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将军是红四方面军的杰出人物，红军时期，他就已经担任军长，职务比许多后来的开国上将还要高。而杨成武，作为一位正兵团级的上将，出身于“双红一”，是毛主席十分重视的军政全才干部，也是中央红军的骨干之一。在建国之前，虽然两位将军并未有太多交集，彼此也仅仅是耳闻大名，但随着时局的发展，彼此的关系逐渐加深。

尤其是在六十年代，许世友个人的处境变得非常艰难，杨成武却义无反顾地伸出了援手，这让许世友对杨成武心怀感激，二人的关系也由此变得更加紧密。

1966年，运动波及军队，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人，如许世友、聂凤智和陶勇等，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在压力之下，决定以养病为由，住进了大别山的医院。为了保全自身安全，他还带上了随行的警卫部队。许世友此举虽然并不算太稳妥，但至少能为自己赢得一些时间。面对局势的复杂性，他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暂时保护自己。

然而，长时间不在南京办公，显然已经违反了纪律，这种做法难免会带来不良后果。但回到南京后，形势并没有好转。许世友意识到再拖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决定向毛主席和杨成武求助。为什么选择杨成武呢？因为此时杨成武的职务已经超越了许世友，担任着全军代理总参谋长，许世友知道，如果通过杨成武的帮助，自己的求救信能够顺利送达毛主席，而且杨成武的影响力足以在军队内引起重视。

杨成武是一位刚正不阿、心地善良的将领，他不仅关注军队的整体局势，还会顾及到各个军区干部的处境。很快，杨成武便将许世友的困境详细汇报给毛主席，并随信一并送上。毛主席一直信任许世友，毕竟在红军时期，许世友就曾在毛主席的帮助下化险为夷。因此，毛主席当即指示，派飞机将许世友接回南京，并恢复他作为司令员的正常工作。许世友因私自前往大别山的事情，并未受到任何追究，主席还特意派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亲自去接人，这一举动也显露出毛主席的深意。

这件事情过后，许世友对杨成武感激涕零，心里一直想着如何报答杨成武的恩情。在随后的工作中，许世友积极配合杨成武的指示，关注总参动态，并时刻希望能够帮助杨成武。然而，许世友渐渐发现，杨成武的行事风格并不讨好某些人，甚至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在北京。许世友对这一切有着敏锐的判断，他不禁对秘书说道：“杨总长的这种做法，恐怕不长久。”许司令何以如此担心？

事实上，杨成武自己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承认，当时他做出了一些决策，过于耿直和刚硬，甚至得罪了不少人。由于对某些集团的指示没有及时落实，或只做有限度的处理，给了一些人可乘之机。杨成武在任时坚持严格抓军事训练，而不是过于强调政治，这种做法与四野领导的意图相悖，导致一些人觉得他过于“硬邦邦”，也让一些私事无法妥善处理。比如，杨成武因不熟悉叶群而拒绝为她出具抗战时期的入党证明，这使得叶群十分不满。一次，叶群甚至冷嘲热讽地对杨成武说：“林总身体很好，你不祝他健康也没关系！”

因此，杨成武在军队中的地位日益尴尬，逐渐成了一些人眼中的“眼中钉”。他试图维持军队的秩序，但过于刚直的个性终究导致了他与部分高层的矛盾。1968年3月，杨成武因一宗莫须有的罪名被免除职务，并遭到隔离审查，整整数年蒙冤。最终，黄永胜取代了杨成武的位置，成为了新的总参谋长。许世友的预言成了现实，杨成武的直率和刚硬不仅使他失去了职务，还让他深陷困境。许世友对此非常痛心，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也只能默默叹息，无法提供更多帮助。

与杨成武的直率不同，许世友虽然同样具备强烈的原则性，但他在处理复杂局面时显得更加圆滑，体现了较高的情商。1967年张春桥接回许世友后，许司令依旧能够有效地控制南京军区的局面，保持军队的独立性，不让外部势力干扰军队事务。在表面上，许世友从未与张春桥发生过冲突，他甚至对同事们表示：“张政委是有水平的，理论扎实，‘能总结、会提高’。”这些话虽表面上是赞扬，实际上却含有深意，暗示了他对局势的敏感和掌控。许世友巧妙地避免了与张春桥产生公开的矛盾，同时也成功地在军区内保持了自己的地位，避免了不必要的风险。

1974年，杨成武恢复工作后，许世友多次表达对他真挚的关心，二人之间的友谊始终未曾改变。到了1976年，已经调任广州的许世友，在关键时刻全力配合叶帅的指示，对南京军区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干预，帮助聂凤智等干部彻底铲除相关集团的余党。许世友的智慧与手腕，令许多人深感钦佩，真正显示了他作为一位军事领导的非凡才能。