扑面而来，周围全是黝黑的面孔和听不懂的葡萄牙语。

三个月前我还在深圳的出租屋里啃泡面，如今却踏上了非洲大陆。

这一切要从那条短信说起。

“远帆，非洲项目缺人，月薪三万起步，干两年能攒五十万。”

发消息的是我大学室友钱程，他比我早半年来了安哥拉，在一家中资建筑公司做现场管理。

我当时刚被公司裁员，信用卡欠了五万，房租还差两个月。

看到这条消息时，我犹豫了整整三天。

我妈打电话来问近况，我骗她说换了新工作，待遇不错。

挂了电话我就订了机票。

现在想来，那大概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冲动的决定。

来接我的是钱程和一个当地司机。

钱程晒黑了不少，穿着沾满灰尘的工装裤，见到我就咧嘴笑。

“远帆，你可算来了！这边什么都好，就是女人太热情，我怕你吃不消。”

我笑着锤了他一拳，心里却忐忑得很。

车子驶出机场，沿途的景象让我说不出话。

破烂的铁皮屋沿着土路两边铺开，光着脚的小孩在垃圾堆里翻找东西，妇女头顶水桶走在烈日下。

这就是安哥拉，一个刚从内战走出来没几年的国家。

我被分到了公司位于本戈省的项目部，负责一片住宅区的施工监督。

项目部不大，二十来个中国人，加上一百多号当地工人。

住的地方是集装箱改造的活动板房，一间屋子摆两张铁架床，电风扇嗡嗡响了一整夜。

来的第一个星期，我几乎睡不着觉。

热，闷，蚊虫叮咬，还有远处传来的鼓声和歌声。

当地人好像永远不知疲倦，晚上十一二点还在唱歌跳舞。

白天干活的时候，我注意到工地上的当地女工。

她们跟中国女人完全不同。

中国女人干活讲究效率，恨不得把所有活一口气干完。

当地女人不一样。

她们一边干活一边聊天，时不时停下来逗逗孩子，或者跑到树荫底下歇会儿。

刚开始我挺着急，觉得这些人太懒散。

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

项目部有个当地翻译叫阿娜，二十三岁，长得不算漂亮，但笑起来特别真诚。

她父亲在内战中死了，母亲拉扯她和三个妹妹长大。

阿娜会一点中文，总是缠着我教她新词。

有一天中午休息，我在树下吃盒饭，阿娜走过来坐在旁边。

“赵，你为什么来安哥拉？”

我嚼着米饭想了想：“为了赚钱吧。”

“在中国赚不到钱吗？”

“也不是，但这里赚得多一些。”

阿娜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木薯饼递给我。

“尝尝，我妈妈做的。”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又硬又酸，差点没吐出来。

但我还是咽下去了，笑着说好吃。

阿娜高兴地拍手，说她明天再带给我。

那天下午干活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阿娜每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不到一千块，但她每天都很开心。

我一个月拿三万，却总觉得不够。

到底是谁出了问题？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开始慢慢适应这边的节奏。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七点上工，中午休息两小时，下午五点下班。

晚上没什么娱乐，大家就聚在一起打牌喝酒。

钱程总爱讲他在安哥拉的艳遇，说当地姑娘有多开放。

“远帆，你别不信，只要你想，随时都能找到女人。”

我不置可否。

说实话，我对这种事没什么兴趣。

我有个女朋友在国内，叫沈悦，在银行上班。

我们谈了一年多，感情还算稳定。

临走前她说等我回去就结婚。

我信了。

来安哥拉第三个月，项目部来了个新同事。

女的，中国人。

她叫陆瑶，二十八岁，学土木工程的，被公司派来做技术指导。

陆瑶长得不算惊艳，但气质很好，说话做事干净利落。

她来那天，项目部十几个男人眼睛都直了。

毕竟在这地方待久了，看见母猪都觉得眉清目秀，更何况是个正经的中国姑娘。

陆瑶住在隔壁的集装箱，跟我只隔一道薄薄的铁皮墙。

晚上我能听见她打电话的声音，有时候是跟家里报平安，有时候是跟男朋友吵架。

她男朋友也在国内，听说是个程序员。

两个人隔着六个小时的时差，经常因为小事闹别扭。

有一次半夜两点，我被她摔门的声音吵醒。

出去一看，她蹲在门口哭。

我犹豫了一下，走过去递了瓶水。

“没事吧？”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赵远帆，你说人为什么要谈恋爱？”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在旁边坐下来。

那个晚上我们聊了很多。

她说她来非洲是为了逃避一段失败的感情，结果逃到这里还是逃不掉。

我说我来非洲是为了钱，结果发现钱也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她笑了，说我们俩真惨。

从那以后，我跟陆瑶的关系近了一些。

但也仅限于偶尔一起吃个饭，聊聊工作上的事。

我心里清楚，在这种地方，男女之间走得太近容易惹闲话。

何况我还有沈悦。

转眼到了年底，项目部搞了个简单的跨年聚餐。

大家喝了点酒，气氛热闹起来。

钱程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远帆，你知道吗？我老婆跟我离婚了。”

我愣住了。

他从来没提过这事。

“她嫌我不在身边，嫌我赚的钱不够多。”钱程红着眼眶，“可我他妈的在非洲拼死拼活，不就是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吗？”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拍拍他的肩膀。

那天晚上我也喝了不少。

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我给沈悦打了个视频电话。

响了很久没人接。

我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最后发了条消息：“新年快乐。”

过了半小时，她回了两个字：“快乐。”

我心里咯噔一下。

女人的直觉告诉我，事情不对劲。

果然，春节前一周，沈悦打来电话。

“远帆，我们分手吧。”

电话那头很安静，她的声音平静得可怕。

“为什么？”我问。

“我等不了了。一年见两次面，每次待几天就走。我需要的是一个能陪在我身边的男朋友，不是一个活在手机里的人。”

我想解释，想挽留，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她说得对。

我给不了她想要的陪伴。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抽了一整包烟。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阿娜看出我心情不好。

“赵，你怎么了？”

“没事。”

“你骗人。你的眼睛告诉我你有事。”

我苦笑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说。

阿娜想了想，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木雕递给我。

“送给你，这是我爸爸以前刻的。不开心的时候就摸摸它，会好起来的。”

我接过木雕，是一只粗糙的小鸟。

“谢谢你，阿娜。”

“不用谢。赵，你要记住，难过的事情都会过去的。”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非洲姑娘，比很多读过书的人都活得通透。

年后复工，项目部来了个大活儿。

我们要在一个月内完成八栋楼的封顶，甲方催得紧，工期压得死死的。

所有人都忙得脚不沾地。

陆瑶作为技术指导，每天都要在各个楼栋之间来回跑。

她瘦了一大圈，脸上的黑眼圈浓得像化了妆。

有一天下午，我正在三楼盯着钢筋绑扎，突然听到楼下传来一声尖叫。

跑下去一看，陆瑶倒在地上，脸色煞白。

旁边几个当地女工围着她，叽叽喳喳说着什么。

我挤进去把她扶起来：“怎么了？”

“头晕，可能是中暑了。”

我摸了摸她的额头，烫得吓人。

赶紧叫人开车把她送到镇上的诊所。

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就是过度劳累加营养不良，需要好好休息。

我守在病床边，看着她挂着点滴睡着了。

她睡着的样子很安静，眉头却一直皱着。

不知道梦见了什么。

等她醒来，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你怎么还在？”她问我。

“怕你一个人出事。”

她笑了笑：“赵远帆，你真是个好人。”

“好人有什么用。”我自嘲地说，“好人还不是被人甩了。”

“你也分手了？”

我点点头。

沉默了一会儿，她说：“我也是。”

我们相视一笑，笑得有些苦涩。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宿舍，在门口站了很久。

她推开门，回头看了我一眼。

“要不要进来坐坐？”

我摇了摇头：“早点休息。”

她没再说什么，关上了门。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也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但有些事情，一旦做了就回不了头。

我不是圣人，我只是不想在两个人都脆弱的时候做出错误的决定。

四月份的时候，安哥拉进入了雨季。

大雨一下就是一整天，工地被迫停工。

闲着没事，我开始跟着阿娜学葡萄牙语。

阿娜很高兴，说我学得很快。

其实我只是想找点事情做，让自己不去想那些烦心事。

有一天下午，雨停了，阿娜说要带我去她家看看。

她家在罗安达郊区的一个贫民窟，铁皮木板搭成的房子歪歪扭扭挤在一起。

她妈妈是个瘦小的妇人，看见我来了，热情地端出木薯和香蕉。

屋子里没什么家具，但收拾得很干净。

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士兵。

“那是我爸爸。”阿娜指着照片说，“他死的时候我才六岁。”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她妈妈不会说英语，但一直朝我笑，往我手里塞吃的。

临走的时候，阿娜送我到路口。

“赵，你觉得我们家怎么样？”

“挺好的，虽然穷，但很温暖。”

阿娜笑了：“是啊，我们虽然穷，但我们有彼此。”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幸福真的跟物质没有太大关系。

五月中旬，工地上出了事。

一个当地工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断了腿。

按照合同，公司只承担医疗费，不给误工赔偿。

那个工人的妻子跪在项目经理面前哭，说家里就靠丈夫一个人挣钱，现在他倒了，全家都要饿死。

项目经理不为所动，说这是规定。

我看不下去了，私下找到陆瑶商量。

“能不能从咱们的奖金里匀一点给他？”

陆瑶想了想：“行，我那份可以拿出来。”

最后我们凑了两千美元，偷偷给了那个工人的妻子。

她感激涕零，非要给我们磕头。

我连忙把她扶起来，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两千美元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一笔小钱，对她来说却是救命钱。

这个世界从来就不公平。

六月，雨季结束，天气又开始热起来。

项目部来了个新领导，姓刘，据说是总部派下来的。

刘经理四十多岁，胖乎乎的，说话慢条斯理，看起来很好相处。

但他上任第一天就开了个会，说要整顿纪律。

“从现在开始，所有人不准私自外出，不准跟当地人走得太近，不准在工作时间闲聊。”

台下鸦雀无声。

大家都知道，这是在针对谁。

自从上次捐款的事传开后，我在项目部就成了异类。

有人说我假好心，有人说我破坏规矩。

刘经理在会上虽然没有点名，但眼神一直往我这边瞟。

散会后，钱程把我拉到一边。

“远帆，你小心点，这个刘胖子不是善茬。”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在这地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点了点头，心里却不服气。

凭什么？

就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就可以把当地人当二等公民看？

但这种话我没说出来。

说了也没用。

七月初，阿娜突然找到我，说她妈妈病了，需要做手术。

手术费要三千美元，她拿不出来。

我二话没说，把自己攒的钱借给她两千。

“我会还给你的。”阿娜红着眼睛说。

“不急，先治病要紧。”

这件事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刘经理耳朵里。

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赵远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本事？拿着公司的工资去做好人？你以为你是谁？慈善家？”

我低着头不说话。

“我警告你，以后再让我知道你乱花钱，你就给我滚蛋！”

从办公室出来，我气得浑身发抖。

陆瑶在走廊尽头等着我。

“没事吧？”

“没事。”

“别跟他一般见识，他就是那种人。”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晚上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开始怀疑自己来非洲的决定是不是对的。

为了钱，我放弃了国内的一切。

可现在呢？

钱没攒多少，女朋友没了，还要受这种窝囊气。

值得吗？

八月份，安哥拉迎来了独立日假期。

项目部放了三天假，大部分人都去了罗安达玩。

我没去，一个人待在宿舍看书。

傍晚的时候，阿娜来了。

她妈妈的手术很成功，已经出院了。

她是专程来感谢我的，还带了自家酿的木薯酒。

我们在院子里坐着，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夕阳把天空染成橙红色，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

“赵，你喜欢安哥拉吗？”阿娜突然问。

我想了想：“说不上喜欢不喜欢，但这里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学会了什么？”

“学会了珍惜，学会了知足，学会了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

阿娜笑了：“你变了很多，刚来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是吗？”

“嗯，那时候你看起来很焦虑，总是皱着眉头。现在你好多了。”

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也许我真的变了。

但这种变化是好是坏，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九月，雨季又要来了。

项目部开始赶工期，所有人都累得像狗一样。

刘经理天天在工地上转悠，动不动就骂人。

大家都憋着一肚子火，但敢怒不敢言。

有一天中午，陆瑶中暑晕倒了。

这次比上次严重，直接进了医院。

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躺在病床上输液，脸色苍白得像纸。

“你不能再这么拼命了。”我说。

“不拼命怎么办？工期完不成，刘胖子又要骂人。”

“那就让他骂，命是自己的。”

陆瑶看着我，眼眶突然红了。

“赵远帆，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真想一走了之。”

“那就走啊。”

“走不了。签了合同的，违约金二十万。”

我沉默了。

我们都是被生活绑住的人。

身不由己。

十月，阿娜结婚了。

对象是隔壁村的一个小学老师，老实本分的年轻人。

婚礼办得很简单，就在她家门口的空地上。

我也去了，随了两百美元的份子钱。

阿娜穿着白色的婚纱，笑得特别开心。

她端着酒走到我面前：“赵，谢谢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祝你幸福。”我举起酒杯。

“你也要幸福。”

喝完那杯酒，我突然有点伤感。

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我见证了一个女孩的人生重要时刻。

而我自己的人生，却还悬在半空中，不知道会落在哪里。

十一月，项目终于完工了。

八栋楼如期交付，甲方很满意，给项目部发了奖金。

刘经理在庆功宴上喝得满脸通红，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赵，干得不错，以后继续努力。”

我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钱程喝多了，拉着我絮絮叨叨说个不停。

“远帆，你知道吗？我打算回国了。”

“什么时候？”

“下个月。我不想再待下去了，我想回去重新开始。”

“回去能干什么？”

“不知道，但总比在这里强。至少能见到家人。”

我看着他的眼睛，里面有疲惫，也有期待。

也许他说得对。

我们终究不属于这里。

十二月，安哥拉的夏天到了。

热浪滚滚，连呼吸都觉得费力。

项目部接到了新项目，在更偏远的省份。

刘经理找我谈话，问我要不要去。

我拒绝了。

“为什么？”他不解地问，“那边补贴更高。”

“我想回家了。”

刘经理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手续办得很快。

临走前一天，我去跟阿娜告别。

她已经怀孕了，肚子微微隆起。

“赵，你真的要走吗？”

“嗯，该回去了。”

“还会回来吗？”

“不知道，也许不会了。”

阿娜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她从脖子上取下一串项链，挂在我的脖子上。

“这是我妈妈给我的护身符，送给你。保佑你一路平安。”

项链是用彩色珠子串成的，中间挂着一个木质的十字架。

“谢谢你，阿娜。”

“不客气。赵，你要记得，无论在哪里，都要好好活着。”

我用力点了点头。

离开的那天早上，陆瑶来送我。

她站在机场入口，风吹乱了她的头发。

“回去之后有什么打算？”她问。

“先找个工作，然后再说吧。”

“还会联系吗？”

“会的。”

我们都知道这只是客套话。

一旦分开，有些人就再也见不到了。

登机前，我回头看了一眼这片土地。

红色的土壤，破旧的房屋，热情的人们。

在这里待了快一年，经历了太多事情。

失去了爱情，收获了友情。

明白了生活的残酷，也看到了人性的善良。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城市，突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像是解脱，又像是失落。

十几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

走出航站楼，冷气扑面而来。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熟悉的潮湿味道。

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钱程发来的消息。

“兄弟，到家了吗？”

“到了。”

“好好休息，改天一起喝酒。”

“好。”

我收起手机，拖着行李箱往外走。

广州的夜晚灯火通明，到处都是人。

地铁里挤满了下班的白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疲惫的表情。

我突然有些不习惯。

在安哥拉待久了，已经不习惯这么多人，这么多车，这么快的生活节奏。

回到家，打开门，一股霉味扑鼻而来。

房间还是老样子，桌上积了一层灰。

我把行李放下，倒在床上。

天花板上有块水渍，跟走之前一模一样。

一切都没变。

可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躺了一会儿，我起身打开行李箱。

里面除了衣服，还有一些从安哥拉带回来的小物件。

阿娜送的木雕小鸟，彩色项链，还有几张合影照片。

照片上，我和阿娜站在她家门口，阳光刺眼，我们都眯着眼睛笑。

那时候还不知道离别来得这么快。

我拿起手机，翻到阿娜的号码。

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拨出去。

算了，让她好好过日子吧。

第二天，我开始找工作。

投了几十份简历，面试了七八家公司。

有的嫌我工作经验断档太久，有的嫌我要价太高。

跑了半个月，还是一无所获。

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出租屋里喝闷酒。

手机响了，是陆瑶。

“喂，在干嘛？”

“喝酒。”

“找到工作了吗？”

“没有，你呢？”

“还在项目上，估计明年才能回去。”

沉默了一会儿，她说：“远帆，你有没有后悔去过非洲？”

我想了想：“没有。”

“真的？”

“真的。虽然吃了不少苦，但也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可能到现在还是个井底之蛙。”

陆瑶在电话那头笑了：“你倒是想得开。”

“不然呢？日子总要过的。”

挂了电话，我继续喝酒。

凌晨两点，醉醺醺地躺在床上。

恍惚间，我好像又回到了安哥拉。

烈日，尘土，铁皮屋。

阿娜的笑脸，陆瑶的眼睛，钱程的叹息。

一切都那么清晰，又那么遥远。

第二天醒来，头痛欲裂。

我挣扎着爬起来，洗了把脸。

镜子里的自己憔悴不堪，胡子拉碴。

“赵远帆，你不能这样下去。”我对自己说。

整理好心情，我继续投简历。

终于，在一家小型建筑公司找到了工作。

工资不高，但够生活。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姓王，也是从非洲回来的。

面试的时候，他看到我简历上的安哥拉经历，眼睛一亮。

“你在安哥拉待过？”

“是的，将近一年。”

“哪个项目？”

“本戈省的住宅区项目。”

老王点点头：“那地方我知道，条件艰苦啊。”

“还行，习惯了就好。”

“年轻人能吃苦，不错。”

就这样，我被录用了。

工作内容是现场监理，跟之前在非洲干的差不多。

不同的是，这里的工人都是中国人，沟通起来方便多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我租了个稍微好点的房子，买了辆二手电动车，每天上下班。

周末偶尔约朋友吃饭喝酒，日子过得平淡但充实。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是会想起安哥拉。

想起那片红色的土地，想起那些黝黑的面孔。

想起阿娜说过的话：“赵，你要记得，无论在哪里，都要好好活着。”

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过年的时候，我给阿娜打了个电话。

信号不太好，断断续续的。

“阿娜，新年快乐。”

“赵，是你吗？好久没联系了。”

“是啊，你还好吗？”

“我很好，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很可爱。”

“恭喜你。”

“你呢？在中国好吗？”

“挺好的，找了份工作，慢慢来吧。”

“那就好。赵，你要幸福。”

“你也是。”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烟花。

心里暖暖的，又有点酸酸的。

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路。

但那段路，会永远留在记忆里。

春天来了，广州的街道上开满了紫荆花。

粉色的花瓣飘得到处都是，像一场温柔的雪。

我骑着电动车穿过花雨，去工地巡查。

路上经过一家幼儿园，孩子们正在操场上玩耍。

笑声清脆，像铃铛一样。

我突然想到阿娜的女儿，她现在应该也会走路了吧。

不知道她会不会像她妈妈一样，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和真诚的笑容。

到了工地，工人们已经开始干活了。

老王站在脚手架下面，对着图纸指指点点。

看见我来了，招招手：“小赵，过来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我走过去，跟他一起研究图纸。

阳光照在图纸上，有些晃眼。

我眯起眼睛，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

也是在阳光下，也是在工地上。

阿娜递给我一块木薯饼，笑着说：“赵，尝尝，我妈妈做的。”

那时候我还不太习惯那种味道。

现在想想，那大概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木薯饼。

“小赵？小赵？”

老王的喊声把我拉回现实。

“啊，怎么了？”

“发什么呆呢？我说这个地方的钢筋间距有问题，你看看是不是。”

我回过神来，低头认真看了看图纸。

“没错，间距大了五公分，得让他们返工。”

“行，你去跟他们说一下。”

我点点头，朝工人走去。

脚步坚定，不再犹豫。

生活就是这样。

不管你经历过什么，最终都要继续往前走。

而那些走过的路，见过的人，都会成为你的一部分。

让你变得更坚强，也更柔软。

就像阿娜说的，无论在哪里，都要好好活着。

这大概就是我来非洲最大的收获。

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逃避。

而是为了学会如何真正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